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且涟猗 || 诗意地行走(4)
清 且 涟 猗
风 流 著
回 眸
诗意地行走
四
西湾崖毕竟是一条小小的水沟,连一只竹筏子也载不开,偶有一条小鱼儿浮出水面,摆尾一跃,便是难忘的一朵浪花了。然而,它像所有的河流一样,来自远方,又流向远方,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它不停地寻找,因为它坚信,更好的风景永远还在前面。于是,我经历中的少年丧母、中考落榜、高考失意、分配失望,连同生活的困顿、工作的挫折,便都成了流水喘息的驿站。
读懂了流水,心头便燃起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所以,伴随着每一次被迫或自愿的迁徙,我的新家都有一个或许被人讥为穷酸的书斋名字。我把参加工作之初,饱受压制、遭受流言的一间寒室,叫做“处女堂”;把学校门口一丛青竹后面,三面有窗、一面开门的两间冬凉夏热的低矮护校室,称为“翠竹斋”;把学校后院两间做过盛盐仓库的平房,唤作“松竹园”。我预感到,在乡政府宿舍院住了两年后更换的第三处住房,也不会长远,便命名为“一隅轩”。但春天一到,还是在窗前栽上了美人蕉,构成一个诗意盎然的小院儿。两年后又搬到一处较大的院落,种了花草,还有蔬菜。墙外有高大的白杨,墙内便成了“绿荫居”。居了几年,又一个寒冷的冬天过后,我到城里安了家,这便是“一鹤轩”。楼前是难得的一片旷野,栽满了桃树,远近连绵的群山,擦着蓝天白云,便入眼帘。曾有诗人相问:“桃花源里可耕田?”
当许多思索的碎片变成笔下的文字,感觉便如同刚生下婴儿的母亲。不同的是,前者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需通过媒介;而后者不管你认不认,都要悉心呵护,精心培养使其成人。前者身不由己,后者却可以而且必须付出主观努力。当今大大小小的文学报刊,多如牛毛,但一般作者想发表文章却是难上加难。两个原因:一是商业社会里,这些报刊都要“养家糊口”,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所以,交钱发稿,便成为一条“潜规则”。而一般作者,大多身处底层,功不成,名不就,拿钱发稿,既无力,也耻之。当然,也有例外,为“支撑门面”,这些报刊又不惜屈尊,主动邀请并高酬厚待知名作家为其“贴金”。其二,很多编辑看多了手痒,编常了眼红,也蠢蠢欲动,业余便常有大作问世。自己的地里种自己的庄稼,常了,一则自己觉得没了新意,二则也有“举贤不避亲”之嫌。于是,互通有无,你发我的,我发你的,既扩大了阵地,又增加了名气,还免了口舌。但一样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光看这些现象,也难免失之偏颇。如果你有惊世之作,相信肯定不缺伯乐的眼睛。但在国民素质普遍提高的今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全民写作同全民健身、全民上网、全民炒股一样,迅速普及开来。文学的整体底座,已经上升为“青藏高原”,你一般的“海拔”,就入不了眼了。这样一来,还写不写?还得问自己,为谁而歌。
最近有报道,在谈到中国打不开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强调,一个作家写作时,心境是要单纯的,只有把要写的东西写好那才最为重要。如果作家总是想到为了获得某一个奖而写作,那将会干扰他的作品本身。铁主席的这番话,同样适用于业余作者。业余作者虽不以作家为职业,但仍然是把写作当作趣事、当作真事、当作大事来对待。抱有功利目的的作家,难出传世之作;想以写作出人头地的业余作者,难有大的出息。文章是心灵的自然流露,失去了本真的内心,便乱了审美的标准,流淌出来的肯定不会是琼浆玉液。
或许正因如此,在茫茫人海中,凝眸细察,竟可以发现,还有那么多的人在“舞文弄墨”。他们大多都是白天为生活四处奔波,夜晚则以阅读和写作荡涤着尘世的喧嚣,消解着人生的艰辛,独守着一处圣洁的心灵家园。有时,二三同志者也可以在小店里要几个小菜,“一壶浊酒喜相逢”,抽着廉价卷烟,进行心的交流。其中,或许有的人还要成天遭遇包括来自亲朋甚至家人那鄙视的目光与言语。他们可否也大醉一回,高歌一曲“世人皆醉我独醒”?
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官员也从事业余创作(文坛自身的官员不算)。节假日,他们放弃一切无聊的应酬,静下心来在纸上梳理自己的思绪。在西安,贾平凹便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官员作者,有副省长,厅局长,县委书记,也有财政局长,组织部长,还有企业干部。值得欣慰的是,这些人写作不是附庸风雅,不为沽名钓誉。他们的作品都源于各自的工作实践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多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关注人生。还记得几年前有位朋友对我说过,泰山脚下也有一位官员,每天晚上8点以后就闭门谢客,潜心阅读与写作。当时忘了问此人是谁。倒是有一位知名人士,我高攀一点说,是我的“师姐”,如今网上流行称呼“学长”,泰安师专中文系校友桑新华女士,为官之余亦有此雅兴。她当过教师,任过宣传部长、副县长、外事办和侨办主任等职,眼下仍是泰安市教育局长。说她日理万机,也不算太过分。但当她将一本厚厚的《天门听风》呈献给读者时,她的业余时间在哪里,就可想而知了。我读过她的《与泰山对视》,没有一颗宁静的心,也就没有那深情的目光。或许她占尽了天时地利,但仅仅如此,也不会有冯骥才作序的那些文字。我在《东西南北肥城人》一书中,读到过这位老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在繁忙的工作中,寻找一个静下来读书思考的瞬间,保持一种精神的充实,内心的宁静,生活姿态的平衡,然后再到工作中去释放智慧和理性的光芒,使自己的生活高品位、多层面,使自己担负的管理工作更近科学和效率,二者相得益彰,岂不是人生的一个精彩乐章?”在我工作的办公楼上,还有一位“诗人市长”,他叫孙其昌,分管城建,工作之余,不断有诗歌见诸报端。他咏《桃花潮》,叹《行道柳》,工作入诗,诗化工作,寄人文情怀,著公仆本色。前段时间,我还与同过事的兄弟张德奇又有过交流。前些年常在报上发表散文的他,当了镇长以后,仍“痴心不改”,还坚持记着日记,写着文章。这些“为官的”业余作者,业余时间顾此就不及彼,不去喝酒,不去跳舞,不去“桑拿”,不去赌博,一心耕耘着心中的一片净土。我就想,我们的政府官员,倒不一定都像他们一样,业余时间都去写作,但是,在闲暇时间,如果都能多读一篇文章,少玩一场游戏;多添一份思考,少扯一份闲谈;多一些健康情趣,少一些低级庸俗;那么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少一些麻木,多一些忧患;少一些心机,多一些正义;少一些歪风,多一些正气,整个社会也就向和谐又迈进了一步。
美的诱惑是挡不住的,何况写作本身就富于人生思考和人文关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马背上吟成了不朽的革命史诗;江泽民同志在治党治国的间隙,也赋诗寄情;温家宝总理的《仰望星空》一诗,一如既往地体现着他的“平民意识”;原外交部长李肇星则是享有盛誉的“诗人外交家”;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韩喜凯的叙事长诗《妈妈的脚印》,更是怀了一颗感恩的心去追忆、去缅怀、去讴歌崇高、伟大的母爱。而纵观近年来读过的一些官场小说,如王大进的《欲望之路》,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国画》、《梅次纪事》,既有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也有对跻身于官场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
既然这些领袖和官员都爱写作,那么我这个基层小吏的业余练笔,就不是“不务正业”了。穿行于“夜与昼”两处风景,虽然在有些人看来,未免太累了些,太愚了些,太酸了些,但我却把夜里的写作看作是白昼工作的“换脑”休息,看作是我构想中的心灵大厦之一砖一石。况且祖上遗传给我的智商,没有赚钱之道,我也就只好乐此不疲了。虽然我的“脚力”还远远达不到让伯乐欣赏的程度,但我还记得当年中学课文《二六七号牢房》(选自捷克作家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些文字。那些囚犯(革命战士)善良而诚挚地迷恋着歌唱,他们用一种诚心诚意的爱来歌唱,即使把A调唱成B调,又有什么关系呢?“生命就快结束,这是一个人活得最顽强的时候,有什么理由停止歌唱呢?”用生命歌唱,应该是夕阳下最凄美的乐章了。只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耐住性子听下去。
许多作家都是苦于生前,荣于身后。屈原、曹植、司马迁、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乃至现代的鲁迅,莫不如此。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张炜说过的那句话:“艺术家永远是一个人行走。”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才能有高洁的品格与不朽的作品。高山仰止,我当然根本不敢和这些大师相比,但其精神是可以传承的。人生一世,本为看风景而来,想顺手捞点“外快”,则是奢侈了。
这样想了,便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走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面前。我要不停地走下去,向着“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目标,不懈努力。
一梦醒来,我发现,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一块风水宝地上。北倚五岳独尊的泰山,南看孕育了大汶口文化的大汶河,便感叹儿时的个头实在太矮,看不到周围的这些风景。其实,泰山汶水南北相距尚不足百里,山水相恋,自古歌吟不断,何况脚下还有一片桃林呢?
2007年11月4—17日于“一鹤轩”
作者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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