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木牌 民族瑰宝——大连档案史志网
作者：刘恋
来源：中国档案报
满文是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创制并使用的文字，早在清入关前的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齐（即后来的清太祖）即命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后金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即后来的清太宗）又命人改制老满文，在原字母旁边加圈点来区分相同字母的不同读音，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努尔哈齐时期创制的满文相应地被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清初，尤其是入关前，为方便随手记事或报送军情，有时会将满文写在木片上，往来传递，这样就形成了早期的满文文书档案——清初满文木牌。满文木牌存世极少，十分珍贵，目前仅发现30件，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风格独特存世稀少
这种风格独特的木牌档案，盛行于清初。据清康熙年间杨宾撰写的《柳边纪略》所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清入关以后，满文木牌渐渐不再使用，日益鲜为人知。直至1935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了26件被高丽纸包裹的满文木牌，引起轰动。这26件满文木牌均编有号码，编号用黑字书写在白色圆形小纸片上，贴在木牌空白处。高丽纸包外写有满文，包内还有纸写档案40余件，内容与木牌所记间有相同，应是抄自木牌。197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在整理内阁杂档时再次发现两件满文木牌；2013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在整理内阁满文档案时又发现两件与前述形制相同的木牌。至此，共发现满文木牌30件。
满文木牌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简牍文书的遗续。从形制上看，木牌多以杨木、柳木、松木等削成，形状各异。存世的30件满文木牌，大多数削为薄片，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其中一件为棱柱状长方体，四面书写。木牌长短宽窄不尽相同，最长为33.3厘米，最短为13.6厘米，最宽为4.6厘米，最窄为2厘米。因木牌形状不同，满文字体也大小不一，木牌每面书写满文最少者1行，最多者4行。木牌表面无其他涂饰。每件木牌一端均有一小孔，用以编缀成册，便于传递与保存，此即杨宾所言的“档子”。
公文雏形简单实用
满文木牌因书写空间有限，往往内容简单，不记书写者的名字与书写的时间，只是简明扼要的记事。据专家考证，这30件满文木牌均是清武英郡王阿济格军中之物，记载了阿济格于崇德元年（1636）率满、蒙、汉八旗兵进入关内，在北京周围与明兵作战的情形与俘获什物，以及给统兵之王、贝勒下达的命令等，如有“蓟州兵一百乘马诱我兵，沙尔虎达、阿尔布尼、喀扎海等率兵追之，斩三人，生擒二人，解来献武英郡王”，“命尔苏凯携总兵官速来，若使总兵官逃脱，尔承其罪。在笔帖式中，尔较为贤能者也。勿使逃脱，勉之！勉之！”等内容。可见，满文木牌已有往来呈递、记录事实、下达命令等性质，具备了公文的雏形。
崇德初年正值新老满文交替使用阶段，满文木牌作为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上所书既有老满文又有新满文，所加圈点并不严格。如2号木牌上的“hoilaihoton”（汉译“怀来城”）两词，按照新满文格式，“hoton”（汉译“城”）一词，应在音节“ho”右侧书写一个圈，但该词出现两次均未见书写；该件木牌内还写有“juwemorinjafaha”（汉译“获马两匹”）一句，“juwe”（汉译“两”）一词的“ju”“we”两音节右侧应分别书写一点，“jafaha”（汉译“抓获”）一词中，音节“ha”右侧应书写一个圈，两词均未按照新满文格式书写。另外，清入关前由于满文创制不久，拼写外来语或人名、地名时，用词尚不固定。如“卢沟桥”一词，3号木牌写作“lugukio”，而5号木牌写作“lugukiyoo”，写法、读法均有差别，而且如果按照新满文格式，“lugu”（汉译“卢沟”）一词中音节“gu”右侧应书写一点，3号木牌没有书写，而5号木牌则写了一点。可见，木牌上的满文实际上反映了清初新老满文过渡时期两种文字交替使用且灵活多变的特点。
学术热点著述层出
满文木牌自被发现起，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翻译、出版和研究成果不断，最早的便是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李德启的著作。1935年，第一批26件满文木牌被发现以后，李德启遵文献馆馆长沈兼士嘱托，对满文木牌加以编译，撰写了《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一书，由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当年5月出版。该书收录了当时发现的26件满文木牌的照片，是满文木牌首次对外公布。书中不仅对满文木牌的来源、文字特点和形成时间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还将其逐一音译和意译，并作了必要的注释。在1979年新发现两件满文木牌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0年明清档案部从北京故宫博物院独立出来，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专家关孝廉对28件木牌重新翻译，具体内容收录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四辑中，该书于1990年付梓。两位前辈学者的翻译与研究，为满文木牌后续的保存与研究起到了铺垫作用。
2010年3月，清初满文木牌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再次引起国内外学者以及档案工作者的关注。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吴元丰在专著《满文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对满文木牌的性质、归类以及编译、出版等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徐莉在《内阁盛京满文旧档及其价值》一文中，也对满文木牌的形制、满文书写特点以及整理情况等方面详加说明。
存世满文木牌数量极少，但它对满族史、清史研究以及满语文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首先，满文木牌形成年代较早，无论其形制、语言、内容都有不同于后来满文文献的鲜明特色，它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清入关前的记事方式，丰富了满文档案的类型；其次，满文木牌所记内容虽很简单，但涉及广泛，包括史事、人名、地名等，其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物产及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内容，可与其他文献资料相酌，是研究清入关前历史的重要史料；再次，满文木牌体现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满族早期的一些特点与风俗，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最后，满文木牌所书文字为早期的满文，体现了从无圈点满文到有圈点满文的变化，且笔体古朴、遒劲有力，内容直白，少有修饰，为研究满语文字体演进、满文语音发展变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语言学史料。可以说，这30件珍贵的满文木牌，不仅是我国宝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4月19日总第3362期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