父亲教学 / 潘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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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水美文》

︱第556期

中国 ● 西部文学微刊

Chinese Western literary journal

「父亲教学」  

文/潘铭

我上小学四年级以前，父亲还没有到学校去教书，还在家里做推车子的“气轱辘”，偶尔也起到汤峪河里砍棍、割扫子，到集上去卖。父亲虽然苦些，但一家人的生活倒也不是紧巴巴的，当然谈不上宽裕，勉强能塞饱肚子罢了。如果是星期天，父亲就会把我叫到跟前，他一边做着气轱辘子，一边给我出着算术题，题目不深奥、也不拐弯，很直接，就是一个轱辘子卖多钱，几个能卖多钱？或者一个轱辘子多少钱，别人给了多钱，要找回多钱？对于这类题，我做得多了就摸到了门道，遇到“共”或者就用“加法”或者“乘法”，遇到“差”或者“找”就用大数减小数，一般都能算准确。

那年正月初上，支书爷到我家串门坐在我家火炕上，父亲就给支书爷说，他想到村里学校当老师。支书爷跟我父亲的关系好，办事效率也高，过完年父亲就参加了村里的考试，到村里小学当了老师。父亲一到学校就担任五年级班主任，给我带语文。当时，小学还是五年制，教师也就七八人，原上樊老师是校长，也是学校里唯一一名公办教师，其他几名老师都是村里的人，我不是叫叔就是叫爷，他们和父亲一样都是民办教师。

父亲不会说普通话，老师们都不会说普通话。父亲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不理解父亲为啥要当这个叫学生们天生就讨厌的老师，我唯恐同学们私下议论父亲的一言一行。上课时，我的后脑勺特别能感觉到二队那几个男生们乜斜的像刀剑一样的目光，尽管他们坐在我身后。他们跟我的关系一直不对卯，有意无意之间总是对我蔑视、挑衅，我都是很自强地忍耐着。所以，整整一个学期我很自卑、也很无奈。直到我上初中时，公社文教干事想叫父亲到社中教学，父亲征求我和哥哥的意见，我俩坚决反对，给父亲说：你到社中教学，学生能把你噘（骂）死了，外村的那些学生哈怂得很。好像老师天生就是学生们水火不能容的公敌，对于老师们的一些遗闻轶事学生们常会津津乐道，捣蛋的同学还给每名老师起了一些诸如“烟鬼”“二球”“么沟子”“红鼻子”的绰号。为了我的自尊，父亲没有到社中教学，直到他病退时教的还是小学数学、语文。

父亲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但我很少抬起头看过他。别的老师讲课时都是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走个不停，父亲却搬个凳子坐在讲桌前，除了要在黑板上写字，其余的时间都是坐着讲课，对于父亲的这种讲课方式，我感到特别别扭、反感。父亲朗读课文的时候，就像领导讲话，三五字一顿声音很大。学完《蝉》一文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蝉就是知了，还没有听觉。父亲给我们出的作文题是《蚂蚱》，与以前其他老师给我们布置的《难忘的一天》《我的老师》等等类似的作文题，相去甚远而且还很怪异，连写作文很好的几个女生都不知道咋写？父亲就自己写了一篇，还冒名顶替我写了一篇，还在课堂上把他写的两篇作文上给大家念。我没有体会不到父亲的两篇大作写得好，我觉得把自己写的作文拿出来给大家念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写作文一般都是用左手捂着写，最怕叫同学们看见，老师看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到社中上初一，贺老师叫我们写一篇题目叫《我的祖母》的作文，我写好后父亲硬要给我修改。说实话，整篇作文除了题目是贺老师出的，内容基本上全是父亲修改的。这也可能是我对祖母的印象不深的缘故吧，祖母在我上小学那年的春天就去世了。尽管父亲认真地给我修改了，但当时贺老师也没有看那篇作文，更没有用红笔写上个“阅”字。这也是情理之中事情，一个班里60多个学生，我像空气一样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无色无味无形。贺老师是街上的人，一般情况下他只看街上几名学习好的女生的作文。到了冬天，学校要举办作文展览，贺老师无意中翻开了我的作文本，看到了那篇作文，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的这篇作文写得好。我说：是我爸写的。贺老师问：你爸是谁。我说我爸是谁谁。贺老师说：你爸是弄啥的。我说：我说是个民办教师。贺老师也是个民办教师，但是我理直气壮对答如流。贺老师就给了我几张作文纸，让我把那篇作文重新誊写了一遍，但在那次学校作文展中，我很用心也没有找到我认真誊写的那篇作文。

父亲给我当了一年班主任，我的成绩提高不少，懂得了啥是声母、啥是韵母。汉字注音除了声调以外，基本能把声母韵母拼到一块去。那时考试汉字注音是必考题，国家也对我们农村学生特别关怀，汉字注音不要求标出声调，只要求拼出声母韵母就行了，所以我汉语拼音就进步很快。现在，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在电脑上用拼音熟练的打字，这都得以父亲的教育，小学拼音基础牢固。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

小学毕业考试，我不能说没考好，我正常发挥了自己全部的学识水平，勉强考上初中，全年级四个班，一个班40多个人，按成绩分为四个班，一班是重点。我被分到了四班，也就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班，父亲可能感到脸上无光，狠狠地说了我几句。还好，社中由于教室不够，把我们四班十多个学生插班到一班。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知道谁是一班的谁是四班的，我就浑水摸鱼地上了一阵子。但不久因我跟同学打架就把自己的老底给揭穿了，当时贺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叫我站起来询问打架的事情，他突发奇想地问我是哪个班的，我说是四班的，贺老师说“难怪呢”。对贺老师当时的语气和眼神我还记忆犹新。多年以后，贺老师调到我们村教学，和我父亲共事了一段很长时间，相处得很好，还到我们家串过几次门。

父亲在我们村教了十多年书，跟我同岁的、比我小的基本上都是父亲的学生。父亲对学生很严厉。父亲最受学生们诟病的就是拿教棍打学生，下手重，打得狠。父亲的思想很传统，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父亲的思想是错误的，他棍棒式的教育，没有取得好的效果，他教过的学生把书念成的都不到凤毛麟角，我村与我同龄的人除了种地就是干建筑。二队那几个男生，学习不好，也不听话，经常被父亲罚站、扯耳朵、打棍子。我总认为他们跟父亲的仇是入骨的，要记一辈子的。现在，我的这几个同学都五十多岁了，这几年春节我回家过年，他们几个到家里谝闲传，说我跟父亲很相像。他们有说有笑地回忆着父亲抡起教棍打他们的情景。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他们的回忆是宽松而喜悦的，是学生对老师特有的思念和感恩。

我上中专那几年，父亲被调到吴家寨、鲍旗寨学校，还是民办教师，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多块钱的工资。我哥上高中，我弟上初中，刚够我们仨个一个月的生活费，家里遽然紧张起来。父亲的工资常常不能按时发，一拖就是半年十个月，我们就感到生活很艰难。但是父亲每天一包羊群烟没有断过顿，还要时常给其他舍不得买烟的老师发上一两颗。父亲在外村教学，吃住都在学校里，闲时间多，就跟川里的几个老师写小说，还报名参加写作培训班。父亲写了很多短篇小说，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第一读者，他总是很有把握地将这些所谓的作品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投递出去，百分之一百二都是泥牛入海，连个回音都没有。可是父亲很执着，他还以农村改革初期为背景，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用了整整一个暑假才给他誊写完毕，八开的白纸整整一拃厚，当然也没有发表。我母亲整天嘟囔：你爸把纸给费美了。父亲写过字的那些纸以前还放在旧屋桌子的抽屉里，以后弟弟盖了新房，那张旧桌子可能被当柴火烧了，那些纸张也可能付之一炬了。现在回忆起来，父亲用水笔、毛笔写了那么多的字，给我写了那么多信，我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来。

到我侄子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国家给父亲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公办教师的身份，父亲请村里的人吃了饭、喝了酒，还包了一场电影，美美地庆祝了一番。父亲一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钱的工资，但是好景不长，没有两三年，父亲就病退，父亲的教师生涯在病痛中歪歪扭扭地画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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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潘铭：1969年9月生人，蓝田焦岱洋峪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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