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是魏国的国都
作者：侯丕烈
首先说明一点：这里所说的魏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就是通常所说的秦、楚、齐、燕、韩、赵、魏，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不是三国时魏、蜀、吴的魏国。两个魏国相距七百多年，不能混淆。
要说明春秋战国时孝义是魏国的国都，首先要说明：
一、孝义何时置县
公元前655年，《左传·僖公五年》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灭虢。师返，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意思是说晋献公再次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消灭了虢国后，部队返回来住在了虞国，趁其不备将虞国也灭了。这就是宫之奇谏虞假道“唇亡齿寒”典故的来历。宫之奇是虞国的宰相，在此三年前，晋国来借道他就不同意，这一次来借道更是反对，一再向虞国国王苦谏，说，虢国和虞国就像嘴唇和牙床一样，如果没有了嘴唇，牙床就要受到寒冷。但是虞国国王就是不听。宫之奇说虞国人过不成年了，于是卷包行李，携妻儿老小逃跑了。事情果然不出宫之奇所料，晋国灭掉虢国后，返回来把虞国也灭了。
这个典故和孝义有什么关系呢？当时虢国、虞国在今河南三门峡、山西平陆县一带，灭掉这两个国后晋献公派大将里克，迁其民于此，就是迁到今大虢城，筑虢城、虞城，置瓜衍县。准确的时间是公元前655年。当时这一带还是没有多少人烟的游牧区。为什么叫瓜衍县？这已很难稽考，但顾名思义是晋国灭掉虢国后主要是把贵族迁于此，起县名时用了很隐蔽的字，瓜衍，意即虢国的延续。虢城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又建了一个小虢城，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把小虢城、虞城划规了汾阳。至于《左传·宣公十五年》载：“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是晋景公时他的大臣士伯立了功，把瓜衍县赏给了他。这是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置瓜衍县61年后的事。
1992年版《孝义县志》把公元前594年定为置县时间应当纠正。《左传》中记有县名的仅有十一，第一个就是瓜衍县，瓜衍县的地域包括今：孝义、汾阳、灵石、介休以及文水（部分）、离石（部分）、中阳（部分）、交口（部分）等。据此，瓜衍县即孝义。建城、置县的时间是公元前655年，至今（2007年）是2662年了。前两年太原举办了建城2500年的庆典，按此算孝义比太原早建160年。
二、孝义是魏国的国都
瓜衍县经过141年后，到晋顷公十二年（前514），魏献子在晋国朝中执政，联合六大臣把抢夺到的祁氏田（榆次一带）、羊舌氏田（洪洞一带）分成十县，派自己的子弟和有力于王室的亲信为县大夫。这时晋国只剩下曲沃一带一小块地方、晋国国王反过来要向六大臣进贡，最后一位国王是幽公，他半夜里串门子，天快亮了从情妇家里跑出来被人给杀了，是仇家？是情敌？至今是个谜，但晋国至此灭亡了。（也有史书认为到静公二年才算灭亡）。
魏国何时在瓜衍县虢城南十里（今孝义古城）建宗庙社稷？也就是建都，建平周城？具体有哪些依据呢？
①魏国在孝义古城新庄建宗庙社稷日本僧人园仁，于唐开成五年（840）来中国求法，向中国政府申请巡礼五台山圣地获批准，园仁率弟子从登州出发，经山东、河北入山西，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记载：“唐开成五年，八月二日由汾阳斋后出发向南行三十里到孝义县。县北一里有魏文侯墓。”园仁（794—864），日本天台宗山门创始人。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唐代历史、社会、宗教和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可以说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十分珍贵的文献。应当说园仁在孝义县北一里看到魏文侯墓是真的（参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但是，在这之前，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758—814）修纂的《元和郡县志》载：孝义县“魏文侯坟在县西五里”。园仁和李吉甫谁说的对呢？北宋嘉年汾州知州谢景初解开了这个谜，他在《记魏文侯墓碑》中载：唐“大中十年刺史崔骈自孝义县移立于此，且尽叙魏之世系始卒于下”。园仁在县北一里看到的魏文侯墓是先君神主的世系墓，魏文侯墓是在县西五里，今张家庄村北200米左右的铁路桥洞那一带。崔骈把新庄村魏文侯世系墓迁往城西五里魏文侯墓旁，这就使1959年发掘魏文侯墓时，是有24座墓的墓群。这也和民间传说相符，民间传说古城北一里原有魏王墓，墓迁走后，守墓人建村，名新庄村。
为什么园仁把新庄村的魏文侯世系墓看成是魏文侯墓呢？因为魏文侯从小受到卜子夏的良好教育，他执政后能崇贤礼士、任人唯贤、儒法兼融，使魏国能成为战国初最强盛的国家，魏文侯也成为战国初最有名望的诸侯。历代山西通志、汾州府志、孝义县志都有“世传孝义城由魏文侯始建”，这样的记载。新庄村魏文侯“先君神主的宗庙”也说成是魏文侯墓也就不足为怪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左传》是左丘明纂写，他是春秋时鲁国人，相传和孔子同一时代。他在这里把筑邑（即县），建“都”，界定的很明确，就是建有“宗庙先君神主”的叫做建都城。《史记· 魏世家》载：“魏襄王十三年（前306），秦取我曲沃、平周”。可见战国以前已有平周。所以我们推断魏国是魏献子在晋国朝中执政时的公元前514年，他把地址选在了瓜衍县虢城南十里（孝义古城），建宗庙社稷也就是建都，名平周城。
②从《十三州志》看阚骃《十三州志》载：“古平周县，在汾州介休县西五十里”。阚因是敦煌人（今甘肃）字玄明，晋朝史学家、博通经传，所著《十三州志》为古代地理学名著，今佚，有辑本。阚骃在修纂《十三州志》时把“邬城”与“介休”的地望混为一地，致使至今一千六百多年了不知介休西五十里是孝义古城。笔者疑后人《辑本》把“邬城西50里”改为“汾州介休县西50里”。汾州北魏孝昌（525-527）年，汾州由蒲子城徒来西河，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升为汾州府，故治在今汾阳市，晋朝时并没有汾州。（参看刘纬毅著《山西历史地名词典》）。
③从《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看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图集·韩魏》地域图看，所标识的介休西五十里“平周”，是在今孝义驿马乡，但这里没有置县的痕迹，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介休”两个字，春秋后期，魏献子执政时派有力于王室的亲信司马弥牟到平周城东五十里建邬城（今介休市东北30里邬城店），置邬县。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对执政的魏子负责，所以治县点在西五十里的平周城（即孝义古城）。秦朝时，在今介休东南十五里置界休县，到西晋时才沿用介休（地望在今介休市）。平周就是孝义古城，已得到我省史志院古地名专家刘纬毅先生的认同。谭其骧在编《中国历史地理图集·韩魏》图时，显然是参考《十三州志》，把平周城的地望标志在了今孝义驿马乡一带，参看笔者编著的《史话春秋·卜子夏在孝义》007页、009页。由于魏献子名义上还是晋国的执政大臣，所以在瓜衍县虢城南十里建宗庙社稷，建都名平周，都是不公开的行为，致使置邬县，但管理邬县的地点确在西五十里的平周城，可以这样解释：邬县由国都平周直辖。张纪仲著《山西历史政区地理》载：“过去一般认为‘三家分晋’是晋国政权易手的标志，但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向篇》竹简来看，在‘三家分晋’之前六卿早已分晋，并进行了初步的封建经济改革。”这一点很多史学家都认同。从上述推断：魏献子在晋国朝中执政时，在孝义古城建宗庙社稷。
④《东周列国志》第二十二卷，描写了魏、赵、韩正式立国的过程：“吾等立国已久，未正名号，乘此周室衰微之际，各遣使请命于周王，求为诸侯，彼畏吾之强，不敢不许，如此则名正言顺。有富贵之实而无篡夺之名,岂不美哉!于是各遣心腹之使,魏遣田文，赵遣公仲连，韩遣侠累。各赉金帛及土产之物贡献于威烈王，乞其册命。威烈王问于使者曰：晋地皆入于三家乎？魏使田文对曰：晋失其政，外离内叛，三家自以兵力征讨判臣，而有其地，非攘之于公家也（评：说得好）。威烈王又曰：三晋既欲为诸侯，何不自立，乃复告于朕乎？赵使公仲连对曰：以三晋累世之强自立诚有余（评：说得横便有挾制之意），所必欲禀命者，不敢忘天子之尊耳。王者册封三晋之君，俾世笃忠贞，为周藩屏，於王室何不利焉？（评：又以利动之）威烈王大悦，即命内使作策命。赐籍为赵侯，虔为韩侯，斯为魏侯，各赐黼冕圭壁全副。田文等回报，于是赵、韩、魏三家各从王命宣布国中，赵都中牟（评：今开封府中牟县），韩都平阳（评：今平阳府城），魏都安邑（评：县属平阳府）。立宗庙社稷（评：只算分晋，不算代晋），复遣使遍告列国……”（《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改编，清·蔡元放修订并加评语）。从很多史料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任命魏斯为诸侯，指定建都安邑，后七年，前396即卒。那么他在位五十年，是专家学者一致认定的（参看《辞海·战国记年表》）。往上推五十年是前446年，他接他爷爷魏桓子的位，当国王（文侯）的时间是：在孝义（平周）四十三年，在夏县（安邑）七年。
⑤从《孝义县志》看明万历二十年孝义人进士赵讷纂修《孝义县志》时，在《人物》中载：“禹迹之晋，跨赵、韩、燕，今之魏地，文侯都焉。”明确地说：孝义是魏文侯的国都。
⑥孝义是不是“西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这里所说西河就是指的孝义。后来发展演变包括了周边各县邑的地区。魏国的国王魏桓子（魏驹），为了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接受宰相魏成子的推荐，特聘孔子的高足弟子卜子夏来西河担任他的孙子魏斯（文侯）的老师，试想不是国王能请到卜子夏来西河吗？李吉甫是唐宪宗时的宰相，他编纂的《元和郡县志》载：“汾州春秋为晋地，后属魏，谓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吴起为西河守，谓此。”这里要强调说明，春秋战国时汾阳还未置县，汾州属于瓜衍县（孝义）地域，魏国建平周，汾州仍属平周（孝义）地域，汾阳何时置县？最早是兹氏县，不是今次探讨的课题，多数史家认为是在秦代。所以说《元和郡县志》载的“汾州”改为“平周”就确切了。（参看刘纬毅著《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吴起守西河（孝义）有功，因此孝义人自古把吴起当做神供奉起来。在数十个有卜子夏的祠堂庙里，唯独孝义有“四贤阁”，供奉的除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外，还有一个吴起，从另一面说明吴起守西河就是守孝义。《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九回描述秦商鞅领兵五万于孝义玉泉山伐魏，魏派公子卬一率兵五万“来救西何”（当时魏已迁都安邑）。相约“乐饮而罢”，“在孝义县西”商鞅在孤岐山白雀山埋伏，卷包了公子卬的五万人回了陕西。从《东周列国志》八十六回、八十九回看，明·冯梦龙、清·蔡元放也认为西河即孝义、吴起守西河就是守孝义。
⑦从雍正四年《孝义县志》看清雍正四年《孝义县志》魏文侯碑摘录：“昔魏文侯与秦相拒，其地实在孝义。今县西八十里有吴城，即吴起筑以拒秦者。而县西五里，有侯墓在焉。县治南，薄城有庙,建于前元。至本朝正德初，县尹三原龚公重修，事具前碑中……”。这块《魏文侯碑》和唐县令杨仲昌撰修的《魏文侯碑》不同，和宋汾州知州谢景初撰修的《记魏文侯墓碑》也不同，这块碑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重修魏文侯庙时，撰修刻的碑，魏文侯庙在古城内西南角（笔者幼时去玩过。新中国成立后被拆除，遗址在吕祖庙东，大门上有王四酒家的地方）。这块《魏文侯碑》在清雍正四年（1726）孝义县令方士谋纂修《孝义县志》时被选刊，但未署名。撰文时间应该是明嘉靖十四年，重修魏文侯庙的1535年。纵观孝义人明代考取的十五位进士中，最大的可能是张冕撰写的。张冕：字服周，大禄子。孝义古城内悦礼坊人。嘉靖十年辛卯进士（1531），授户部主事监收太仓，廉明有威，转本部员外郎，升河南佥事分巡大梁，至洧川，因飓风辨野、寺之冤，人咸异之。升霸州兵备副使，平土冠。及归，行李肃然，隐居孝义古城二十年，博览群书，著有《胜溪文集》等，纂修了第一部《孝义县志》。这篇碑文是他考取进士四年后所撰写，而其他名声很高的进士如霍冀，曾任兵部尚书，赵讷曾撰修《孝义县志》，梁明翰等都是在魏文侯庙碑撰刻好以后才考取进士的。张冕在这篇碑文中，肯定了魏文侯在孝义开疆辟土打天下，功绩卓著。孝义就是魏国的国都，吴起守西河就是守孝义。认为魏文侯“道追隆古，名过五霸，功迈七雄”，因为魏文侯拜卜子夏为师，深得圣贤真传，执政后，能“崇贤礼士、任人唯贤”，“上下和合，国人称仁”，对外能“折衡强秦、国履大梁，北奄中山，取威弛誉”。也就是说，战国初，魏国以孝义为根据地，开疆辟土，到魏文侯时，他强匡天下、威震四邻，成为战国初最强盛的国家。⑧张家庄魏文侯墓是真是假？1959年，介西铁路开工修筑，需要通过魏文侯墓腹地，山西考古所同县文化馆共同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发掘。《考古》1960年7期发表了“张家庄墓群”的发掘考古文章，现摘录如下：“1959年，发掘墓葬24座，时代分为西汉早期、东汉晚期三段。西汉早期墓20座，形制有土坑竖穴和土洞墓二种。出土有铜鼎、壶、绢、带钩、半两钱及陶壶、罐等，东汉早期墓有2座。皆有圆形夯筑封土，形制有土坑竖穴（俗称战国时魏文侯墓）和土洞墓各一座，出土铜绢、镜、弩机、灯、车马饰、铁刀、剑及陶壶、鼎、灶、豆等；东汉晚期墓2座，均砖砌方形复室墓，出土有陶壶、罐、灶、井、耳环等。”同时《孝义县志》1992年版，也修撰有“张家庄墓群”，摘录如下：“该墓群位于张家庄村北约200米处，墓圹24座。中有一大墓冢（高7米，直径40米），历代传为‘魏文侯墓’。……其墓室有长方形竖穴（18座），长方形洞室（4座），砖砌复室（2座）三种。所谓魏文侯墓实为汉代贵族墓。根据墓室的形制和对陪葬物的考证，该墓群基本属汉代（西汉早期至东汉末期或魏晋初期）圹丛”。“魏文侯墓”被盗，主要陪葬的有下列12种：陶壶（3件战国）、陶瓶、陶鼎、陶罐、筒瓦、彩绘陶壶（2件战国）、羊形砚水壶、铜鸭子、铜灯、锡砚、铜机弩、铜鼎、太阳灯（除战国时的，其它均为汉代制品。）以上两文结论基本是一致的：不是魏文侯的墓，是西汉至东汉末贵族墓群。只是陪葬品有所不同，但，有战国时期的，有两汉时期的，这也是相一致的。难道相传2400年来的“魏文侯墓”是假的？两汉贵族又是哪些呢？考述：魏文侯在前403年被周威烈王正式宣布为诸侯，迁都安邑后，对照年系表，这时魏文侯不小于七十六岁了，在孝义城西筑好了墓，迁都安邑七年后，魏文侯就死了。相距孝义五、六百里，而且是战国时期，灵柩不可能回孝义了，同时在安邑已经重新立宗庙社稷、很可能“芮城县东南八里有魏文侯墓”是真的（山西通志、芮城县志有记载。）试想孝义当年为什么建一座高7米，直径40米的大冢呢？笔者认为：从春秋战国到先秦两汉至唐、宋、元、明、清历朝帝王几乎都在生前建墓，魏文侯当时已经七十余岁了，在孝义建好了墓，周威烈王指定他建都他的祖籍安邑后，为了名正言顺当国王，他只好留下了这一座大冢。笔者曾去芮城考查，芮城城内曾有魏文侯庙，日本人侵占芮城后烧了。县城东南八里曾有魏文侯墓，新中国成立后铲平了。不知何故魏文侯墓庙在芮城，不在安邑（夏县），当时两县已置，待考。
综上堆断：魏文侯墓不是假的，因为迁都没有派上用途。到东汉早期，一个武将（魏的后世）利用此空墓挖“土坑竖穴”下葬于此。
⑨三贤墓之谜孝义居义村三支圪塔上有“三贤墓”，俗称三子墓，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墓，1980年山西省考古所和县文化馆联合发掘了其中的两冢（中位和东侧），笔者曾亲自去观察，听省考古所朱同志说，是东汉单室砖墓，墓主不详。葬物早已被盗，余物多是碎片，较完整的只有四件（其中西汉一件，东汉三件）。未见棺木尸骨。1992年版《孝义县志》也有类同记载，尚留一墓。《汾州府志》、《孝义县志》载有：“卜子夏退老西河”、“段干木墓在县东北二十五里。”的记载，卜子夏的墓也在孝义可能性很大，原存墓冢直径16米，残高6米。被定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梁家庄村）。2005年春开发商私自挖掘建成了三层楼，（包括地下室）。据说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在《孝义县志》中载：“寓贤”，即外地人在孝义有功绩的人，1975年孝义县委、县政府从古城迁到新城时，在街道起名时把居义村三贤墓往南称“三贤路”以资纪念。卜子夏退老西河，儿子死在西河，所以他也死在西河可能性很大，从元沟村《卜氏家谱》看“卜氏系出西河，原先 卫（魏）人，旧无家乘可考，不知何时居此土也，州志云：昙索里有卜子夏墓，俗谚云村南郊外有卜子夏之庙，原系卜子夏之陵墓，后因修庙而建庙焉。想是周代时居此也，但年远代烟，无存考定……”。（元沟村1971年划规交口，笔者考查孝义市博业大厦董事长元沟村人卜生辉是正宗的卜子夏的后裔）。从这一段记述可知元沟村卜子夏墓是由孝义迁去的，据此可作这样的推断：秦朝时“焚书坑儒”，卜子夏是孔子的高足弟子，他的后世逃往深山老林的元沟村，并随同把墓亦迁往。到汉武帝时，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孔子的高徒卜子夏以及段干木、田子方作为正统的“儒家”而被推荐，到东汉由政府发起建此三座“衣冠冢”称“三贤墓”以资纪念，这种可能性很大。
⑩文物局五年来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2001年张玉田出任文物局局长至2006年五年间主要发掘了春秋战国墓182座，其中有随葬器物的有161座，共出土了随葬器物237件，按质地分为陶、铜、铁、玉石、泥质等五类，其中陶器数量最多。（参看《史话春秋·卜子夏在孝义》选刊青铜陶器等二十余件。）从这部分春秋战国墓葬文物也佐证了孝义在春秋战国很长一段时间，城区一带是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地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所以瓜衍县在春秋战国史考古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2006年孝义已被定为山西省文物大市（县）。我们感谢张玉田局长和文物局的同志们，五年来所做的突出贡献。以实物佐证了孝义是魏国的国都。
从以上十条足以说明孝义是魏国的国都。时间是从魏献子执政的公元前514年至魏文侯迁都安邑的公元前403年的111年。历史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理顺春秋战国这一段魏国历史不仅肯定了孝义在伟大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价值，也是孝义能“吕梁领先、三晋一流、全国百强”、打造“全国文明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光辉亮点，对激励人们的创造精神，提高凝聚力和自信心，对于孝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再创辉煌有着重要意义，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研究孝义历史。愿意详细了解孝义研究孝义的各位请读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编著的《史话春秋·卜子夏在孝义》，并请不吝赐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