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连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66)

原著连载(66)

第七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主要是围绕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

[改善民生]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 随着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确立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民生问题日益受到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成为“十二五”规划蓝图中最绚丽的亮点。

早在《尚书·大禹谟》中,就有“正德,利用, 厚生,惟和”的治国理政智慧。这就是说,要把国家治理好,为政者首先必须“正德”,就是尽人之性,以正人德;其次是善于“利用”,即“利民之用”,学会利用自然资源,利用“商通货财”之类为民众的生计服务;第三是要“厚生”, 即“厚民之生”,经世济民,使民众的生活富足,充裕;第四是要“惟和”,协调好社会关系,实现人际和谐,建立和谐的理想社会。《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是“民生”一词最早的出处,其含义一般是指民众的基本生计。

孔子继承上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并加以引申发挥。子贡问老师:“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孔子说,这哪里仅仅是仁道,这是圣德啊。(《论语·雍也》)他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看做是比仁道更高的圣德,就是尧、舜那样的圣人也难以完全做到。孔子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代从事过许多社会底层的艰苦劳动,自述“吾少也贱(地位很低),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使他一生对广大民众抱有深切的同情,也是他提出“仁者爱人”、“博施济众”思想和“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政策主张的重要原因。孔子描述的“大同”社会,是一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和谐社会,其中饱含着对天下苍生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关怀。

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鉴于明王朝覆亡的沉痛教训,对日趋空疏的"明心见性"等空谈进行了有力批判,从"济世"、"救民"出发,继承先秦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崇尚务实之风,针砭时弊,启迪民智,在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提出了新的思想和观点,被称为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实学思潮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就是对"厚生利用"之学的提倡、研究和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

到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高举“天下为公”的旗帜,提出民主共和的建国纲领和“三民主义”思想。他给中国传统社会的“民生”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5页)“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5页)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来实现民生幸福,从而把民生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关注民生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特征的“民生观”,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为人民谋利益的重要手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改善民生,为人民谋利益,主要体现在争取劳苦大众的生存权上。毛泽东指出:“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811页)“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7页)“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9页。)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强调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指出:“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988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改善民生,为人民谋利益,主要体现在首先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民生活总体达小康。邓小平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邓小平给后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总结中国百年以来兴衰荣辱历史而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他反复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在南方谈话中,谈到怎样估计改革开放时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发展,成为中国走向强盛、人民迈向富裕的关键词。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过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改善民生,为人民谋利益,主要体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切实维护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维护人的发展权上。江泽民强调指出:“我们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17-118页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和稳定的大局出发,始终把解决好人民生活问题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569-570页)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他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又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改善民生,为人民谋利益,主要体现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解决好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上。2002年12月6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重要观点。他还多次反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严重滞后的问题,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之后,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十七大上写入党章,成为党在新世纪的指导思想之一。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民生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民生问题的具体体现,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诸如食品安全、房价、学费、看病难、看病贵……这类让人犯愁的事情一旦处理得好,就能极大地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增强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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