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鲁迅:迅哥儿、大先生、世界人4

  说起外貌来,横看竖看,鲁迅从来都不是俊俏郎君。在《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许广平用了将近三大段文字,描述爱侣之平平无奇。说他走在街上,无论面貌、身形和衣着,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假如有人淡淡地扫一眼,得到的印象是,旧时代里一个迂腐、寒伧的人,一个刚从乡下来到城市的人,甚至于“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第一次去内山书店的时候,因衣着“似乎还带些寒酸相”,店员差点把鲁迅当贼防,怕他偷书(当时偷书的事时有发生,还有人从精美的画册上偷偷撕下插图)。结果,看来不像会买书的人,居然是大主顾呢!

1909 年,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在日本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
左起:鲁迅、萧伯纳、蔡元培。

  作为鲁迅的弟子,冯雪峰曾撰文,将老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人相提并论。鲁迅看过后,虽笑着说此言过誉,必招罵声,但究竟没有把话删掉。

  鲁迅本人在《再谈香港》一文中,亦活灵活现地记述了“手执铁签”的“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在检查行李时的嘴脸。“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此后的诸般细节,类似影视剧里司空见惯的鬼子、汉奸搜检民众的镜头。事情过后,船上的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他对鲁迅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

1933年5月1日,鲁迅穿着许广平编织的毛衣,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

  到底是像鸦片鬼,还是像大文豪,或因交往过程里个人主观感情色彩的变化而变化。内山完造描写鲁迅的姿态,“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增田涉形容,“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萧红的观察最细致、刻画最传神:“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1933年大阪《朝日新闻》刊载的记者原田让二的《中国旅行见闻》中,有对晚年鲁迅形象的记录:他面庞泛出青色,两颊皮肤松弛,一望就让人生出疑虑:这恐怕是个抱病之躯吧。但他以清亮的声音操着漂亮的日语轻松谈论各种话题,又令人难以相信眼前竟是一个身体极度疲惫的人。他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瘦小的身材,穿着海蓝色中式服装,戴着半旧的中折帽。他不太喝酒,却烟不离手。常常低着头,偶尔笑一下时,令人感到他的落寞。
  这应该是不那么带情绪的、比较客观的叙述了。鲁迅算“好看”的吗?答案是:真正读懂了他的文章、靠近了他的人,你会忘了他所有的“不好看”。

历史会给他“做加法”

  “我们对鲁迅的接受度,是会与时俱进、与日俱增的。对一个伟人的历史评价,不争一日之短长。历史会给一些人'做减法’,给'另一些人’做加法,我觉得历史显然是要给鲁迅'做加法’的。”谈及鲁迅的创作生涯,郜元宝如是说。
  郜元宝认为,不能割裂地看待鲁迅的作品。我们固然可以细分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诗歌,但是,其间包蕴的精神脉络,是浑然一体、不可单独抽离审视的。“他的气质,是不太适合写白话诗的;而他的《野草》,倒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诗’的文体;他的杂文和小说呢,也是充满着诗意的,是可以吟诵的。上世纪30年代就有说法,鲁迅是战士和诗人。他符合诗人的条件:想象丰富,感情充沛、文字有韵味。那么说到他标志性的杂文呢,其实是能归类到散文里去的——你不能说《朝花夕拾》是散文,他的杂文就不是散文了,只不过基调不甚相同而已。周作人和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郁达夫称恨不得一本书编成周氏兄弟专辑,可见当时是将中国新散文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后来,李长之写《鲁迅批判》,把《野草》直接当散文来看……我们现在讲的'杂文’,指的是狭义的、短小锐利的政论文。可鲁迅自己是不这么认为的,广义上的杂文,就是广博、就是杂。你去翻阅他的杂文集,并不是每一篇都在辛辣讽刺、针砭时弊、影射政治,也收录了很多俏皮的、智慧的、学问性的文章。比如,他把自己翻译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收在《二心集》里。《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以及跟日本学者讨论《大唐三藏取经记》出版时间的论文,他也都放在杂文集里。”
  关于“鲁迅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长篇小说,矗不起来”的质疑,郜元宝颇不以为然。“不要求全责备。回过头看,五四以后才引入近现代长篇小说的概念。以前,(中国的士大夫)大多是不怎么重视小说的。根据从《文选》到《古文观止》的'入选门槛’可判断,国人推崇的是经世致用的美文,如《出师表》《报任安书》等,都是既在解决迫切的实际问题,又文采动人、情理交融,因而传诵千古。就这一点而言,鲁迅的杂文,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学是相通的。他的杂文包罗万象,与古代的散文、小品文联系紧密,而其篇数繁多、文体灵活处,似乎又是古人所不及的了。更有学者说,当下一些网络评论文章的风格,就是走了鲁迅的杂文的路子。鲁迅写杂文,常搜集报刊上所登载的时事新闻为素材,不啻一种'跟帖’,离不开当时最强势社交媒体的助推。他的短兵相接,机敏睿智,'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使得他的杂文永不过时,越来越让读者喜欢。鲁迅没有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固然遗憾;不过,文学评价的标准理应多元,他的非凡成就,不因此而受损。并且,据我所知,鲁迅从来没有放弃过动笔写长篇小说的念头。冯雪峰就回忆,老师计划写一部讲述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可惜啊,天不假年,鲁迅55岁就去世了。我相信,以他的才能,只要时间允许、健康状况允许,他的长篇小说,是不一样的,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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