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奴才韩非（中续）
荀子一向被认为是儒家，他本人也声称尊崇孔子，但他对孔子以后的儒家都有些看不惯，比如大儒孟子，就被他看成是败坏了孔门的叛逆。荀子和孟子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宣称“性恶”，而孟子主张“性善”。
远古人类时代，按照部落生活，部落中每个成年人都有权利选择他们的首领。因为面对恶劣的大自然环境，单靠孤立的个人是没法生存的。但每个人都想生活得更好，对其它人就有天然的排斥性。中国古代发展到战国，往常“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被轰轰烈烈的征战屠杀所代替，这让那时的人感到震惊。春秋前虽然也有战争，但各诸侯国贵族之间大多有亲戚关系，发生冲突，也不过是象征性的。战争的双方都以礼仪为约束，很少发生大规模屠杀事件（有些战事比较惨烈，死人数和后来比也不值一提）。双方的兵马也不会太多，在春秋早期，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算大国。双方打仗，战败方只要投降，很多都不会遭到灭国的下场。到了战国，万乘之国有七个。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城夺地，全都以灭亡对方为目的。双方经常采取大规模的会战，杀伤人数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种种残酷的现实，也开始促使那时的学者进行思考：文明，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像一战后,欧洲学者陷入同样的惶惑一样。往常由官吏掌管的学问，也早已随着礼崩乐坏的现实流落到民间，有文化的百姓逐渐增多。这些，在客观上都使这种思考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关于人性的善、恶，是当时首当其冲的思考对象。
荀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出他的性恶论的，他这样向门徒宣传自己的学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对门徒们来说，这句话简直是振聋发聩。他们没想到这位号称尊崇孔子的大师，会发出这样恐怖的言论。因为上一位儒家大师孟子才死了不到五十年，他的流风余沫还沾染在人们的心中。关于人性，孟子坚定不移地宣称“人性本善”，他的证据是人看见同类甚至牲畜受苦，就会有恻隐之心。人在生活中应该发挥这样的善性，互相友爱，互相帮助；君王也应该发挥这样的善性，以仁政对待百姓，就会统一天下。
应该说，孟子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人没有天然的善性，又怎么会看见同类或者牲畜受苦，就有恻隐之心呢？据科学家研究，刚生下来的婴儿，天然的喜欢长相漂亮的人，然而一旦他发现这长相漂亮的人对他人没有善意，就会逐渐对其厌恶。既然婴儿也知排斥恶人，喜欢善人。那么从生物本性上来讲，人的天性中含有善良的因子，似乎是可能的。只是在社会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人心底邪恶，杀人如麻，不惜把自己的快乐加诸别人的痛苦之上，他们天性中的善良到底去了哪里？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那些可贵的善性被邪恶取而代之了？就像三代时候的和谐社会，怎么会被眼前这个弱肉强食的战国所取代？这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难以避免的一个重大命题。
公元1995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了竹简《性情论》，也探讨了人性的问题。这些也是儒家子思学派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天性有善有恶，最后这个人到底发展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看外界环境对他的影响。
比孟子晚生六七十年的荀况，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无疑会更加激烈。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战国晚期，诸侯国之间的火并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战争的残酷远比孟子所能见到的残酷。尤其是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一次就坑杀40万赵国降卒，这种恐怖的战争杀戮，必定深深让接受过儒家仁义传统滋养荀况吃惊，他怎么能不对此进行深思？
在这种情况下，他思考的结果是：“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也就毫不奇怪了。
“伪”的本来意思不是“虚伪”，之前这个字并不附带任何的道德因子，它的意思只是“人为”，而有别于“天然”。《广雅·释诂》：“伪，为也。”所谓“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意思也不过是人做善事，并不是发自天然的善，而是有目的的作为。这种有目的的作为，引申起来，就发展出了“虚伪”的意思。
“什么是人的天性，眼睛生下来就能看到光明，耳朵生下来就能听到声音，这些不需要学习而会的功能，就是天性。它是不会改变的，生下来是这样，死而后已。如果人性是善的，它应该也像眼睛和耳朵一样，是一种天然的不需要学习的功能，一生也不会改变。可为什么后来会有恶人存在呢？这说明孟子的性善论是靠不住的。”对着学生，荀子这样论证。
韩非的身体一阵颤栗，这或许是他一直思考而不得结果的问题，或许是他已经思考出来了的问题，这次得到了老师的印证。他目不转睛的望着老师，希望老师一直讲下去。
荀子继续道：“人生下来就是喜欢吃好的，穿好的，玩漂亮的女人。但是好吃的东西，华丽的衣服，美貌的女人毕竟是少数，如果大家都欲得到，就会产生争斗。争斗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永无宁日，大家都活不下去。最后圣人出来，为大家制定了礼义之道，让大家懂得谦让，懂得廉耻，从此世界才有了秩序，文明才能发展。”
韩非频频点头，老师的话一个字不漏地被他收进了耳朵里。“现在的人，见了好吃的不敢先吃，而要让给年长者；自己累了不敢休息，是想让年长者得到安逸，这并非他们天性如此，而是受到了礼乐教化的缘故。”
但是韩非的疑惑又来了，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为什么他们要接受礼乐教化呢？为什么不一直弘扬自己的本性呢？
老师回答他说：“因为人总想追求没有的东西。就像一个富家女，如果由她自己来挑选丈夫，她可能更看重男人的相貌、才华等东西，男人有没有钱，她可能不是很在乎；倘若一个贫家女子，从小缺衣少食，她就会把男人有钱没钱放在第一位。同理，贵族当官，并不在乎薪水，因为他有自己的采邑，当官对他是一种荣誉；穷人一旦当了官，则可能极为贪婪，老百姓在他们这种人的治下，只怕会倾家荡产。”
“老师，你的意思是，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他要追求善良，因为他缺乏善良？”韩非追问道。
荀子点了点头。韩非结结巴巴地说：“这个似乎不能类比。何况并非所有出身贵族的人都不爱财，也不是所有富家女都愿意嫁给贫穷的美男子，又怎么可能所有性恶的人因此愿意接受礼乐呢？”
荀子道：“正因为不是所有性恶的人都追求善性，所以这世上才保留了这么多恶人。”
从逻辑上，荀子的这句回答似乎无法辩驳，但韩非心知其不对，觉得这是牵强附会。不过他认为，也没必要跟老师这样辩下去，他躲在一边默默思考。至少，老师的“性恶论”这种看法他是赞同的，他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可以想通以前没有想通的许多事情。
但是或许会有学生提出孟子的观点进行质疑：如果人性是恶的，为什么人看见杀人杀猪会起恻隐之心。荀子反驳道：“这很好解释。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多少都受到了礼乐的教化，完全天生的野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有这种野人，他看见杀猪可能不会有丝毫恻隐之心；看见杀人，或者有。就像动物看见自己的同类被杀一样。”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见同类被杀，害怕自己也遭致同样的命运。关键还是为了自己。你想，如果人天性善良，大家就都能和睦相处，又何需拥立君王来统治我们呢？”
荀子的这番话，对论证他自己的观点无疑是有力的，人们设立君王，起初是为了维持秩序，是人和人不致于相攻，最后却不得不受君王的奴役。设立君王，本来是“必要的恶”，结果却被这个恶加诸于自身，这难道不是上天对人类自身恶性之惩罚吗？
但荀子仍是个没有完全摆脱儒家仁义思想的人，有一天他讲到打仗，举了个例子。说他到赵国的时候，曾在赵孝成王面前和临武君辩论。孝成王问临武君：“请问打仗的要诀是什么？”
临武君回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密切注视敌人的变动，后发先至，找准机会迅速攻击。”
荀子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臣以为用兵之道，贵在好好调理百姓，使他们合而为一，亲附君上。好比弓矢不调，就算让后羿来射也射不到什么；六马不和，就算让造父来驾驭也无能为力。士民不亲附君王，就算让汤、武来统帅也不能胜利。所以说，善于打仗的人，一定善于调教百姓。”
“这就是说，政治比军事重要。”学生中有人提问。
荀子点点头：“但是临武君不同意，他说，兵之所贵，在于锋锐不可挡；主将的任务，在于善于出奇计。擅长用兵的人，深微不可测，疾速不可度，孙吴、吴起就是这样做的，何必要让百姓亲附才能用兵呢？”
“您又是怎么反驳他的呢？”旁边的李斯估计也有些迷惑。
荀子回答：“我告诉他，用谋诈统兵，对付暴君的军队还可以，对付尧舜的军队注定会失败。仁人统帅军队，军队的士兵都爱戴他，保护他就像手臂保护脸和肚子一样，要对付这样的军队，是很难讨好的。你想想看，暴君的军队，也不过是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和我仁义的军队交战，一定会向往我们，视我们亲如父母，好我们香若椒兰，对他们的君主，反而视若烈火，视若仇雠。人之常情，谁肯听讨厌的人去杀喜欢的人呢？”
学生们一起迷惑起来，他们发现老师虽然反对孟子，但这段话和孟子却同出一辙。都是说君王行仁义，则将王天下，反对霸道统一天下。百姓只会拥护仁义的君王，从道理上这是无懈可击，但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前提是百姓一旦被仁义的君王统治，碰到残暴的军队时，就一定会奋勇向前。当年中山国横行一时，他的国君反而追慕仁义，结果很快灭亡。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96年，离荀子说这番话的时代并不太远。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荀子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今军力最强的美国，正是因为实施的是仁义之道，才使得天下归心。世界各国的才智之士，无不向慕，千方百计移居彼地；那些落后国家，花费大量的钱财，辛辛苦苦培养出了一些过得去的人才，但因为本身制度恶劣，人才不断流失，最后只剩下一些歪瓜裂枣，把国家搞得每况愈下。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这世上有任何国家能赶上美国，能和美国抗衡，因为它是一块吸纳人才的磁石。那些支持川普的脑残美国人，一个劲排外，其实是坐井观天。如果荀子活到今天，访问美国，他一定会连声赞叹：“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尧舜之治。”只是荀子想不到，那真正能克服人类恶的办法，不是出个尧舜之君，而是采用宪政。因为尧舜也是人，他的本性也恶，以恶人来治国，而没有力量制衡，如何能行成仁政？荀子的思考，最终没有达到亚里斯多德那一步，他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民主的东西。
荀子只到过秦国，对于秦国的政治，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
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私事也。不朋党，不比周，倜然莫不通阴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治之至矣，秦类之矣。
饱含赞扬的热情。但当年我看到秦国百姓“甚畏有司而顺”这句，不寒而栗，这算什么好事？分明就是几十年前中国人的翻版。学者高华谈及延安整风，曾经概括说：“……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育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新人”，我对现代史不熟，不知其概括精确与否，倘若精确，则当时的培养目标真不算进步，因为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人已是如此。所以，“甚畏有司而顺”的秦国人，竟然会得到荀子的赞颂，可见其思力究竟不高。至于不朋党，不比周，没有私谒，互相无私交的秦国官吏们，也不过方便于秦王独裁，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否则，短命的秦国也就不会成为千古笑柄了。
苏东坡是很厌恶秦政的，所以他对司马迁对秦政“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这类描写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虚美。但这倒未必，一个朝代的好坏，有时从外面是看不出的。比如希特勒的德国，有的史家描写也非常好，更不用提苏联。无孔不入的国家专制，用铁和血将一切五色斑斓的思想消灭掉，于是市面显得一切井然有序，司马迁又怎能知晓。
大概是秦国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蒙蔽了荀子的双眼，他或许会想，秦国人打仗老能胜，一定有他的原因。因为战争，总该是文明的一部分。在“王者之师无敌”之概念先行的前提下，秦国或许还真有其伟大之处？
但其实在冷兵器时代，各国生产力相差无几，反而是那些更野蛮的国家能笑到最后，因为它能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办大事。但在火器时代，国家的自由度之差异，会让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生产力相悬天壤，还不提那些自由国家因为自由度所带来的巨大的创造力。而说到底，战争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生产力的比拼，也就是荀子说的“政治比军事重要”。假设秦国当时和六国相比，生产力略低，但通过厚敛，把一切生产力都转换为军事力量，那他的胜出，简直是必然的。
中国的军事家，多集中于军事本身，其实军事本身并不复杂，那些共同特征也容易掌握，比如对兵好。《史记》记载，齐国大军事家司马穰苴，“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意思是，亲自视察士兵宿舍，亲切慰问，把分给自己的高级食品都散给士兵分享，却去吃士兵食堂，而且打最便宜的菜。果然效果显著，“三日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不但没装病的，连真病的，都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要为司马穰苴卖命。把晋国、燕国军队吓得够呛，未交锋就拔营而逃。
另一军事大师吴起也是这样，“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意思是，吴起做将军，和最低级的列兵吃一样的食物，也不骑高头大马，干粮都自己背。士卒有生病长疮的，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疮，效果也很好，“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士卒们都以为他死为乐，这仗不打赢很难。
汉朝有个叫魏尚的，同样深知这种办法。他做云中太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意思是他把太守所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都分给士卒（军市租应该数目不少，按惯例税钱归太守）。五天杀一次牛，分给中层干部，所以匈奴人吓得远避，根本不敢靠近他的辖区。
这些都很好，都很有效果，但是商鞅同志肯定对之不屑一顾：“这样当将军，太苦太累，难道人一辈子奋斗，就为了吃苦受罪？”他的同志韩非曾讲过一个故事，发生火灾，如果给救火的人赏赐，那还会有不稀罕的，再说官府也没这么多钱。但如果换一种思维，凡是不救火的，全部判刑，就没人敢不救火。因此，商鞅肯定会认为，通过私恩来激励将士卖力，不如以严刑峻法让他们不得不卖力。秦国的成功，其实就在于把普通百姓都训练成了恶狼。这就是政治。那些只着眼于军事的国家，一定是最后的失败者。
汉代被封冠军侯的青年将军霍去病，就从来不干与士卒共劳苦的事，在他的军中，狗马可以吃粱肉，士卒却会饥寒而死，但没妨碍他无战不胜，至今成为网上少女花痴的梦中情人。为什么因为汉朝领土够大，人力物力够丰富。但若碰到1840年的英军，也不过是炮灰的命。
秦国的胜利，说到底就是火器时代以前野蛮的胜利，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野蛮的行径，只有足量的现代文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野蛮。
“老师还和临武君谈了些什么？”又有学生向荀子提问。
荀子道：“他们问我用什么方法来训练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我给他们做了个比较。我告诉他们，齐国人崇尚技击，国家大力选拔擅长技击之士，战场上斩首者就发给赏赐；魏国人更注重选拔士兵，他们的士兵要求穿上三缀的甲，操十二石的强弩，背五十枝箭矢，怀三天的干粮，半天可以跑一百里路，一旦中选，就免除他们全家的徭役和赋税；秦国人则不选拔，要求每个百姓都必须学习打仗，不听从者就致以刑罚。干什么都是旁门左道，只有打仗立功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秦国百姓一旦斩获了敌人五个首级，就可以把乡里的五户人家划归自己门下当成奴仆。相比齐国和魏国，秦国是全民皆兵。齐国人选拔的技击之士，因为立功得到的赏赐没有魏国人多，所以不如魏国武卒勇猛，体力也赶不上魏国武卒；但是魏国武卒虽然强悍，这种强悍只能维持几年，之后就体力锐减。再要选拔新的，一则不好选，二则原先的武卒淘汰的话，也不好意思取消对他们的优厚待遇。而秦国人战场斩获之后，得到的赏赐不但优厚，而且他们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只有练习打仗。所以秦国从孝公以来，经历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世都威行天下，这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政策好。不过，它的政策再好，本质上和齐国、魏国是一样的，都是用财利去引诱百姓卖命，就像菜市场买菜似的，相互之间讨价还价，是纯粹利益的结合，注定不能长久。一旦碰上汤武那样的仁义之士，军队就会瞬间土崩瓦解。”
这下连李斯也提出异议了：“秦国四世称霸，现在已经无敌于天下了，秦国的成功并不靠仁义之道，仁义之道有什么用，只要便于从事，能打胜仗，管它什么道；只要能抓老鼠，又管它白猫黑猫呢？”
荀子不高兴了：“你说的便于从事，是目光短浅的做法。用威权和财利去逼迫引诱百姓打仗，是不会让百姓心服口服的，不会让他们心甘情愿送死的。只有政治清明，百姓爱戴他们的君王，才肯心甘情愿为保护他而牺牲。秦国虽然一时成功，但注定不能长久，李斯，你要相信我的话。”
李斯默然不语，韩非却插了一句：“那我请问老师，秦国已经吞并大半个天下了，您说的那个无敌于天下的仁义之师又在哪里？”
荀子哑口无言。
在课堂下面，韩非、李斯、浮丘伯这三个得意的学生经常会互相讨论，但是有关打仗这个话题，浮丘伯没有兴趣，他说：“老师的说法是有矛盾，不过既然连他老人家都说不清楚的话题，我们何必去讨论呢。我想，不过汤武当政还是桀纣当政，文化总是需要的，我还是好好研读我的《诗经》吧。”
他退出了，生下韩非、李斯两人继续讨论。李斯说：“我觉得老师的性恶论很好，但是他讲到兵事的时候，完全偏离了他的基础理论。每个人都是豺狼，而秦国是把这种豺狼驯服得最好的国家。我想在秦国实现自己当仓鼠的理想，当了仓鼠，我就可以吃得肥肥胖胖，还可以统治别人。”
韩非默然了，他是韩国宗室，和李斯的地位不同，假如在韩国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把韩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又何必跑到秦国呢。
李斯走了，他先是回到上蔡家乡，也收徒讲学，传授法律，带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吴公，这个人是汉朝最有名的才子贾谊的老师。之后李斯再去了秦国。荀子听到他去秦国的消息之后，饭也不想吃了，说：“这个人心术不正，将我的学说断章取义地辅佐帝王，或许能邀一时之宠，最终却会自蹈灭亡。殷鉴不远，当年商鞅、吴起何尝不是如此？”
绝顶聪明的韩非，对师父预告李斯的结局也深信不疑，只是并不赞同老师说的原因。他认为李斯将来灭亡，绝不是因为断章取义发展了老师的学说，而是作为真理的掌握者，一定会遭到小人的陷害。回到韩国之后，他屡屡向韩王上书，希望韩王采取自己的富国强兵之道，却被置之不理。在他看来，自己的遭遇尤其证实了这一点。
终于，在时隔十几年后，他终于获得韩王安的信任，出使秦国，为韩国乞命。而他的师弟，这个当初水平不如他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了秦王身边的红人了，此时的韩非，不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依他的性格，或许会感到高兴，师弟出息了，或许会帮自己一把，在秦王面前为自己进进美言。可是，他却忘记了，李斯秉持的理论是性恶，每个人都以他人作为地狱，他有什么理由帮韩非呢？推荐这个比他有才华的师兄给秦王，难道让他压过自己的风头吗？
然而李斯又为什么要向秦王推荐韩非呢，要骗韩非到亲过来杀掉？或许他还没有想得那么远。或者他只是想，主子都赞不绝口的人，和自己同出师门，自己多少有点“与有荣焉”；也会让主子相信良师手下无差生，自己更加的飞黄腾达，指日可望。或者李斯也确实是怀了良好的愿望，想帮自己的师兄一把。人性复杂，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先例，庞涓和孙膑，不就是同样的师兄弟，不就是同样的视同水火吗？这两个人都是兵家，兵法家向来是放在一起，唇齿相依的，他们都有果断冷酷的性格，才能当好将军。同样，对待师弟也绝不能留情。
韩非这次的出使就因为为自己带来了灾难。一方面是李斯的原因，一方面也在于他自己。
曾经，他想过游说秦王，让秦王的铁肩承担起统一天下的大命。然而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不可能像商鞅那么决绝，商鞅的母国卫国国小地狭，春秋时就差点亡灭，是烂泥扶不上墙。韩国却不同，它再弱小，也有万乘兵车，他符合韩非心目中的理念，他曾讲过：“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只要韩王能够真正重用他韩非，韩国或许有起死回生之效。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只要秦国不攻打韩国，韩国就能够和平崛起。将近花甲之年的韩非，怀着激动的心情，坐着传车，来到了他最景仰的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