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商史

当今史学，无疑极为发达。不仅研究方法较之以往有所进步，即研究的范围领域，亦深为扩展,许多前贤绝想不到或不敢想的题材，如今也进入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比如，有一本书叫《乳房的历史》，专门研究乳房；又有一本书叫《人类排气史》，乃专门研究放屁。我既无专门之才，去写一些严谨的史学著作传之百世，又无博览之资，去研究乳房或者放屁，只好浑水摸鱼，滥竽充数，来写一篇《我的经商史》。

小的时候，我很笨。记得第一次上幼儿园，老师教写拼音a，我怎么也写不好。放学回来，父亲手把手教我，总算写得像了一点，可一让我自己写，又坏事了。不是左边的圈圈画得不圆，便是右边的尾巴拉得太长。暴躁的父亲破口大骂：你怎么这么笨呀！骂完自己咒天咒地：他妈的，好容易生了个儿子，却是个不成器的！不仅此也，越骂越起劲，最后遭殃的还是我，挨了一顿好的。骂完打完，自己便出去游玩了。

已上二年级的堂姐见我哭成一团，于心不忍，悄悄地捉起刀来，帮我代写了几行漂亮的a。我大为高兴，还真以为这便是自己写的了。父亲回来，一看，好家伙，有长进呀。高兴之下，当即去买了一串香蕉回来给我吃。但很快地，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父亲知道了那些a并非出自我之手，恼羞成怒，不管我嘴里正吃着香蕉，又是一顿好打。让年纪轻轻的我，就领略了什么叫做世事无常，祸福相倚。

但我虽然在写a这上面笨得好笑，在算术方面，却出奇地聪明。五岁还未上幼儿园时，我便能够从一数到一百。六岁开始上学时，便会一百以内的数字加减了。至今仍然记得，上幼儿园时，有一次，老师问全班十加十等于多少。全班无一人答得出（他们都比我大一到两岁），只有我应声曰：二十。老师以为我瞎蒙的，一连问了二十加二十，三十加三十等于多少，我都一一应声而答，使得老师很是惊奇。

我在数学方面的“天才”，母亲也领略到了，她却也知道人尽其才，凡是能用到运算的事，都让我去做。一方面能帮她忙，一方面，自然也是想训练我的能力。我每次都能不负重望，胜任愉快。

那时候家里很穷，亏了勤劳的母亲多方劳作，生活方能勉强过得去。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晴天或者给人打工，或者下地锄草施肥。下雨时，便去河边捞田螺。找一根三四米长的竹竿，在前端用铁丝连上结实的丝网，生产工具便有了。站在河沿上，执住竹竿末端，将前端半圆形的网朝河中央探去，再往河底扎，然后一点一点将竹竿收回来，往河沿上一倒，乱七八糟有用无用的东西，便都呈现在你面前。

我负责捡。一只手拨开小石块、瓦片等无用之物，一只手将田螺捡进篓中，偶尔也能捞到漂亮的金鱼，每逢这时候，我总会欢呼一声，对其青眼有加，放入专门的罐罐中，以备回去饲养。

每次一般都能捞到十几二十斤。自己吃不完，送亲戚邻居之后，也仍有剩余。这东西又不能久放，唯一的方法，便是拿到集市去卖。母亲脸皮薄，不好意思抛头露面，便让我去——反正我数学好，不会算错，让人坑了。我人小，胆子更小，也不肯去卖。经不起母亲再三的怂恿与鼓励，只好硬着头皮，拿了秤及商品，去集市卖了。

到了集市，拿出带来的布，铺在地上，再将田螺倒在布上，自己坐在一张小凳上，低着头，红着脸，不敢正视来往的行人。知道的，以为我在卖田螺，不知道的，以为我童话看多了，在对着田螺许愿呢。

渐渐地，终于有人来问津了。价格公道，货物又鲜美，自然购者纷纷了。有的人专挑大的，以为肉厚；有的人就要小的，以为味香；有的人两者取其中，以为大的肉虽厚，但籽多，吃着恶心；小的味虽香，但剪着麻烦，于是专挑不大不小的中等个。要之，各取所须，不一会，十斤螺一售而空。之前还以为这么多螺，不知要卖到什么时候；这会却是唯恨其少，真所谓多乎哉，不多也！

一大堆的田螺，换回一小堆的钞票（多是角票），虽以多易少，我却满身轻松，回到家，将钱交给母亲，自然免不了得到一连串的夸奖。这便是我第一次经商的始末，无疑是一次成功而又愉快的经历。后来也陆续在集市上卖过角豆、花生等农产品，不过情景大同小异，此不赘述。

[近两天都跑上图去校对一个本子，早出晚归，身心俱疲，因此，《我的经商史》只写了上部，下部一直无暇完成。想当年胡适先生写了《中国哲学史》及《白话文学史》的上册，却迟迟未见下文，最终也不了了之，于是人赠绰号曰：上册博士。这种绰号毕竟不甚光彩，于是今天抽空，把这下半部也写了出来，大概不至于受到虎头蛇尾的嘲笑吧。]

到后来，三四年级时，便有了卖油条的经历。那时，一贯做窑的叔叔，或许是觉得起早贪黑太辛苦，想赚几个轻松钱，便与我的二姐夫合作，炸油条卖。我平时一般天一黑就睡，然后清晨四五点就起来，有时候帮母亲烧火做饭，之后便去集市买菜。现在叔叔开了油条店，母亲便想让我早晨去卖油条，赚点钱贴补家用。我虽小，却有着一股很强的责任感，便欣然答应。

前面说过，我胆子小。其实不仅胆小，脸皮更薄。第一天领了油条，跨出院门要去卖时，我突然愣住了。卖东西总得吆喝吧，可怎么好意思开口呢——而且要那么大声地喊！平时看人吆喝卖糕饼，感觉很有趣，还常跟在后面学着叫，现在要自己去吆喝了，才发现此事决非易易，怎么也开不了口。

就那样拎着一篮子油条，低着头，像做贼似的，默默地往前走。走了一段，觉得这样实在不行，便试着开口，只敢轻轻地喊了一声：卖油条呀！那声音，估计方圆五米之内都无人听得到。走着走着，碰见一个邻居，看出我在卖油条，也看出我不敢吆喝，便打趣道：赶紧喊呀，大声！声音这么小，喊给自己听呀！

受了他的打趣，我底气更加不足，真想当时就把油条拎回去，不卖了。但一想到母亲的期望，以及自己之前的万丈豪情，便打消了这个消极的念头。但仍是不敢喊，只看着那个邻居走远了之后，才敢稍稍大声地喊道：油条呀！要买油条的来呀就这样地走街串巷，终于有人来买我的油条了，而且一买就是五根。做成了这第一笔生意，我的胆子便大了起来，也敢放开嗓子吆喝了。

古代许多伟大的政治人物，有不少是所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姜子牙是算命的，刘备是卖草鞋的，刘伯温……大概此类行业，最能接触下民，不但可以打探消息，了解动态，还能深知民心所向。

我那时年纪尚小，卖几根油条，自然打探不到什么民情，但从中却也能感受世俗人情。有的人性格爽快，付了钱拿了就走。有的则万分精明，挑三拣四，拿着手里的，看着篮子里，总是觉得自己拿的这一根不够大，于是不断地挑，不断地翻，几乎一整篮数十根的油条，都得仔细入他（多数是她）的法眼。到最后锁定的目标，往往多半是开初拿在手里的那根。

又有的人爱赊账，总是以没有零钱为借口，先欠着次日再还。似乎没拿出现钱来，就好比白吃了油条似的。这种人，如果使用信用卡，绝对上午、得负一屁股债。不过那不关我的事，爱赊账，就让你赊，反正我记性好，谁谁谁欠多少多少，不用本子都能一一记住。再说，他们也不敢不还。你想，万一我在人前讨起来，那怎么办！一个大人，赖小孩的帐，而且还是一毛两毛的！正因为这个，在经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坏帐、死帐的情况。

但在吆喝叫卖的过程中，我最担心的，无疑是恰好碰上同班的同学。那该多难为情！好在一次也没碰上，一则他们不会那么早起床，二则我专往其他村去卖，碰上的概率，也就微乎其微了。因此，虽然每天怀着惴惴的心情去上学，但却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卖油条的事，——他们果然不知道。我就是那样地，悄悄地卖了将近三个月的油条。

现在该算一算帐了。那时候油条一根才一毛钱，叔叔八分给我，卖不完可以退还。一根赚两分钱，一天领五十根去卖，卖完了也能赚一块钱。呵，一块钱，现在掉在地上，或许还有人愿意去捡，但那时候的一块钱，却还能买几个东西。我前后共卖了三个多月，赚了近一百块钱，听母亲前不久告诉我，她后来用这一百块钱买了一钱黄金呢。

初中，高中，一路无话。到了大学，便是卖过一次电话卡。

我大一之时，看了李敖的书，受其影响很大，本来性格就孤僻的我，思想变得更加偏激。我不愿如其他人那样，为考试而考试。因此，一到期末，当周围其他人都在读《毛概》、《邓论》之时，我却还在悠哉游哉地看文学作品。结果第一学期下来，便有三门挂科。第二学期少一点，才一门。二上之时，课安排得比较多，因此我挂得也多，一下子就是六门。之前也曾通知我去重修，我却只是一笑置之，不当一回事。到了二下时，我已经被告知，由于挂科太多，从此已经拿不到学位了。

我仍然不以为意，只是心里自作主张地，想着辍学，自学成材，象李敖那样潇洒，鄙视一切学位，靠真才实学，去闯一番天地。且不说我没有李敖那样的才学，一提到辍学，家里这边就过不了关。三个姐姐不断地给我打电话，母亲在电话里哭得悲痛欲绝。——他们都以为我鬼迷心窍，或者野鬼上身，精神不正常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收起狂傲之心，去申请重修了。

从我那一届开始，正好教学改革，学生若挂科，不再如以前那样，在学期末补考，而是跟着下一级的学生一起考，美其名曰重修。但在我看来，两者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区别，便在于：补考不用交钱，而重修则一个学分须缴纳50元的重修费。我一共挂了十科，每科大约平均两个学分，也就是说，我得交一千块钱的重修费。这一千块，自然不敢向家里开口（我还好意思开口吗？），只有自己暗地里从生活费里扣了。

于是，苦难的生活开始了。早上，喝一杯豆浆，配一根油条，六毛。中午，买两个馒头，沾辣椒酱，就算一顿。只有在晚上，稍稍吃得好一点，但也不敢超过三块钱。

不过光节流也不是办法，还得开源。恰好同宿舍一个同学认识一个电话卡经销商，问我要不要弄几张回学校卖。这简直就是睡觉时送过来的枕头，我欣然应允。他负责进货，来回一切交通费用，都由“公司”报销。我其实什么事都没干，只负责出一点资金（一两百，哈。）。甚至连广告也是他去帖，因为我不敢，总怕被人发现，那种做贼似的感觉，令我百般拒绝这种工作，所以只好也由他去干了。

那时候校园里好几个点都经销电话卡，而且价格已经很接近我们的进价了。我们自然不敢高于学校里的价，只好跟他们同价，但由于知名度远远不如，所以，除了自己班上同学，及隔壁舍友外，几乎无人问津。

正在我俩以为此路不通，打算卖完手中的几张就不干了的时候，一天晚上，已十点多了，突然有一个男生敲开宿舍的门，急急地问：你们屋是不是有卖电话卡？我赶紧应声道：有呀有呀！他便说：那给我来一张吧。递过来一张五十的。我给他卡，找了钱，他便匆匆地拿了卡就走。

过后才知道，原来他正跟远方的女朋友煲电话粥，临时卡里金额用完，一听说我们这卖电话卡，便跑过来买了。由于不少人都有这种情况，又由于打此类电话，往往不厌其烦，不管时间，因此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半途断了线，匆匆跑我们这买卡，之后又迫不及待地回去重叙前语，往往一个个的眼里，还带着尚未消逝的柔情蜜意，说起话来，焦急之中，还夹着些许温柔，几乎令人不知所措。我俩都没想到，人世间甜美的爱情，其惠泽之光，居然长了脚似的，连我等局外之人，也能幸福地沾到。

靠着这些也许是雷同重复的甜言蜜语，我们的电话卡生意颇为红火了一阵。但好景不长，不久，他就因为感觉我啥事都没干，只是坐享其成，而且盈利又微薄，不肯再去领卡回来卖了。没办法，只好一拍两散，分帐了事。

粗略计算了一下，竟发现本利互抵，一分也没有盈余。原来因为自己卖卡，潜意识里感觉便宜，我给外地同学打的电话，也不知不觉地，在时间和频率上都比以前提高了一倍。结果呢，折腾了老半天，就赚回了一些电话费。于是，我只得继续每天吃北方那厚实而又无味的馒头。

后来，进了师大读研。研二时，因为做家教赚了点钱，而我平时又喜欢写点什么，经常需要打印。用软盘拷了去打印店，经常读不出来。于是，通过隔壁宿舍史伟民介绍，从他的同学手里买了一部打印机，二手的，不过才三百块钱，还送两个墨盒。

自己有了打印机，诚然是方便了许多。不过同宿舍及周围的同学，也经常地就发文件过来，让我打印。我心软，一张才收两毛钱。但后来觉得几毛钱的事，大家又这么好，于是也不耐烦收钱了。同班的女生们闻讯，需要打印什么，都从QQ上传过来，让我打印。不过她们死活都要硬塞给我钱，并且帮我定了价格：一张三毛。

我记得打印得最多的，是林宁、吴章燕、王晚霞三人。尤其是后二者，一打就是数十张。后来，由于打印得量多，纸张没几下就用完了。一时来不及买，王晚霞又催着要（我记得她那时正要写一篇论文，发了好多期刊论文过来让我打印出来给她阅读），急中生智，我自作聪明地翻出之前在工程学院兼课时余下来的教案纸，充当打印纸打印，一时两厢情愿，皆大欢喜。

可惜，悲喜无常，没多久，打印机就罢工了，再也启动不了了。拿去修，人家告诉我坏的原因，正是因为我用不规格的打印纸打印。这真是因小失大呀，我懊悔不已，问修好要多少钱。可很快他就宣布没那个必要了，因为修理的费用，比去买一台新的还贵。结果，我只好悻悻而归。我的打印业务，也不得不划上一个哀伤的句号了。毕业时，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这台食之无肉，弃之也无味的打印机静静地丢弃在楼前的走廊上，至于它的命运如何，是被当作废品卖掉，还是幸而被修好，苟延余生，那都是东家狗咬西家猫——不干我事了。

总结一下，我卖过田螺，卖过油条，卖过豆角，卖过电话卡，还经营过打印业务。接下来，又要开始卖书了。在我看来，只要有意思，能赚钱，任何买卖都可以试一试。我想，只要还不至于头脑发热，利令智昏，把自己给卖了的话，那么，日子还长，幸福在望，一切，还都大有可为。

2007年4月

作者简介：

吴伯雄，福建莆田人，复旦大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以来，时勤时堕。前年颇知发奋，先后著《论语择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点校《宋史翼》。教研之余，颇事笔墨。然外表沉潜宁静，内心张狂躁动。近来性情一变，作别青灯，抛却古卷，转玩公众号，专以文艺创作为事。露才扬己，任取笑于通人；掀天揭地，是快意于吾心。管他儒林文苑，过我诗酒生活。近作一诗，颇示己志，录之于下，以飨知者。诗曰：

也曾静默慕沉潜，
少年头角时峥嵘。
板凳难坐十年冷，
初心不使一尘蒙。
可能骏马作喑马？
到底书生是狂生。
文章著成宣天下，
记取莆阳吴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