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的华州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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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的华州城乡

作者 杨钟健

一九一一年阴历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后，武昌起义的革命运动很快地传到陕西，到处惶惶不可终日，各地随时有发生起义的可能。到阴历九月一日，西安亦随武昌而起义，城门关闭，大杀满洲人。华县距省城只有二日路程，消息传得很快，那时哥老会一类的人在活动，他们以鸡毛作传帖，消息辗转相传，十分迅速。

清朝末期的华州城 自三续华州志

我父亲仍留在华县教育研究会附小内，此时，局势不安，家家接其子弟回家，学校已上不成课。此次变乱发动者是进行民族革命，要推翻清朝，而传到陕西各地，多少变了些性质，除革政府之命之外，不少人乘机反对一切新的东西，所以打洋学堂亦成其目标之一。乡下人不满意于革新，凡是革新措施也成了反对的对象。我父亲在县办新教育已有数年，当然有人对他不满意，不了解，所以有“起手不起手，先洗潭峪口；杀完不杀完，先杀杨鹤年”的传言。我父亲心里是雪亮的。省上革命运动的主持人为郭希仁先生，他和我父是好朋友，这一空前的革命运动，他必然知道若干内情。后来革命军到华，他对我父亲的作为当然心中有数。

到农历九月六日晚，天已昏黑，父亲一人从县里回来，在我祖母床前叙述县中景象，说是有当晚起事之说。果然，到半夜有人说县城已起大火，在堡中城上可以看见。大家以为世事已乱，必须作逃难准备。我家为众矢之的，更不可不逃。逃跑之法不外二途：一是入潭，一是在村南竹园中躲避。家中此时已乱成团，我祖父和我祖母决定在家留守，其他人均须入山。这几天因为天天恐慌，住县城附近的亲戚到我家避难者甚多，因我村在南山口，随时可以入山，比大路附近较为安全。

这一夜于昏暗中，我随父亲等人出发逃难，每人身上带些干粮，入山走高低不平的山路，十分吃力。沿途逃难的人络绎不绝。进山后，到了最险要的水潭边，大家走得也慢了，累了还在这里略作休息.。此时，天已大亮，计算里程也不过走了二三里路。幸而起身时已尽量把棉衣穿上，所以虽然北风刺骨，还不感到十分冷。

华州潭峪峡谷 龙耳山人摄

也不记得在山上呆了多少时间，又要折回家中，大约是村中人上来报告，县里和乡下情形并不严重，所以又回去。现在想来，这种逃难十分幼稚。如要跑，至少需要入山十余里找到人家安身，决不能在荒山坡上过夜，而且衣食均成问题。事实上，因妇孺太多，行动不便，且各人也不忍心放弃家庭去当难民。在盲目逃跑了一阵之后，大家便踟蹰不前了。“回去，回去，死也回去！”成了大家一致的心情。

华县城里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当夜许多暴民入城起事，先烧了衙门的大堂，又到学校大肆捣毁。究竟什么人是首领，现在也记不清了。那时华县还是华州正堂，州长为四川人杨立潮，由兴平县调来不久，年已六十多，人很博学，一脑子的忠君爱国思想，当然不同情于革命。情形危急时，他曾召县中绅士讨论，宣布自己“城存则己存，城亡则己亡”的决心。事情发生前一天，他将我父亲叫到衙门，付以现银若干，意思是托以后事。我父得此银，觉得放到学校甚不妥当，才于当晚昏黑中携银回家，所以城内闹事之时，我父不在县中，否则可能有很大的危险。当夜暴民入城，杨立潮逃了出来，避乱于距我村只有二里地左右的甘露寺中。

重修后的华州衙门“五间厅” 宋朝峰摄

有一天夜里，忽有两个手持大刀的人，到我家要见我父亲。我父亲本不愿见，只因我祖母已说出他在家，不能不见。见后始知为杨立潮所差者，然一见门外所放大刀，亦觉不寒而栗。后来听说这杨州长到甘露寺后，一再设法自尽，均为人所解救。其差人前来，是想找我父亲去一谈。后来的某一天，杨立潮终于上吊身死，其一切善后，当然由我父亲拿他所存的银子办理。杨州长总算为清朝实践了“城亡身亡”的诺言了。

此时陕西虽已反正，而潼关甚紧，闻清军派赵某西征，潼关以东常有战事，华县于是成了后方之地。最奇怪的是，我值此革命潮流冲击之时，忽有心要读些经史。自知少时未从经书入手，很想这时补垫一些底子。我的同学王登洲也有此感，相谈之下成了同道，于是我们就在我村中的蒙养学堂读起经书来，同时和我同年的李丰科也加入我们一道。

原文来源：《杨钟健回忆录》书籍整理 周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