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朝廷的“洋雇员”
作者：菁成子 | 编：禅心云起
19世纪清朝政府聘用外国人作官，除了外国制度先进，虚心进取之外，大概和民粹主义尚未兴起有关。民众对政治事务较为冷漠。外籍人士担任中国官职只需朝廷许可，基本不必担心触怒民意。
人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总是基于已有的观念，对同一历史事实，即使史实没有偏差，理解也会千差万别。举例而言，19世纪中后期清朝在西方的压迫下逐渐开放国门，允许外国资本和思想进入，这在民族主义者那里通常是奇耻大辱。
本国统治者在列强的打击下，权力逐渐消解，对民众的管制逐渐放松，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看，这实在是进步有益的事情；然而在民族主义者的话语里，通常意味着“主权沦丧”。
外国人打开中国大门，将商品推销到中国内陆，传播基督福音和新思想，建设学堂和医院，这在自由主义看来是促进贸易和交流，传播技术和文明；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在侵略和掠夺，瓦解中国传统文化，图谋不轨。
几乎对每个近代史的事件和人物，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由于观念总能给予不同的评价。对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评价，或许可以反映这种观念的差异。
英国人赫德是近代中国十分显赫的人物。他出生在北爱尔兰，从年轻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中国，生前担任清朝政府的官职直至一品大衔，被尊为“客卿”，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备享尊荣。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开放沿海数个口岸，允许外商与华商在市场上自由贸易，并成立新海关征收关税。中国海关素有“雁过拔毛”之传统，贪贿索贿成风，以致洋商抱怨纷纷。
1854年上海小刀会暴动，海关陷入瘫痪。地方官员吴健彰和英、美、法三国领事举行会议，商议引进精明强干的外国人协助管理关务。三国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面向洋商征税，税款仍交中国海关。
清朝政府惊讶地发现，这些洋人代征税款居然没有克扣，并且比预期还多。总理衙门成立之后，中国海关逐渐统一事权，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就交给了英国人李泰国担任。
彼时太平军兵焰正炽，李泰国向清朝建议使用关税购买舰队，镇压叛乱。这固然是个不错的主意，由于他素日里目中无人的个性，上至咸丰皇帝下至恭亲王都十分不满。
1863年，恭亲王向同治皇帝参了一本，弹劾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靡巨款”，希望将其“驱逐”。同治皇帝下谕将李泰国解雇，他留下的职位由赫德继任。
赫德受到清朝政府赏识，首先因为他是个中国通（赫德19岁就到中国，已居住了近10年），其次精明强干，对税务十分熟识（赫德曾任广州海关副总税务司，并在李泰国休假期间代理了近两年海关总税务司），更重要的是，赫德性情温和，易于沟通，善于和中国方面打交道（恭亲王曾评价他性格“驯顺”，“语言亦多近礼”）。
赫德掌管中国海关之后，在他前任的基础上推进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接管和统一全国的全部海关，人事任免不受地方干预，只对总税务司负责。厘清税则，清除苛捐杂税和摊派，使贪腐之员无隙可乘。另外，在税务申报、统计、登记和官员的任免、分工、考核和奖惩等方面，赫德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制度。
在他的经营下，海关成了总理衙门下属最清廉的部门，海关收入也成了清朝政府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在经营税务的同时，赫德在其它领域也有着杰出的建树。中国最早译介外文书籍和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同人馆是在赫德的提议和支持下建立的，外籍教师由赫德聘请，办学经费由海关支付。他和洋务派关系熟稔，常劝说清政府学习外国技术，派团出国考察。
同时，他还将清朝的邮递事务纳入海关，发行邮票，兴办投递业务，建立起中国最早的现代邮传制度。另外，赫德还在港口建设、世博会，对外贷款等事务上多有所涉，并且成绩卓著。
赫德在清朝做了接近50年的官，于1908年告老还乡。朝廷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允许他离职仍挂“总税务司”头衔。1911年，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不到一个月，赫德在英国逝世。
赫德在中国的一生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民族主义者称他为英国侵略者的代理人，因为他实际统治了中国海关长达半个世纪。然而赫德在中国海关的地位却是“外籍雇员”，他征收的关税都要上缴给清朝政府（一部分作为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忠实勤勉地完成官僚职责。
作为英国人，赫德给中国海关带来的变化又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之前，中国海关腐朽闭塞，官员贪污索贿，骚扰商人，洋商华商皆受其苦。赫德接管海关之后，将海关打造成效率较高，职员廉洁的行政机构。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
19世纪的大英帝国，借助他们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在全世界通行无阻，拓地殖民。古老的东方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允许外国商人进入本国进行贸易。
一方面看，帝国的尊严受到了挑战，皇帝不得不放弃“溥天之下，唯我独尊”观念，统治者的权力有所收缩，这对国家主义者而言是让人难堪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国家的民众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贪暴的官员不得不有所收敛，个人权利能得到更多保障。
从自由贸易的观点上看，任何海关和征税都是对商人的侵犯——但是以廉洁简明、办事高效而著称的现代海关制度，总比传统税吏的贪墨残暴、胡作非为要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赫德和他的海关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经验。
当时的海关关税普遍只有5%，还有大量的免征和豁免项目，并且这样的制度得以长期维持。比之现代海关的高昂税率和繁琐手续，我们称那个时代为“自由贸易的时代”也许并不过分。
赫德作为清朝“外籍雇员”长期执掌中国海关，这在现代简直不可想象。其实这种情况在晚清并不鲜见。自中国国门洞开，外籍人才纷至沓来。尤其朝廷认识到技术和制度劣于欧美各国时，延揽人才更加普遍。大量外籍人士充当技工、顾问、教练、讲师，官吏。
当然，不是所有的外籍雇员都能胜任。1893年，官员周景勋对张之洞上书谈论聘请外籍雇员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参差不等，有的认真办事，信义卓著，有的循规蹈矩，守法奉公，也有的资质愚钝，沾染恶习。他建议对这些外籍雇员加以考核裁汰，核实量用。
19世纪清朝政府聘用外国人作官，除了外国制度先进，虚心进取之外，大概和民粹主义尚未兴起有关。那时的朝廷更多被认为是皇帝家事，官僚只是君主臣仆，民众对政治事务较为冷漠。外籍人士担任中国官职只需朝廷许可，基本不必担心触怒民意。
20世纪以前的世界各国，政治人才的流动较为常见，尤其是在君主制的国家，统治者乐于把招纳外国贤才作为“开明专制”加以吹嘘。这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颇为相似。
清朝政府在和这些国家打交道时，自然会有所沾染。在赫德之前，清朝政府曾聘请美国公使蒲安臣作为中国官方出使团团长（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访问欧美，载誉各国。在赫德之后，维新变法曾提议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客卿”相待，必要时还可聘他为相，主持新政。
进入20世纪，随着世界范围民粹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众更多地将政治事务视为“息息相关”，有舆论和选票左右政局，国别、民族甚至种族之防树立起来，仕宦他国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从民众介入政治的深度和政府的开放姿态上看，这很难称得上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