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泉｜记忆中的大哥魏永和

大哥永和生于1918年，牺牲于1941年，享年23岁。

在我的记忆里，大哥是大高个，身高约一米九，右脚有点儿残疾，走路一颠一拐的。

他从未上学，一直务农织布。在父母慈爱又严厉的教育下，从六七岁学着干活儿。开始跟父亲干些轻微的农活儿，多数时间跟着母亲织布时倒线。随着年龄大了，开始干较重的活儿，和母亲一起落枂子，缠穗子，到十二三岁就开始上机织布。因为他脚有残疾，坡里的活计多由父亲干，上机织布是他的主业。

到了冬天，他白天黑夜靠在织机上，除了吃饭和大小便外，很少下机休息，一般一天干十三四个小时，晚饭后上机，直到下半夜收工。父亲对他要求特别严厉，一天必须织一块布（一丈八尺），完不成受罚。父亲有时训得他哭了，还不给饭吃。由于父亲要求严厉，立说立行，大哥积极努力，很少完不成任务，也很少受训受罚。到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几乎天天提前超额完成任务，成为东街上的织布好手，成为父亲发家治家的主要帮手。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先后侵占华北、山东，全国各地兴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动广大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开展地下活动。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员赵季舟领导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活动在山东寿光、潍县北部等沿海地区，我们村有魏同顺、魏培玉等十多位先进青年参军参战，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扩大发展。大约1940年前，大哥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传递情报，我家也成了地下秘密联络点。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每隔上三五天或者十天八日，就有一两个身穿长袍，腰缠布袋的地下工作者来到我家，住在小北屋里，母亲负责送饭，夜间出去活动。他们的组织叫什么，负责人是谁，有哪些联络点，外人都不知道。大哥就是这样负责传递情报的地下交通员。

1941年旧历八月十五晚上，晴空万里，明月高照，似同白昼。我跟母亲睡在北屋门西边的小床上，当我熟睡梦香的时候，忽听外面人声骚动，我睁眼一看，天井里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伪兵，一个像是小头目的吆喝着：“都快出来！”父亲母亲最先出来了，三哥出来了，二姐出来了，我也出来了。那个小头目伪兵说：“这些都不是！”最后大哥被两个伪兵从小北屋里架出来了。那个小头目说：“就是他！”大哥被架走了，父亲想出去看看，被伪兵用枪顶着：“不许动！”

那晚，和大哥同时被抓、同时被害牺牲的，还有二叔家的哥哥永修。那一夜，全家人都没有安息，母亲不停地哭泣，父亲在屋内不停地乱转。天还没亮，父亲就跑到侯镇、林家下口托人求情，银元送上了，啥也没管用。

后来听说，大哥被押到村东东沟时，从伪兵中挣脱出来，跳入沟中。那年雨水多，满沟是水，深处半米，他想溺水身亡。结果被人抓上来，遭受毒打，死去活来。后来大哥被伪军抓来的村民用木推车推至河西，当夜审训，无果。又被带到泊头村伪乡公所，又转到南部伪军驻地扣押。在押期间，大哥遭到多次审训，经受了坐板凳、灌凉水、香烟烫、扎钢针等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地下工作者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最后被活埋在上口东堤。

当大哥的遗体起回来的时候，他胸前被香烟烫的黑紫，十个手指头被扎的钢针依然还在，这是多么残忍啊！

最难忘的是那年春节。家里父亲、母亲、三哥、二姐和我，什么年货也没置办，是永久嫂帮忙包的红萝卜水饺。当下出水饺要吃饭的时候，年已六十多岁的老大男人——我父亲忽然放声大哭，哭着思念牺牲的大哥，想念外出打工的二哥。全家人声泪俱下，没人吃饭，只有我这个不知好歹、不懂事的孩子吃了两个水饺。“穷人过年如过关”，那个年过得比过关还难。

大哥走了七十八年了，幼时心灵上的大哥的形象，高大的体魄，脚拐的样子，时常映在眼前。他的生命短暂，经历平凡，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烈士，受人怀念和尊重！

（魏永泉88岁，写于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