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考：思想史上的伟大论辩》：阅读伟大的书籍
被苏格拉底所启发的哲学事业，究竟是什么模样？如果用我自己的语言、个人的经验以及分析能力的话，我没法很好地回答它们。我没那么智慧。
所幸我并非孤家寡人。在我的成年人生中，我一直向那些古老的书籍——它们一般有着“伟大”或“经典”的标签——汲取营养。如果说我在回答前面的问题上——或者在说明那些问题上——有任何进步的话，也是由于我读了这些书。因而，我自己的这本书大部分是关于它们的内容，将涉及的作者包括柏拉图、罗素、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尼采、穆勒、康德、笛卡尔、休谟……伟大的思想家们。（还会有一些简短的章节谈到两位伟大的中国思想家：孔子和老子）
令一本哲学著作堪称伟大的原因在于，作者在其中对一个因好奇而得的问题给出了全面的解答。由于伟大的思想家们对一切事物好奇，他们的心智如此强大，以至于能够造就出一列思想的列车出来，这辆车跨越开端和结局，庞大无比。他们很清楚，没有哪个问题——甚至高屋建瓴的广义问题——是能够孤立地从某个方面解释得清的。例如，我们应怎样来道德地行动和我们应希求一种怎样的人生这样的问题，取决于我们是怎样或者应该怎样面对时间，以及我们是否天生就是社会／政治的存在。知道我们怎么了解是我们对别的问题可能给出的任何回应的前提。严肃的哲学家纵观全局，总希望能给出一个有始有终的解释。除非你是个天才，否则的话，你最好不要尝试去这样做。如果我们想要学会哲学地思考，除了小心翼翼地走过那些伟大思想家们在书中铺就的思考之路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当然可以试着给出更多的解释，但这样做并不明智。要阐释得更好，远胜于此的办法则是去重走我过去卅载的教学中所走的路：打开一本书，用我自己的方式消化（讲授）它；尝试追溯或者重构作者得出解释的思维过程，并尽可能地清晰明了；请其他人（学生）来做这件事。这正是本书其他章节要做的。
这里出现了一个潜在的障碍：这些我们笃信的伟大哲学家中间，存在着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互不认同。例如亚里士多德，他坚信人类天生就是政治生物。这意味着，如果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个体而不是一个市民——而今大多数美国人这样做——这个个体就不是完全的人。卢梭却认为，我们天生就是孤独的存在。他认为我们在社会当中持续地将自己与他人作比较，从而也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观察自己。这样一来，社会当中的我们总是失去自我。以此可见，在卢梭看来，亚里士多德大错特错。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认为，道德的行为是由它对别人生活的积极后果来定义的。如果骑自行车对大气产生的碳排放更少，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骑车或许是道德的行为。但康德却不这么看，康德认为道德的行为不取决于它的后果，只取决于指导这个行为的原则。他相信，如果言出必行是应该的，那么我们绝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言而无信。
为了遵循自己关于人类政治性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人生是由一位成熟、庄重、完全理性的成年人——这个成年人接受领导他人的责任——所领导的生活。而尼采却从一个玩耍的孩童身上发现了人类繁荣的范式。我们后面将读到关于非西方哲学的一章，其中孔子和老子也同样观点相左。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略有些共同点，而老子的观点更接近尼采。
笛卡尔的许多观点十分清晰且独特，我们只要解读他的这些观点就能得到许多知识。这些知识是先验的，也就是说，它们独立于可感知到的现实，因而既不能也不需要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他的观点，我所认为的那种通过骑自行车获得关于这个城市的某种经验性的知识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而休谟却认为，我们所有的思想均来自经验，以至于知识也极可能源自此。在休谟看来，不存在什么纯认知性的能力能够独立地从可感知现实中揭示世界的真理。
圣奥古斯丁认为，在时间里存在的一切事物——我们眼睛能看到、双手能摸到的一切——都是非实在的，因而一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他而言今天存在明天将消逝的一切都不完全真实。对于我们现在所知的“时间意识”，他给出了十分精彩的分析，并认为处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一时间之流当中的人生本身就是消逝当中的一条烟缕，仅此而已。结果，他认为总体而言我们的明智之举是让自己去面对那些对时间之流免疫的东西；换句话说，去追求不朽，去追寻神。尼采针锋相对地认为，奥古斯丁对时间之流的诋毁十分卑劣。在尼采看来，否定现实和时间流逝的好处无异于某种自我憎恨。没错，时间是在飞逝，但这就是我们拥有的所有；因而尼采向我们提出挑战，迫使我们肯定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不要逃离到一种假想的、死气沉沉的远处去。
简而言之，哲学的历史就是对立思想的一系列分歧和争议，而且从未出现过任何一位无可争议的赢家。不像能够一致认同元素周期表上有多少种元素的当代化学家，也不像那些一致确认自然选择理论的生物学家，哲学家们在大多数议题上相互对立，今天饶是如此。他们不像自然科学或经济学界的同僚，他们从不会苟同某种单一的理论框架，以这种方式来加入别人的阵营并实现不断累积的进步。
恰恰相反，他们的工作便是决定什么是基础，什么是框架。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互不认同。这种竞争，今天仍在继续。
那么问题来了。如若笔者上文提到的列位先哲们互相之间针尖对麦芒，他们又凭什么都能够堪称“伟大”？既然互相之间观点相左，难道就不会有谁是错误的吗？
有位哲学家受够了哲学界争辩无休无止而又裹足不前，于是决定摒弃这一切。他就是笛卡尔。笛卡尔写道：
关于哲学，我只想说，看到数百年来无数伟大先哲们的孜孜探索，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哪个地方不存在争议，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笃定无疑的，我根本不敢不自量力地以为我自己能让此局面有所好转。（笛卡尔，《方法论》）
笛卡尔这显而易见的谦逊只是一种掩饰。他决意要做的，除了摒弃传统西方哲学以外，还要从无到有，开创新的东西出来；也就是说，一种与先哲们截然不同的、无可置疑的理论立场。当然了，他的尝试，在四百多年前的那个时代，一经开始便备受争论。换句话说，笛卡尔本人变成了他自己所不齿的那个传统的一部分。
虽然在哲学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议题为所有人一致认同，但这不应该是绝望的理由。笛卡尔可能认为它是，但这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在第六章中将读到）他是一个有着极其智慧的气质和动机的思想家。最好的佐证是，据说他喜欢自己在数学上的成就的清晰和确定性，以至于这成了他的一个标准，所有别的知识主张都要用这个标准来加以衡量。形象点儿来说，但凡嗅到任何一点模糊或存疑的气味，他便避而远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哲学上的意见分歧是有更为积极的方式去对待的。数学本身，先不论其有多么美丽、多么令人折服，并不总是知识的最佳范例。如若此言不虚，那过去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也并非那么令人沮丧；相反，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朝气蓬勃的、从不间断的对话，即便在今天，这对话不仅欢迎我们加入，还会让我们获益不浅。这一点下例可证：
卢梭想必读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因为他曾经借用了该书中一句话作为自己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引语：“不应当在变了质的事物里而应当在合乎自然法则的事物里来观察自然。”
卢梭提到的这段话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原则：要理解任何自然的存在——例如一种动物——我们应当研究这种动物的最佳代表，也就是（用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话来说）“合乎自然法则”的东西。要理解什么是鹰，就要研究一只身处壮年、矫健凶狠、展翅高飞、目光如炬的鹰。这样就能够揭示什么是“鹰性”，或者说一只鹰意味着什么。类似的，如果要理解人类，就要研究那些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杰出”的人。这些人展现了这个物种的天生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潜力。正是通过研究这些人，而不是那些“变了质”的人，我们才能最好地研究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卢梭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一立场，并且他的这本书恰好贴切地完成了检视人类最为天性的一面这一任务。但是，在这样的个体是哪些人的问题上，他完全不认同。简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给卢梭留下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性？——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然而后来卢梭走到了对立面，有了自己的主意。后来，他自己得出了答案——与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截然相反，即使这个答案的得出要多亏后者。
要再一次提到的是，笛卡尔的挑战是必须的。如果这两位堪称“伟大”的哲学家互相之间如此对立，我们又怎么能够评判他们之间孰对孰错？还有，为什么我们要去评判呢？可能，因为亚里士多德和卢梭并不知道我们最近的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进展，一开始也都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机会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要操这个心呢？（本文节选自《哲学思考：思想史上的伟大论辩》）
《哲学思考：思想史上的伟大论辩》
［美］戴维·罗克里克 著
ISBN：978－7－5166－5092－9
新华出版社 2020年6月
定价：4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