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宽仁失天下（中）
上回说到元朝的税收制度比较轻和货币政策宽松。今天就来说说元朝的律法和商业政策
（三）元朝的律法宽松。
元朝定鼎中原，一统天下，为了治理广大的疆域内的各族人民。元朝统治者为了管理各族人民，制订了一系列宽松的律法。元朝时代刑法的最大特点是宽刑慎法。
元朝疆域图
元朝统治者很早就接受了汉族政权的法律制度，忽必烈逐渐接受旧臣汉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等立法指导思想。
由于元朝统治者是从草原部族统治中原。所以元朝律法既吸收唐宋法制，又保留蒙古旧制，实行民族分治，形成了元朝独特的法制特点。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初期，天下刚刚平定，要休养生息，更要取得广大疆域内的各民族对元朝的认同。所以元世祖忽必烈著重地提出了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
忽必烈：“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
忽必烈：“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
忽必烈以宽刑慎法制定律法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元朝第一部律法，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颁行的《至元新格》。
忽必烈
这部律法汇辑了元朝建立以来的条格、成例等法律法规，内容包括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等十个方面。
这部律法比较全面，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其刑罚条例太过残酷，违背忽必烈的恤民仁政，宽刑慎法的律法指导思想。
结果搞的忽必烈非常不满，他命何荣祖全面修改这部律法，删减了许多刑罚条例。《至元新格》修正以后，忽必烈才下命颁布于世。这部律法后来称为《大德新律》。
元朝废除了很多宋朝残酷的刑法，秦朝以来的刑法都很残酷。有肉刑，就是有剁手剁脚，割掉鼻子，宫刑等在内的诸多残酷刑法。
这种残酷的用刑在隋唐两朝被废除了，但是宋朝又恢复了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残酷用刑，而且宋朝还有黥面，就是在脸上刺字。元朝废除了这些宋朝这些用刑，用笞、杖、徒、流、死备来代替。
《元史》对此评价是“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
元朝对新的五刑做出了新的解释。打七下到五十下就是笞刑；六十下到一百七十下就是杖刑；徒法就是对所判的年数和所判的杖数进行加减，对贩私盐和指偷窃和劫夺财物的行为进行判决对他们要带枷锁；流法就是将犯法的南方人迁到东北辽阳一带，北方人将他们迁到湖南和两广地区；死刑犯就是被砍头没有绞刑，犯了谋反大罪情况严重的，就会被凌迟处死。
《元史·刑法志》：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其徒法，年数杖数，相附丽为加减，盐徒盗贼既决而又鐐之；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死刑，则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焉。
元朝统治者还禁止了对人犯的刑讯逼供的做法。专门出了规定。因为元朝统治者认为刑讯逼供的做法太不人道，太残酷了。有将人犯跪在碎瓷片上，结果人受不了这种疼痛，就会屈打成招。
元朝官员
结果就会造成冤狱，元朝规定如果有官员敢这样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那么就要严惩违反规定的官员，他们酷吏般的做法违背了皇帝宽仁慎刑的本意。
《元典章》刑部二有《禁止惨刻酷刑》的专门条目，规定：“鞫狱之具，自有定制，比年以来，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于瓷芒碎瓦之上，不胜楚痛，人不能堪。罪之有无，何求不得!其余法外惨刻，又不止比。今后似此鞫问之惨，自内而外，通行禁断。如有违犯官吏，重行治罪，似望体皇上恤刑之本意，去酷吏肆虐之余风，天下幸甚。”
元朝统治者对刑法的判处也十分轻微。比如在灭南宋后把233条罪名，减少到了135条，在忽必烈时全国都只有不到两千人被判处死刑。
以至于某地“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比如1263年，全国只有7个人被处死，1265年为42人，1269年还是42人。
元末明初叶子奇所撰《草木子》中说,元代“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颜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在忽必烈一朝，犯人打板子也是能少打一下绝不多打，他还曾说“有罪笞五十者,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减成四十七笞。”
元朝的律法比较前代的律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从元朝开始，通过法律把奸淫幼女罪和一般强奸罪分开，“合一律处死”，对奸淫幼女罪从重处罚的规定，是立法的一大进步。“诸强奸幼女者，处死；虽和同强，女不坐”——《元史·刑法志》。
烧埋银是元朝法律规定在对犯罪人处刑的同时，并对被害人予以赔偿财产的制度。烧埋银主要适用于杀人或伤人致死犯罪。对于各种杀人罪，向罪犯家属征“烧埋银”白银五十两给苦主即受害人家属，用来烧埋尸体。在南宋很多地方因为没有地安葬尸体都有烧尸体的做法，朝廷屡禁不止。
这个制度规定，不法致人死亡的，杀人者在接受刑罚之外，还须赔给死者家属一定数额的赔偿，作为烧埋尸体的费用。也就是说，杀人者在负刑事责任之外，还须负民事赔偿责任。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要求在追究行凶者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其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
《元史·刑法志》：“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无银者征钞一十锭，会赦免罪者倍之。”
但是元朝的律法虽然宽仁，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就是太琐碎了。
因为元朝立法受两宋编敕、编例的影响较大，经常将皇帝敕令及成例加以整理编辑，具有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各种法规汇编的性质，而且其中诏制、条格、断例占有很大比重，往往是一事立一法，因而律条庞杂，结构松散，致使法律内容很不规范。
朱元璋
连明太祖朱元璋也认为,元代法律不是过于严厉而是过于繁琐。他曾对李善长等立法大臣说:“元时条格繁冗,所以其害不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归于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
元朝律法宽仁是得到许多明朝人认可的。连推翻元朝的朱元璋也同意元朝律法宽仁。
《明通鉴》记载，明朝立国后，朱元璋询问元朝旧臣，元朝政事的得失。马翼回道：“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然后马翼给朱元璋解释了一下意思。
朱元璋听完后说道：“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朱元璋：如予者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这样评价元朝的吏治：“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而儒多屈为吏。吏皆忠厚洁廉，宽于用法而重于有过，勇于致名而怯于言利。”
但是元朝律法宽仁是有问题的。元朝律法宽仁实际上导致了犯罪成本太低，放纵了违法犯罪的行为，而且律法对有钱人和当官也宽仁。
这样一来，导致有钱人可以任性胡作非为，而遵纪守法的人则遭到了极大的损失，这动摇了他们对元朝的信任和支持。
元朝贵妇
“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江)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其坟至今称为某王坟茔。”
很多富豪地主隐瞒了自己的土地和财富，而且利用自己的势力进行土地兼并。而且将自己应该缴纳的税收转嫁到贫民百姓身上。导致贫民百姓的压力更大。
《元史·食货志一》：“⋯⋯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律法宽仁结果就是官员腐败，官员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的贪腐行为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和朝廷之间的矛盾。但是因为律法宽仁，他们也不会遭到严厉的处罚。这就导致了贪污腐败更加泛滥。
忽必烈时，东平人赵天麟上疏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元史·仁宗本纪》里说：“蔡五九之变，皆由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
比如亲笔记载了许多元朝腐败猛料的元末文学家叶子奇，早就一针见血“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明朝开国顶级智囊刘伯温，也在朱元璋面前一声怒批：“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
而且元朝的司法腐败也是有目共睹的，导致了元朝虽然有宽仁的律法，但是没有彻底的执行。
正如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在其名著《窦娥冤》中通过剧中人所说的：“官吏无心正法，百姓有口难言”，“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是元朝司法昏暗的真实写照。
（四）元朝的商业政策宽容
元朝的商业发展非常繁荣，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元朝起源于草原，本来就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而且主要元朝没有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思想。
因此元朝提倡商业发展，元朝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的扶持力度非常大，元朝是商人的天堂。
元朝取消了宋朝很多的商业税和专卖制度。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收取商业税，而且商业税比较重。比如，汉朝有告缗、唐朝有借商、宋朝有经、总制二钱等等非常重的商业税。但是元朝没有这些商业税。
《元史·食货志》：《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藐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而且元朝的商业税还比较轻，元朝政府实行“重利诱商贾”的政策，将传统的商业税率三十税一，在上都、大都改为四十税一、六十税一，甚至“置而不税”，市舶进口货仅有十分之一或十五分之一的“抽分例”。对贵族官僚经商，只纳税，不做任何限制。
忽必烈
元朝的商业税收入在朝廷的岁入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元文宗时期全国的商业税才93万两白银左右，而当时的朝廷岁入就有一千三百万两之巨。
《续文献通考·征榷考》：元代文宗天历年间，全国商税总额为九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八锭有奇，其中江浙行省商税总额为二十六万九千二十七锭二十两三钱。
《元史‧卷五十八》：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元朝也有专卖制度，但是没有向宋朝那样进行全面的垄断。朝廷的垄断形式不同，部分金、银、铜、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铅、锡由政府卖给商人经营；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
由于商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而且元朝发行纸币，对商业发展更加有利，而且元朝对外贸易非常繁荣。
史学家公认，宋代的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 唐。不过，宋朝的海外贸易比起元朝又逊色得多。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 和地区共 56 个，而于元代达到了 140 多个。
元廷对海外贸易是采取积极支持 和鼓励政策的。元代有众多的海外贸易港口，有远比宋朝细密的海外管理规章，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
元朝对外贸易
这种情况集中体现了元廷对外开放的经济国策 的进步性。在元代，除政府和一般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外，还有色目商人、 官僚私家、寺观僧道的对外贸易活动。
而且元朝朝廷还支持海外贸易，对外贸易开放，政府提供海船，但是收取70%的利润，而私人可以得到30%的利润。而且对有权有势的富贵人家，禁止他们进行海外贸易，从而扰乱贸易秩序。
《续文献通考·市籴考》：“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
无论水陆均“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及其家小，给予“免除杂役”的优待。元廷督促各级政府为商旅提供方便，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责令官、民赔偿其“失盗”的物品。
元朝繁荣的海外贸易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港口城市泉州。泉州海外贸易的中心，所有的物资都在这里集中。泉州这里的镇南门处，“四海舶商诸番琛贡 皆于是乎集”（《泉州府志》卷一一，《城池》）。“番货、远物、异宝、 奇货之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元朝对商业的扶持还表现在取消了对商人的歧视政策。秦朝以来，历朝历代均有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骑马，考科举，做官。但是元朝取消了这些对商人的限制。
《史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由此元朝允许商业做官，也可以穿丝绸，骑马。元朝的官员阿合马、桑哥及汉族卢世荣均为商人，也都受到过元朝统治者的重用，先后主政掌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大权。
由此可见，元朝的商人不但没有像其他封建王朝的商人一样被各个阶层所不齿，反而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社会上出现了“何如弃之法，逐末利百千”“效陶朱至富”的经商之风，国中下至平民百姓上到达官贵人都争相从事商业活动，经商的风潮席卷全国。
元朝富商
这种重视商业发展的做法造就一大批富商巨贾。而且元朝的民间大商人非常富有，有人说：“人生不愿万户候，但愿盐利淮西头。”
元朝曾负责海运南粮工作的要官朱清、张瑄，是江南首富，他们兴旺发达的时候，田舍遍布天下，粮食非常多。《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朱、张两家门庭盛时，田园宅馆遍天下，粮仓相望。
中统四年（1263 年）左右，在元燕京的回回共有二千九百五十三户，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多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 分毫差役”。
很多历史学家都称赞元朝商业繁荣。著名元史专家李干先生言： “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另一元史专家邱树森先生说：“元朝时，国内和 国外贸易是很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