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新书文摘：许祖华《鲁迅小说修辞论》

作者简介

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已独立出版学术专著八部。主编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国家外译教材及普通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教材《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各一部。在《文学评论》等国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三项，均已完成。

三、重估启蒙价值的文化思想与油滑修辞

如果说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对人的价值重估是最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内容的话，那么，鲁迅对启蒙价值的重估则是《故事新编》中最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大众启蒙价值的重估，一个方面是对启蒙者，也就是知识分子价值的重估。

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不仅是鲁迅从“弃医从文”开始就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鲁迅创作自己小说的基本指导思想。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很中肯地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这可以说是鲁迅对自己《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的基本思想意图的总结，如果将鲁迅对自己两本现代小说集的思想意图的总结进行提炼，那么关键词就是“启蒙”，即鲁迅自叙的他创作小说的重要目的“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启蒙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主题，曾经是五四时期各类新文学作品争相表达的内容，而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主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更是将启蒙的主题作了深刻的演义，并以一个否定性的命题具体化了启蒙的价值指向：改造国民性。他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鲁迅集中宣扬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文学成果，是他对改造国民性这一启蒙的中心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优秀的艺术结晶。

但是，当五四高潮过后，1926年，鲁迅孤身一人从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中心北京来到坐落于东海之滨的厦门大学，在这里他又一次地经历了孤独的生命体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2]写了《奔月》和《铸剑》两篇历史小说。再后来，当新文学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之后，鲁迅又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另外五篇历史小说。此时的鲁迅，虽然心境和处境都与五四时期完全不同，虽然小说创作的取材从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生活转向了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取材来描写神与古人的生活，但是，对于改造国民性这一启蒙的核心问题，他仍然没有放弃思考，不仅没有放弃思考，而且还对自己在五四时期十分热衷地表达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进行了反省，对启蒙的价值进行了重估。重估的基本结论是：启蒙无效，甚至可以说，对大众的启蒙完全失败了，自己曾经怀抱的“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完全落空了。这一个时期，鲁迅作为“左翼”文坛的领袖，虽然在1930年发表的《习惯与改革》中也真诚地认为：“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3]，在1932年发表的《二心集·序言》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4]，但1934年当他发表《朋友》一文时又清醒地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5]对这种现象的发现以及所作出的“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的判断，实际上表面了鲁迅“对于群众／庸众的态度却又归回到原先的麻木难救了”[6]。鲁迅对“群众／庸众”的这种态度正反映了鲁迅对自己曾经热心地从事过的启蒙、改造国民性工作一无效果的失望，甚至还可以说是一种“绝望”，一种“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7]的绝望。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鲁迅决定“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促成八则《故事新编》”[8]的时候，尤其是从1934年到1935年他创作《故事新编》中的后五篇小说的时候，每当涉及关于对大众启蒙的问题时，或者说，每当鲁迅希望通过“故事新编”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启蒙问题的重新思考及价值重估的思想倾向时，鲁迅常常根据现实的需要，采用“以古鉴今”的方式，将自己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采用的题材及所塑造的人物进行现代性的处理，或者有意识地将古代的情景与现代中国的情景进行对照似的书写，“把原始时代与民国时代对应”[9]，甚至直接将自己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所见的社会现实、各类人物以及相关思潮“生硬”地纳入小说之中。鲁迅之所采用如此的方式进行“故事”的“新编”，这是因为，“'历史小说’在鲁迅这里，不是写历史，而是借了历史作框架作背景，借了历史已有'定论’的人事来重做编排，透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情感倾向。”[10]鲁迅对历史故事的这种“新编”，不仅很有效地完成了自己对启蒙价值重估的思想表达，而且也由此使自己所采用的油滑修辞的手段在具有思想表达的合理性的同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请看这些例子：

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理水》

小穷奇看出了伯夷在发抖，便上前去，恭敬的拍拍他肩膀，说道：

“老先生，请您不要怕。海派会'剥猪猡’，我们是文明人，不干这玩意儿的。什么纪念品也没有，只好算我们自己晦气。现在您只要滚您的蛋就是了！”《采薇》

人们却还在外面纷纷议论。过不多久，就有四个代表进来见老子，大意是说他的话讲的太快了，加上国语不大纯粹，所以谁也不能笔记。没有记录，可惜非常，所以要请他补发些讲义。《出关》

以上这些例子都选自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历史小说，也就是被学界同仁习惯地称为“后期”的历史小说。事实上，鲁迅对启蒙价值的重估，不仅在后五篇历史小说中有直接的表达，即使是习惯上被学界同仁归入鲁迅“前期”创作的历史小说《铸剑》中也有鲜明的表达，如，我已经在前面引用了的《铸剑》关于眉间尺与“干瘪少年”争吵的场景的描写，就已经表达了鲁迅对“看客”讽刺与批判的思想倾向，这里所表达的对“看客”讽刺与批判的思想倾向，我们如果与《呐喊》、《彷徨》中所表达的思想倾向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说，在《呐喊》、《彷徨》中鲁迅着重刻画的是看客们面对所看的对象呈现出的“麻木”的神情，如，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小说《示众》就是如此，鲁迅对这些麻木神情的“看客”的批判更多的是怀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展开的话，那么，在《铸剑》中着重刻画的则是看客们面对所看的对象呈现出的“幸灾乐祸”的神情，很明显，鲁迅对这些幸灾乐祸的看客的批判则没有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而是完全的“失望”，“失望”于看客们的无是非、无同情心，“失望”于他们对别人（即眉间尺）遭遇的“津津有味”，这种“失望”，正是鲁迅对启蒙“无效”的一种情感表达。

当然，《铸剑》中对启蒙价值重估的表达，虽然也使用了油滑修辞的手段，但，与后五篇历史小说中对启蒙价值重估的表达所使用的油滑修辞手段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铸剑》的油滑修辞是基于对道家关于“丹田”学说的讽刺展开的，其油滑性的生成主要在于“干瘪少年”基于道家关于“丹田”的学说所展开的推理及提出的“要求”的可笑性，整个叙述与描写没有使用具有明显的现代标志的词语（这也许就是人们认为《铸剑》中没有油滑的直接理由），也没有如《补天》中似的插入针对现实的人物与情节，而我上面所列举的三个例子中油滑性的生成则首先就表现在采用了具有明显的现代标志的词语方面。这些具有明显的现代标志词语的使用，不仅成为了这些小说油滑修辞手段最显然的特征，而且，这些具有明显的现代标志词语的使用，还有效地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隔膜，从而使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在“穿越”了古事、古人的束缚之后，直接呈现出对现实的针砭与批判，而这些现代词语所构成的油滑修辞，也通过这些现代词语折射出了现实的意义。当然，在上面所列举的三个例子中，虽然通过使用现代词语所构成的油滑修辞及所显现的现实意义是各不相同的，但没有例外的是，它们都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鲁迅对启蒙价值重估的思想。

在上面我所列举的第一个例子中，鲁迅使用“大学”、“幼稚园”来指称远古时代的教育机构，很明显是用现代的词语来指称古代的事物。古代虽然也有培养高级学者的学堂，但却没有用“大学”这一名词来称谓，更多的是用“院”来称谓，如湖南的“岳麓书院”；至于“幼稚园”则不仅名称是现代的，而且，这种教育机构还是到了现代才有的，是现代教育体制构成的一个部分。鲁迅在这里用这些现代词语来指称远古时代的教育机构，虽然呈现出显然的“油滑”性，但其中所包含的却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其批判直接针对现代社会，而落脚点则是启蒙问题。

从小说中的叙述来看，“百姓们”之所以都“混混沌沌”，就是因为“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社会没有为老百姓们读书提供场所，将灌输知识的教育机构都关闭了，老百姓们没有机会接受相应的教育，所以，他们才成为了不明事理的“混混沌沌”的人，成为了只能在“檐前，路旁的树下”谈治水的大禹“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的事情的人，成为了无法自己凭借自己的理性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的解散，幼稚园的关门，不仅在小说中具有实写洪水滔滔时的社会状况的作用，也不仅具有现实的象征的意味，而且，鲁迅实际上是用油滑修辞的手段将对大众启蒙失败的原因也一并揭示出来了，这个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没有为大众提供应有的现代教育。鲁迅在小说中只列举了“大学”与“幼稚园”关门的事实，而没有列举其它教育机构，如一般的“学堂”等，这也是很有匠心的，因为，大学和幼稚园这两个教育机构，正代表着现代教育的两极：幼稚园是现代社会最初级的教育机构；大学则是现代社会最高级的教育机构。从人受教育的过程来看，从幼稚园到大学，正是人接受全面教育的完整过程，而从小说的叙述与描写来看，两极教育机构都已关闭，也就等于是“全面”地堵塞了百姓们接受教育的途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在小说中要用现代词语来指称远古的教育机构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要特意地采用油滑修辞的手段了，因为，这种油滑修辞的手段所揭示的是重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所表达的是鲁迅对五四以来就沸沸扬扬地倡导的对大众的启蒙为什么会没有任何效果，为什么会失败的思考。

在第二例中，鲁迅同样使用了现代性的词语“海派”。很显然，“海派”，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事物，还是作为一个指称概念，在伯夷、叔齐的年代都是不存在的，它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出现后才有的事物，所谓“海”指称的就是“上海”，而在伯夷、叔齐的年代，上海还没有开埠，更遑论有所谓“海派”呢？“海派”则是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身处上海的一批文人的称谓。鲁迅让自己在历史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小穷奇使用这样一个指称现代事物的现代词语，虽然在表明上是以油滑修辞的手段在“信口开河”地打趣，但也正是由于采用这种油滑修辞手段形成的“信口开河”地打趣，却不仅从一个特殊的方面（即“以古鉴今”的方面）完成了鲁迅对启蒙价值重估的表达，而且也使鲁迅对重估启蒙价值的表达具有了艺术的合理性，这正是鲁迅采用油滑修辞的艺术匠心与思想匠心之所在。

从艺术匠心看，鲁迅让自己虚构的一个以拦路抢劫为谋生手段的小穷奇使用指称现代事物的现代词语，虽然表明看来是很油滑，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深层的分析则会发现，正是这种有意识的油滑却在事理逻辑上将小穷奇这样的下层人与启蒙思潮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小穷奇在穷乡僻壤做拦路打劫的营生却能十分顺溜地使用现代时髦的词语，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小穷奇也经受或者说接受过包括启蒙在内的新思潮的洗礼或影响，否则，他不会如此顺溜地使用时髦的现代词语，他能顺溜地使用时髦的现代词语正表明他接受过或者说至少是还喜欢时髦的现代事物。

陆燕生绘

从思想匠心来看，鲁迅让身处下层的小穷奇在实行抢劫的时候使用现代词语来表情达意，实际上是以油滑的修辞手段呈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的事实，即，经过了几十年的启蒙，像小穷奇这样拦路打劫的强盗也不过是学会了使用时髦的现代词语，他一如既往地仍然进行“拦路打劫”的行为则表明，他虽然能熟练地操持现代时髦的词语为自己进行冠冕堂皇的辩护，但却并没有改邪归正，而小穷奇这种并没有改邪归正的结果，则以最现实的事实说明像小穷奇这样的下层人，在精神上并没有得到改变，而小穷奇精神上并没有得到改变的事实又以可以验证的事实说明了启蒙的无效性，特别是对大众启蒙的无效性。正是从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说，小说虽然写的是“古事”，甚至是无稽可考的古事，但映照出的却是现实的景况，而现实的景况之所以能得到映现的艺术上的直接依据又正是小穷奇使用现代词语这一油滑修辞。所以，“海派”这一个现代词语在小说中的使用，虽然表明上似乎是“信口开河”，但深入地透视则可以发现鲁迅思想与艺术的匠心。

最有意味，也是最充分地表达了鲁迅对启蒙价值重估结论的是第三例。在这一例中鲁迅也使用了一个现代词语“国语”，这个词语也是到了现代才出现的，它指称的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现代汉语。小说中那些听老子讲学的人将自己没有听清楚老子所讲授的内容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是因为老子的“国语不大纯粹”，这陈述的似乎确然是事实，因为鲁迅在小说的前面已经交代了，给大家讲学的老子“没有牙齿，发音不清”，又加上“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没有使用纯粹的“国语”，所以，大家自然听不懂老子讲学的内容，但也正是在这种似乎确然的陈述中，一种油滑的意味也力透纸背地发散出来，或者说，鲁迅是采用了一种油滑修辞的手段在陈述一种事实，而从油滑修辞的基本价值指向，即否定性价值指向来看，鲁迅采用油滑修辞其意当然是在否定老子的学说，这可以说是鲁迅使用现代词语构成油滑修辞的直接的思想目的，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现代词语的使用并不仅仅具有否定老子学说的思想意义，它同时也具有否定老子“讲学”过程的艺术目的。在老子要开始讲学的时候，听众们是如此的踊跃，“于是轰轰了一阵，屋子逐渐坐满了听讲的人们。”但当老子侃侃而谈之后，大家一会是“彼此面面相觑”，一会“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为面子起见，人们只好敖着，但后来总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人们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当然是老子的学说太“玄”，人们实在听不懂，鲁迅曾经指出：“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论，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相互叹赏，得些自己满足。”[11]另一方面的直接原因则是老子的“国语不大纯粹”。由此可见，老子讲学的效果是完全没有达到的。而老子因为国语不大纯粹所导致的讲学的失败，不仅以隐喻的形式，或者说是“以古鉴今”的方式表达了鲁迅对启蒙大众失败的结论，而且也由此凸显了“国语”的重要意义，而“国语”的重要意义的凸显又以功能的形式表达了鲁迅对大众启蒙失败原因的认可，因为，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工作，它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借助语言文字，而如果传道者连国语都说不好，自然无法将所谓新颖或者高深的学问传递给大众，当大众无法接受或者了解传道者的学问，不仅传道者的学问自身的价值无法得到实现，而且大众也就等于是什么都没有接收到，更遑论得到什么启蒙呢？所以，在这一语段中，鲁迅使用一个现代性词语“国语”，不仅将古事——老子讲学与今事——启蒙以“借古鉴今”的方式联系了起来，风趣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启蒙问题的思考及对启蒙价值重估的否定性结论，而且还从逻辑上揭示了语言（国语）与启蒙的必然关系。这也许就是鲁迅采用油滑修辞——用现代词语写古事的一种良好的艺术报偿吧。

对大众的启蒙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不堪咀嚼的结果呢？除了别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不在别处，而在哪些曾经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看到，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为我们塑造了一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既有现代的，更多的是古代的。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塑造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价值，一方面当然具有审美价值，因为，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塑造的这么知识分子形象，尤其是主要形象，如老子、庄子、墨子、鸟头先生等，都是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又具有一定共性特殊的典型人物，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价值则是，在鲁迅所塑造的这些古代与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身上，不仅含纳了鲁迅对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深刻认知或重新认知，而且也含纳了鲁迅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其中，对启蒙问题的重新思考及价值重估，又是鲁迅所塑造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身上所含纳的十分重要的内容，也当然是最值得分析的内容。

如果我们也按照鲁迅的方法用现代的眼光，即从现代启蒙的角度来看待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塑造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启蒙精英的知识分子，或者自身也没有启蒙，如《出关》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或者自命不凡固执己见，如《理水》中所描写的现代知识分子。即使是那些有清醒的理性并有坚韧意志的知识分子，其处境也十分尴尬，如《非攻》中的墨子，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并以非凡的勇气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攻伐，但当他再次经过宋国的时候却不仅没有受到大众的迎接，反而被收去或募捐走了身上仅有的一点财物。在塑造这些具有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时候，鲁迅既采用了将古人，如老子、庄子等当作现代人来塑造的方式，又采用了直接将现代知识分子，如鸟头先生等直接“放入”古代情景中来塑造的方式。不过，无论在塑造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时候鲁迅采用了什么特殊的方式，而所采用的修辞则没有例外地是油滑修辞，这种油滑修辞的直接表现也是使用现代词语，如《出关》中的例子：

“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不过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出关》

在这一例中，鲁迅采用油滑修辞的直接体现仍然是使用现代词语“写”古事，如“恋爱”这一词语就是代表。“恋爱”这一词语也是到了现代才出现的一个专门指称男女之间两情相悦行为的词语，而用这样一个现代词语来指称古代人的行为，并让古人，即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书记先生、关尹喜等用这个词语来谈论老子与账房先生等人的“故事”，这当然也是典型的油滑修辞，这种油滑修辞所具有的艺术功能首先当然是对主要人物老子及大众的代表书记先生等知识分子的尖刻讽刺，如果结合鲁迅的现代小说《伤逝》来考察，我们则可以说，鲁迅在这里使用这一词语的现实意义是表达了对五四时期启蒙价值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反思甚至否定的思想。我们知道，启蒙最终的价值追求是人的解放，不仅是人的思想的解放，而且更是人的命运的解放，也就是人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又是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直接行为。在五四启蒙的时期，对启蒙的这种价值追求，不仅是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心以为然的，而且也是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特别表达过的，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们看来，启蒙的直接成果和可以操作的内容就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似乎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恋爱自由了，婚姻自主了，就在一定的意义上表明了中国人已经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得到了解放。对于这样的观点与认识，鲁迅不仅在现代小说《伤逝》中给予了否定，而且也在历史小说中又一次地给予了否定，这两次否定由于所采用的修辞手段完全不同，因此，不仅其思想倾向不同，而且其艺术意味更是泾渭分明。

从思想倾向来看，虽然，《伤逝》与《出关》对与启蒙密切相关的恋爱自由的否定都直接地针对行为主体，但两者的重心是不一样的，《伤逝》对行为主体恋爱自由的否定重点针对的是行为主体精神解放的不彻底性，即主人公子君与涓生在自由地结合后就停止了追求，也停止了对自己思想的进一步充实，而《出关》对行为主体与恋爱相关事件的否定的重点则是行为主体的学说，如，正是基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学说，书记先生说出了这样一段话：“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瞌睡，没有听到他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那里还能恋爱，敢恋爱？”这段话虽然充满了油滑，但由于在老子学说的逻辑框架中是经受得起推敲的，因此，这段话就不仅是否定了“老子恋爱的可能性”，而且也等于是否定了老子重要的学说“无为而无不为”。同时，两篇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虽然都是知识分子，但两篇小说中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从启蒙的层面上讲，子君与涓生并不是启蒙者，而是被启蒙者，他们能冲破家族成员的阻挠，正是受了启蒙思潮影响的结果；而老子则不同，他不是“被启蒙”者，而是启蒙者，他能坐在讲台上为大家侃侃布道，正以显然的事实证实了他作为启蒙者的身份。也正是因为两者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伤逝》对与启蒙密切相关的恋爱自由的否定是直接针对启蒙结果的否定，而《出关》则不仅通过老子讲学的失败“以古鉴今”地说明了对大众启蒙的无效性，而且通过老子自己本身“不能恋爱”的逻辑揭示了启蒙者自身的矛盾并通过启蒙者自身的这种矛盾性表达了对启蒙者资格的否定，至少是对启蒙者资格的质疑，因为，对于自身都充满了矛盾且自身的学说都直接导致自身不能恋爱的人来说，他即使有机会对人侃侃而谈与启蒙密切相关的恋爱问题，但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也必然会让他的侃侃而谈成为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言说。就艺术意味来看，《伤逝》采用的是如实描写的修辞手法，其思想上的否定性意味则具有直接呈现的特点，而《出关》采用的是油滑的修辞手法，其否定性的意味是通过“以古鉴今”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也就使得两篇小说虽然对与启蒙密切相关的恋爱问题的否定具有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但由于两篇小说修辞手法的差异性而导致了两篇小说美学特征的泾渭分明：《伤逝》如实描写的是“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过程，其基本的美学特征是悲剧；而《出关》采用油滑修辞的手法撕开的是“无价值东西”的本相，其基本的美学特征则是具有尖刻讽刺意味的喜剧。

如果说在《出关》中鲁迅是通过“以古鉴今”的曲折方式对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资格进行了否定的话，那么，在《理水》中则直接通过将现代知识分子放入古代的环境中进行刻画的油滑手法，完成了对这些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资格的否定。“《理水》里描写'文化山’上学者的生活，堪称是写尽了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的众生相”[12]，这些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虽然各不相同——有的拄拐杖，有的不拄拐杖；有的研究《神农本草》，有的研究“家谱”，有的研究苗民的言语学，有的研究“伏羲朝小品文学”，但都没有例外地具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具有掌握了某种专门知识的优越感，且满口英文。小说不仅直接地叙述与描写了他们对大众基于经验知识所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虽然“苍白”但却“振振有词”的反驳，如鸟头先生对“乡下人”关于“禹不是虫”的观点的反驳就是如此，而且也叙述和描写了他们基于自己的认知对大众的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作出的自认为是“精辟”的判断，如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对遭受水灾的乡下人吃的榆叶的判断，研究“伏羲朝小品文学”的学者对乡下人“失其性灵”的判断等。这些叙述与描写，一方面都从直接的层面展示了这些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高于民众的“启蒙者”）的身份及特点，另一方面则以显然的讽刺否定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资格，因为，从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及所说所论来看，他们不仅在论理方面逻辑混乱，如鸟头先生对自己认为禹是一条虫的论述，而且在认知方面也无处不教条，无时不片面，如，“拿拄杖的学者”对所谓“遗传”的论述及所谓“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的认知等。而作为小说对这些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进行讽刺性否定的基本手法就是油滑修辞，而这种油滑修辞的基本特征也是采用现代词语，不仅采用了现代汉语的词语，而且还采用了现代英语的词语，如O.K等。这些词语在小说中的使用虽然有着显而易见的“油滑”性，但，由于这种油滑性是建立在深刻的对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角色的反省与批判的基点之上的，因此，这些词语的使用不仅直接与思想的表达密切相关，而且更具有妙趣横生的艺术意味。鲁迅在小说中对一般现代词语的使用的艺术意味我这里姑且不论，仅以鲁迅在小说第一节中让知识分子们使用英语打招呼这一例子来看，我们也能从一个微观的层面发现这种油滑修辞的魅力。这是小说中知识分子们打招呼所使用的英语：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K！”

对于鲁迅在小说中使用英文，新加坡学者曾经指出：“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中，鲁迅以'古貌林’音译英语'Good morning’ 以'好杜有图’音译另一句英语'How do you do！’可谓神来之笔，妙趣横生，引入发噱。这是他活用外来词的典例。虽然其他作家也使用外来词，但鲁迅以不瘟不火，轻点慢然的笔调，使外来词适得其所，读者又不觉其烦琐。这层功夫，始终是其他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13]这位学者不仅高度赞赏了鲁迅在小说《理水》中对英文使用的“神”性，也不仅从读者的角度指出了鲁迅如此使用英文所给予读者的审美感受，而且还从比较的角度凸显了鲁迅如此使用外来词语的成功性及不可企及性。但是，这位学者却没有具体分析《理水》中这些英语词语的使用为何是“神来之笔”？其“横生”的“妙趣”又是什么？这也正是我这里要分析的。

陆燕生绘

鲁迅在小说中让知识分子们讲英文之所以是“神来之笔”，其“神”，首先就“神”在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语习惯，不仅凸显了人物的身份，更凸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以及相应的心理内容。就身份来看，这些人能使用英文打招呼并几乎是常常习惯性地使用英文，特别是英文的O.K来表达自己赞同某种意见的意思，正以显然的事实说明了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高级知识分子，因为，在中国，能习惯性地操持英语来表情达意的人，即使不是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起码也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过的人，而这样的人，不仅在鲁迅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是少数，即使在今天也绝对不是多数，他们这样的身份正表明了，他们不仅是中国人中的精英，而且也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从这些人的精神状况和心理状况来看，他们之所以喜欢操持英文来打招呼或表情达意，正是要显摆他们不仅具备了中国文化的知识，而且也具有了西方文化的知识，由此也以显然的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比一般民众高贵，也不仅比中国一般的读书人更有学问，而且即使与一般官员相比也更为优越。

其次是“神”在“微妙”的“打趣”和不著一贬词而情伪毕现的“妙趣”以及由此而表达的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或受到过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深刻的价值判断。

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能流利地操持英文打招呼并以此表明了他们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但是，他们不仅所研究的学问都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传统的；他们在对问题进行判断的时候所依据的理论不仅似乎与西方理论不沾边，而且，从其理论本身来看，则可以说是完全依据的中国传统的观念，如，研究“家谱”的所谓“学者”虽然知道“遗传”这一术语（这一术语本身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也使用了这一术语，并且，据他自己的表述来看，他还似乎研究过“遗传学”的问题，但当他得出“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这一结论的时候，他所依据的“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的理论，恰恰不是西方现代“遗传学”的理论，而是中国传统的“血统论”理论和“上智下愚”的儒家学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西方现代的“遗传学”研究的主要是生命的自然现象，所关注的是生命在发展、传承中的规律、特点等自然问题，它涉及的不是生命的社会问题，更不关注社会科学所关注的“聪明人”与“愚人”等智力问题、情商问题以及社会等级问题；中国的“血统论”恰恰相反，它关注的不是人作为自然生命现象的问题，而是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问题，其中尤其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地位问题，特别是人的等级关系问题，其理论的基本价值追求就是为儒家的等级观念作论证，证明等级观念的合理性及社会实践的有效性。即使退一步说，在西方的“遗传学”学说中，也存在“庸俗的遗传学”理论，这些理论也关注社会中的“聪明人”与“愚人”的问题并认为聪明人生的儿子一定聪明，愚人生的儿子一定愚蠢，但这些理论的科学性早已被众多的学者所质疑受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同样，即使退一步说，研究“家谱”学者是从西方学术文库中借鉴来的“遗传”学理论，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借鉴的恰恰是西方遗传学理论中的“糟粕”，并未得西方现代遗传学理论的精髓。更何况，不管是中国的“血统”论学说，还是西方的庸俗遗传学理论所得出的“聪明人生的儿子一定聪明，愚人生的儿子一定愚蠢”的结论，都在社会实践中无法得到有力的事实证据，相反，还必然和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解构，西方的例子我们姑且不论，即使在中国我们也可以列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愚人”的儿子也可以成为“聪明人”，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并非出生于帝王之家，恰恰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帝王血统”的人却成为了帝王。也许正是因为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鲁迅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14]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鲁迅在《理水》这篇小说中叙述与描写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操持英文的情景时，虽然没有对他们的行为使用任何具有明显贬义的词语，但如果顾及小说的上下文我们则可以发现，小说具体的叙述与描写无处不力透纸背地放射着对这些所谓学者的讽刺和否定，这些讽刺与否定，不仅具有讽刺与否定这些所谓学者们“不学无术”的功能，更具有讽刺与否定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角色的功能。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深入一步地进行分析，我们还会发现，或者说，我们从鲁迅使用油滑修辞的手段的艺术匠心中，还可以解读出这样一种结论，即，鲁迅采用这样一种油滑修辞的手段，实际上是表达了自己这一时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深刻的价值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旧根未除，如果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的正统文化彻底实现决裂，他们即使经受了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洗礼，也不可能形成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意识。他们虽然能操持英文进行相应的交流，但对于西方现代文化来说，他们也只获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皮毛，并没有获得西方现代文化的精髓，更没有将西方的各种现代理论、学说当作自己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与方法。因此，这由此也就历史和现实地决定了他们不仅不可能承担对大众启蒙的历史责任，而且他们自身也需要启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鲁迅对启蒙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对启蒙的价值进行重估的时候，不仅深化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且也拓展了启蒙问题所包含的外延与内涵，即，如果说，五四时期的鲁迅在倡导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的时候，其思想倾向还主要是针对大众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也就是他创作《故事新编》的后五篇小说的时候，不仅思想倾向仍然针对大众，而且，其思想倾向也直接地针对了担任启蒙和改造国民性任务的现代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他本人。他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并坦诚地如此解剖自己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该怎么走。”[15]他在《故事新编》中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反省，正是进一步地既解剖别人，也解剖他自己的直接表现。

这正是小说中使用包括英文在内的现代词语构成的油滑修辞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当鲁迅采用这种古今中外人、事杂糅和词语杂糅的方式创作的小说发表后，其“油滑”修辞所呈现的别具一格的新颖与新奇性，不仅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且还引来了众多年轻学人的纷纷仿效，但正如茅盾所说：“就现在所见的成绩而言，终未免进退失据，于'古’既不尽信，于'今’亦失其攻刺之”，终于没有成功之作，于此，茅盾诚恳地告诫大家，鲁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16]的。鲁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为什么不能学呢？即使勉强学也完全无法达到鲁迅油滑的艺术境界呢？除了别的原因之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学习者的思想境界达不到鲁迅已经达到的境界，学习者的胸怀，实在无法达到鲁迅“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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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2]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3]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4]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5]鲁迅：《朋友》，《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6]徐钺：《新编与新诠——对《故事新编》的结构性解读》，刘孟达主编：《经典与现实——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页。

[7]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8]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9]倪坦：《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田建民 赵京华 黄乔生主编：《'鲁迅精神价值与作品重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

[10]徐钺：《新编与新诠——对《故事新编》的结构性解读》，刘孟达主编：《经典与现实——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页。

[11]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12]倪坦：《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田建民 赵京华 黄乔生主编：《'鲁迅精神价值与作品重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2页。

[13]［新加坡］林万菁：《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万里书局1986年版，第195页。

[14]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15]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16]茅盾：《〈玄武门之变〉序》，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茅盾》（下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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