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疫情下的情人节

疫情下的情人节

文/程广云

鼠年开年令人难忘。这不，情人节又到了。绝大多数情人们在区区封闭/村村封堵-户户隔离下怎么办？干着急也没用。

我们现在的“正能量”除了斗争（与病毒魔鬼、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违法违规敌对势力作斗争）之外，就是爱了：小爱、大爱。可是这种爱的表达异乎寻常：大家戴着口罩手套护目镜甚至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保持一米以上安全距离，人与人零接触，除了飞吻之外，国民发明了“隔空拥抱”的崭新礼仪。好在我们还有微信号微信群朋友圈，相比非典时代只有互联网便利许多。可是“隔空爱情”毕竟不如现场爱情。

在瘟疫流行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威胁！传染病所造成的局面，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戏剧家萨特在他的哲学戏剧《间隔》（《禁闭》）中的那句格言“他人就是地狱”一样，“他人就是病毒”。病毒是一种形上的存在，常人看不见摸不着。问题不仅在于感染率死亡率，而且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这次新冠病毒及其所引发的疾病（2019-nCoV，COVID-19）相比当年非典之所以更加可怕，是因为我们在它的传染源传播方式潜伏期等等问题上迄今为止仍然存在诸多盲点。当然我们坚信：人类之爱必然战胜一切病毒。那种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形势下六亲不认以邻为壑，内有地域歧视外有种族歧视局面迅速在人类之爱中消解，就是一个铁证。

情人节（Valentine’s Day）风俗来自西方基督教，纪念某圣徒。“情人”或为泛指，概指“有情之人”。但是，中国“情人”，或为特指，专指已婚男女“奸情”。或将七夕作为中国情人节，不妥。牛郎、织女都是未婚男女，不是情人，而是恋人，可谓中国恋人节。在现代汉语日常用语中，“恋人”“爱人”“情人”这三个词界限分明：“恋人”是指未婚男女，“爱人”是指已婚男女，“情人”是指非婚男女。当然，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都模糊了，乃至婚否不忌，男女不限。

情人现象流行，除了人性之外，还有文化根源。据说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原本是家庭本位，因此绝不容许个人自由破坏婚姻家庭，所以“通奸”犯法，“捉奸”合法。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本位，因此只要两厢情愿，无不可为，他人不可干涉。但是，这样归咎于西方文化亦非客观全面。譬如早有美国电影《廊桥遗梦》对婚外恋婚外情的批判以及对回归家庭本位的期盼，颇有别于我们对西方性自由性开放的印象。须知，中国传统“妻妾成群”“三妻四妾”“三宫六院”之类文化糟粕伴随“帝王后妃”“宫女太监”“才子佳人”之类影像叙事已经反转成为文化精华，在诸多古装戏尤其宫斗剧中冠冕堂皇大行其道几十年了，挠得人心痒痒，对于国人心理民族心态更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这种风气影响到了我们，于是就有“七年之痒”“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种种谬论应运而生。近年反腐风暴揭露许多老虎、苍蝇都有“情人”，可见“糖衣炮弹”的威力了。其实这也只是当今中国情人现象冰山一角。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乃是基本人性。两种资源分配更是基本政治问题。社会的不公和不义，经济资源（财富）分配是一个基本方面，性资源分配是另一个基本方面。战争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财富），也是掠夺性资源。和平时期两种资源交换或明或暗成为常态。因此腐败不仅在于权钱交易，而且在于权色交易。

也许，疫情下的情人节可以转换为恋人节和爱人节。除了彻底孤独之外，它使人伦之爱变得更加切身贴心，爱人家人是真正同呼吸共命运的意思。现在人们都说反思，这或许也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之一。

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编辑：卫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