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方言为何如此复杂？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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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大移民与方言的南进

晋代以前，淮水秦岭一线或许可以看成是南北方言的大致分界线，西晋以后发生的三次南下大移民才使北方方言大规模越过此线进入南方，从而逐渐改变了南方方言的地理布局。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正是历史上汉人三次大南迁和一些中小规模的移民活动所造成的。

第一次汉人移民大浪潮发生在西晋永嘉以后至南朝宋泰始年间（307 - 466年）。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入侵，因此而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向南流徙，在永嘉元年至泰始二年的一百五十年间，南迁的流民达九十万人之多。这个数目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又占到南朝宋人口的六分之一，换句话说，北方每八人就有一人南迁，而南方人口中每六人就有一人是北方侨民。

南迁的东晋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这里云集了大量北方的衣冠士族，他们地位高贵，因此南方的士族纷纷改变自己的方言，来仿效他们的北方口音。当时有个名叫顾长康的南方士族坚持不学北方话，还遭到旁人追问：“你为什么不说洛阳话？”

在南京以东的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竟占到江苏全省侨民的十分之九，甚至比当地土著居民还多。由于迁徙时间集中，侨寓地区集中，而且侨民的居住方式往往是聚族而居，在这种情况下，侨民所带来的北方语言必然要对土著语言发生深刻影响。在江淮之间，当时的北方方言已经取得优势，而在湖北地区，北方方言必然也对楚语发生冲击，产生了西南官话的最初端倪。

第二次移民大潮的导火索是发生在唐朝天宝十四年（755 年）的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的战祸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再度引起中原地区的人民向南流徙。安史之乱引起的移民不仅规模大，而且这次移民走得比上次要远，已经到达洞庭湖、鄱阳湖以南，其前锋甚至到达岭南和福建。因此，北方方言再次对南方方言发生冲击，而且对南方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在湖北，北方方言加速了对湖北方言的同化，奠定了这一地区西南官话的基础。在长沙衡阳一带，湘方言受到北方方言侵蚀，消弱了固有的特征。同时，粤方言也受到了移民方言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江西北、中部，北部移民带来的语言形成了今日赣语的主要基础，并为日后客家话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进入江西的移民语言像楔子一样，把吴语区和湘语区永远分隔开来，并且把闽语限制在福建地区。今天南方方言地理的雏形正是在中唐以后出现的。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名义归属中央，实际上是独立的小王国。唐朝灭亡后，中原相继出现了五个朝代，称为“五代”，地方上还出现了十几个割据政权，统称“十国”。在这前后二百年里，各地人民长期生活在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中，强化了方言地理的格局。吴越、吴（南唐）、楚、闽、南汉等割据政权对促进吴、赣、湘、闽、粤方言区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作用。

第三次大南迁发生在北宋靖康之难到忽必烈入主中原之间，大约历时一百五十年左右。其中两宋之际（1126-1142 年）的移民原因及南下路线都和第一、二次大移民相似，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接受了最大量的移民，而移民对南方的深入又更进一步，福建、广东、广西都有移民的足迹。由于除江浙一带外，移民分布较均衡，所以北方方言对南方方言的影响不如前两次移民大。

北宋灭亡后，从旧都汴京（今开封）南来的大批文官武将、僧尼商贾云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他们带来了属于中原方言的开封话，与杭州的吴语长期对立并存。到了明朝的时候，杭州人郎瑛还很以杭州人“语音好于他处”而自豪，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杭州话与开封话很类似的缘故。直到今天，杭州市区的方言依然带有明显的北方味，而一出杭州，便全是纯粹吴语的天下了。

在这次南迁中，江淮地区是北来移民的中继站，湖南常德再次接受北方方言的影响，南京，尤其是镇江，相对集中了数量较大的移民，这些地区此时应已成为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区。

客家方言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由于金人和蒙古人的南侵，中唐以后迁到江南的大批移民后裔及唐末迁到闽西、赣南的人民再次迁移到闽、粤、赣交界区，这一带地理环境的闭塞，使移民方言终于与北方方言完全隔开，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方言，而且使广东梅州一带成为客家方言的核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