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郭学明|罗马共和制是如何坍塌的

罗马共和制是如何坍塌的

作  者:郭学明

(源自《文化佛跳墙》)

01

从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建立到公元前27年共和国被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制持续了482年。

在将近5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共和国从一个面积只有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小城邦,扩展成为国土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千万的强大帝国,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肤色的人嵌入一个社会共同体中,还维持了长达几百年之久的社会稳定。这样的成就,是在没有常备军,没有职业军人;没有官僚体制,行政官员数量很少并不拿薪水的情况下取得的。

02

罗马没有崛起的必然优势,土地不肥沃,技术不先进,很少从事贸易,连神话和文字都是移植希腊人的。罗马人从来没有像希腊人那样富有思想,能思考出深邃的哲学。

共和国建立之初,罗马只是亚平宁半岛上诸多城邦中的一个不出众的城邦。它周围的埃特鲁里亚人、再远一些的希腊人和迦太基人,都比罗马人先进,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都比罗马强大。

罗马能够鹤立鸡群崛起,能够征服埃特鲁里亚人、迦太基人和希腊人,能够扩张成跨越欧亚非的大帝国,能够影响欧洲甚至影响世界至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罗马共和国所实行的民主制度。

03

有人认为罗马共和制度的实质是贵族寡头统治,民主只是它的外衣。罗马共和国的民主是少数贵族阶层享有的精英民主,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制度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结合的混合体制,分别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功能所体现着。波里比阿是希腊人,在公元前167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时作为人质被带到罗马,在那里生活了17年,得以仔细地观察罗马社会。

罗马共和国实行的也是直接民主制度,但与希腊消弱了贵族影响、主要由民众进行统治的直接民主模式有所不同。罗马共和制是一种公民享有民主权利、并由贵族精英主导的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民主相比,民众较多地参与政治过程,但又不像希腊民主参与得那么多、那么具体。

元老院会议上的辩论

罗马共和国的权力由公民大会、元老院和行政官员分享。公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通过法律、选举官员和决定战争与和平等重大事情都是由公民大会决定的。一共有4种公民大会,其中3种具有实质性权力,即部落大会、百人团大会和平民大会。还有1种是仪式性的。不同的公民大会有不同的功能。

部落大会也叫特里布大会,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的大会。其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法律和政令、选举财务官和市政官等中级行政官员。部落大会表决一人一票,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富豪还是无产者,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拥有等值的选票和表决权。由于平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所以,立法权和中级官员的选举权掌握在平民手中。

百人团的拉丁语读作“森杜里亚”。百人团大会是军事民主大会。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百人团大会,但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个百人团一票。投票权与财产多少有关。

百人团大会主要决定与战争有关的事情。而罗马公民的战争义务是与财富有关的,富有的公民阶层多出兵,而且要自备重武器装备上战场;经济条件差的公民阶层少出兵,自备花钱少的轻武器装备;无产者不用服兵役。所以,有关战争的表决权与财富等级挂钩。你穷人出兵出钱都少,甚至不用出兵出钱,就不能主导关于战争的决策。百人团大会是富人说了算。就像股份公司根据股东拥有的股份数量表决一样。

百人团大会主要选举监察官、执政官和执法官等高级官员,决定宣战等与战争有关的事情。

为什么监察官、执政官和执法官不是由部落大会而是由百人团大会选出呢。监察官的最主要职责是核查公民财产,确定财产等级,进而决定该公民在战争中的义务,其作用与战争直接相关。而执政官战时就是最高军事指挥官,执法官也会担任军队指挥职责,或派驻行省任总督,这些高级官员的主要工作都与战争密切相关,战争是关系生死的大事,让上战场的公民在选择指挥官上更有发言权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把百人团大会根据财富表决说成是贵族垄断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这是错误的。因为百人团大会并不通过法律和政令。

平民大会只有平民参加,贵族不可以参加。平民大会选举保民官。保民官是为了保护平民利益而设置的对行政官员的政令有否决权的官员。平民大会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即它所通过的决议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这相当于立法权了。平民大会的这个权力是在共和制度建立2百多年后,公元前287年确立的。

如果仅仅注重百人团大会按照财产表决以及罗马共和国的官员几乎全部来自贵族和骑士阶层,很容易断定罗马共和国实行的是贵族寡头专制,但如果看到立法的部落大会一人一票、平民选出的保民官具有否决的权力和平民大会决议对所有公民的约束作用,又会感受到了民主力量在罗马共和制度中的巨大作用。

与热衷于辩论的希腊人不一样,罗马的公民大会不是辩论的场所,不是演说家的舞台,罗马的公民大会直奔主题,就是针对由行政官员提出并事先经过元老院讨论的议案进行表决。同意,还是不同意。干脆利索。最多,在表决前有点简单的讨论。

罗马共和国地位最高的官员不是军权在握的执政官,而是监察官。只有当过执政官才有资格当选监察官。监察官是从政者的最高荣耀。监察官由百人团大会选出。除了监察官,所有的行政官员都是一年一选,只有监察官是5年一选。

监察官的第一位的职责是公民资格与财产认定。谁是贵族,谁是平民,谁是奴隶,谁拥有公民资格,拥有多少财产,应划为哪个等级,在百人团大会上享有怎样的权利等,都是监察官决定。

监察官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确定元老院名单,他有权力考察元老的品行,并可以放逐元老。这是非常重要的权力。

执政官虽然不如监察官地位显赫,却是权力最大影响力最大的官员。名义上承担国王的角色。那时候没有公元纪年,执政官的名字被用于纪年,当上执政官就名垂青史了。执政官最主要的职责是军事,执政官的任期只有1年,不可以连任,两次任职必须间隔一定年限。执政官是由百人团大会选出的。

执政官除了主持军事外,还负责召集元老院会议,讨论法律提案;召集百人团大会和部落大会表决议案,主持选举下一年度的行政官员。执政官也负责外交事务。

许多人认为罗马的统治是贵族通过元老院实现的。其实元老院在共和国的政治作用有很大弹性。就法律规定而言,元老院只是一个咨询顾问机构,没有直接的权力。

由于所有的法律和政令的草案在提交公民大会表决之前首先经过元老院讨论,这就使元老院有了先入为主的机会和话语权,有了实际的影响力,提交公民大会表决的议案预先融入了元老们的意愿。

元老院的元老都是卸任的高级官员,大多出自政治世家,也都是经过从军、法律工作和低层行政官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竞选最后走到高层的,他们富于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罗马总是处于战争环境中,他们的经验尤为可贵。

元老院成员不是选举产生,由卸任的监察官、执政官和执法官出任。元老院的资格名单由在任监察官提出。

罗马人对权力非常警惕,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约束和制衡权力,例如:

每个行政岗位都由两个人任职的同僚制,同僚分享权力并可以互相否决;平民大会对按照财产等级表决的百人团大会制衡;由平民选举的保民官对主要由贵族出任的执政官等行政官员制衡;官员只有一年任期,不准连任,间隔一定年限才能重新竞选的规定等。

         罗马人是制衡权力最早的实践者。

罗马共和国没有建立常备军,没有职业军人和职业军官。军事指挥官由行政官员出任。中低级军官由贵族和骑士担任,士兵由出得起装备的有一定财产的农民担任。战争来了,大家就放下手里的事务或者农活去打仗,战争结束了,军队解散,大家解甲归田。所以,在共和国的架构中没有军事组织的存在。没有军事权力对政治的控制。职业军人的出现是共和国晚期马略改革的产物,由此动摇了共和制度的根基。

04

罗马人并不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经常是屡战屡败,有时候是惨败,处于命悬一线的危险中。公元前390年,罗马被高卢人围困长达7个月。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与汉尼拔的坎尼大战,全军覆没。但是,罗马每一次险境都由于公民的同仇敌忾而起死回生。正是由于公民社会,利益与全体公民相关,才造就了罗马共和国顽强的气质。

罗马的崛起受益于平民的政治参与,或者说受益于平民民主。

公元前494年,罗马平民不肯参军出兵,迫使贵族妥协,设立了保民官一职。保民官拥有对行政体系的否决权,并拥有救济穷困公民的权力。

公元前445年,保民官卡努留提出的法案获得通过,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拆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血统屏障。

公元前390年,罗马人第一次获得扩张的重大胜利,占领了维伊城。随之,罗马城被高卢人围困,险些灭亡,幸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挽救了国家。

平民在战争中的作用提高了其政治地位。24年后,公元前366年,平民首次获得出任执政官和其他官职的权利。平民绥克斯图斯成为罗马第一个平民执政官。

公元前339年开始,两个监察官之一必须从平民中选出。

宗教职务原来都是贵族垄断。公元前300年,也可以由平民分享。如此,在共和国历史一半以上时间,至少在法律上,所有公共职务平民都可以出任。

平民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在经济方面也得到一些保障。如政府限制民间借贷利息,避免高利贷。或者下令减免利息。法律明文规定限制土地占用数量,给出定额。禁止以身抵债,禁止债奴。在分配土地等方面,政策也越来越对平民有力。

正因为平民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经济地位获得改善,罗马才能够在没有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的情况下能够组织起来并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05

罗马共和国在扩张的过程中搞了一国多制,在罗马以外地区实行了5 种制度:

第一种制度是双公民制度,市民既享有罗马公民权,也享有自己城市的公民权。最开始享有这种待遇的是罗马公民的殖民地城市和部分拉丁城市,同盟战争后,整个意大利都享有这个待遇。

第二种制度是当地公民权。市民只享有本市公民权,不享有罗马公民权。

第三种制度是行省制度,罗马派出总督,人民没有公民权。但总督的统治并没有深入,仅限于治安、司法和税收。行省以城邦为单元自治。

第四种制度是自治制度。城邦完全自治,但要向“中央”交税。

第五种制度是同盟关系。城邦完全自治,也不用交税,但要出兵作战。对于自治的城市,罗马人尊重其原有的政治模式,与当地精英合作进行统治。

06

罗马共和制良好运行了360多年。从公元前135年开始,三大矛盾——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公民与非公民的矛盾——使国家陷入内乱和内战中。一百多年后,共和制被君主制取代。

(1)奴隶起义

公元前135年,西西里岛发生了大规模奴隶起义,起义军多达20万人,罗马军队用了3年时间才镇压下去。过了31年,公元前104年, 西西里岛再次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奴隶起义,罗马军队也是用了3年才镇压下去。又过了31年,公元前73年,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爆发,这一次起义发生在意大利本土,起义军最多发展到近12万人,给了罗马社会沉重的打击。公元前71年,起义被镇压下去。

(2)平民与贵族的矛盾

罗马有许多国有土地,是历次战争掠夺来的。国有土地出租给私人耕种。罗马人不纳税,国有土地租金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

国有土地主要被贵族租用。一是贵族拥有较多的奴隶和资金,有能力经营大规模农场;二是罗马法律不准贵族经商,贵族的主要收入依靠农业。

共和国后期,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公民常年服兵役,无法照看土地,土地荒芜或者被兼并,许多人因此穷困潦倒,不得不转卖土地。少地和无地的平民增加。所以,平民越来越不愿意当兵。本来一个城邦的兵源就无法维持矛盾重重的庞大帝国的运转,罗马又实行根据财产等级服兵役的制度,没有财产的人员不服兵役。无产者的增加减少了兵源。公民不愿当兵加剧了兵荒。

为了弱化社会矛盾、解决平民困难、扩大兵源, 公元前133年,当选为保民官的贵族提比略·格拉古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按照国有土地出租的限额,把贵族多租的土地收回,分给少地和无地平民。他的改革法案遭到元老院反对,他就利用保民官的权力直接提交平民大会表决。由于另一保民官利用同僚否决制否决他的提案,他又通过平民大会罢免了那位保民官。他的做法破坏了传统规则。罢免在任官员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提比略·格拉古强行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保民官任期只有一年,提比略·格拉古任期届满后,为了落实和巩固改革成果并进一步深化改革,破例要连任保民官,这严重破坏了共和国延续了3百多年的为官不得连任的规矩。有人认为他想当僭主,由此在竞选时引发激烈对抗,最后发展为暴力冲突。格拉古在格斗中被杀,他的300多追随者也被杀。

10年后,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尤斯·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提出了进一步改革法案(包括向城市贫民低价出售或免费发放粮食的法案)并获得通过。盖尤斯任期结束后,反对派上台,准备废除这些法案,在提交公民大会讨论前,双方争执,盖尤斯的随从杀死了对方的人,引起了骚乱。盖尤斯聚众起兵被镇压,兵败自杀,3千多追随者被杀。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是解决贵族与平民矛盾和兵源稀缺的努力,但由于贵族不肯妥协,双方在民主框架内无法形成共识,开了共和国内部用暴力解决争端的先河。此后,用阴谋和暴力解决政治争端的事情不断发生。格拉古兄弟之后,主张土地改革的萨图尔尼努斯为了使自己的法案顺利推行,甚至谋杀对立观点的执政官候选人。

尽管贵族格拉古兄弟为平民利益殉难而倍受称赞,但他们破坏规则和传统在先。当然,贵族集团不肯让步也是短视和愚昧。

(3)公民权战争

在罗马历次对外战争中,意大利诸城邦作为罗马的同盟出兵出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意大利城邦的人民却不是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没有分享国有土地的权力,在战利品的分配方面也不公平,意大利各城邦非常不满。一些罗马有识之士主张扩大公民范围,授予意大利城邦公民权,但遭到多数罗马公民的反对。曾经深获民众支持的盖尤斯·格拉古最后失去民众的拥护被杀,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提出了扩大公民范围的法案。之后又有萨图宁和德鲁苏提出相关法案被暗杀。享有特权的阶层不希望特权的受益人增加。

意大利各城邦在权利要求没有办法通过合法途径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于公元前99年起兵造反,历史上称作同盟战争。同盟战争是意大利诸城邦争取与罗马公民平等的权利的战争,前后打了11年,于公元前88年结束。罗马人虽然在战场上胜利了,却不得不授予所有意大利城邦人民以公民权,实际上还是输了。虽然意大利各城邦都获得了公民权,但由于路途遥远,在直接民主模式中,公民的选举权和表决权无法实现,反倒是被选举权容易实现,一些意大利人得以出任行政官员并进入元老院。

一方面,奴隶起义、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公民与非公民的斗争、漫长边界的驻守、外敌的进攻和继续扩张的冲动,越来越增加了对军事的依赖;一方面是兵源减少和公民不愿意当兵,特别是镇压奴隶起义和在占领地驻军没有战利品,自费参战的农民因没有回报而更加抗拒。由此,实行了近400年的公民兵制度动摇了,职业军人和常备军制度呼之欲出。

07

公元前102年马略的兵役制改革导致了职业军人和常备军的出现。本来是偶然为之的措施,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马略当时是执政官,率领军队与朱古达作战,朱古达是北非努米底亚国的国王,他在争夺王权时,杀害了许多罗马商人,由此引起战争。罗马对朱古达久战不胜,最主要的原因是兵源不足士气低落,为此马略进行了军事改革。

马略的改革很简单,就是改变依据财产等级的强制公民服兵役制度为志愿兵制度:只要是公民,无论有没有财产,都可以志愿当兵,服役时给军饷,服役16年退役后由国家分给土地。如此,穷人为了挣钱和得到土地而当兵,变成了职业军人。职业军人的利益荣辱取决于军事统帅,他们与国家和社会的联系消弱和虚化了,他们远离公民大会和国家政治生活,只听命于军官。于是,产生军阀的土壤形成了。

马略的改革解决了兵源,强化了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也为形成军阀和军事独裁创造了条件,为枪杆子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为专制摧毁共和创造了条件。

共和国自建立以来尽管一直处于战争中,对军事依赖很强,但共和制度一直没有被破坏,除了权力分享和制衡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设常备军,不搞军人职业化,避免了军权在握的军阀产生。但是马略的改革改变了一切。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是通过分配土地给穷人以缓解社会矛盾并增加有条件服兵役的人数,如此改革动了贵族的奶酪,阻力太大,收效也慢。而马略的改革不是分配土地,而是降低服兵役下线,无产者可以当兵,实行军饷制度,看上去代价小,收效快。但是,整个共和国为此付出了致命的代价。罗马人几百年来警惕与防范专制的屏障被击破了。尽管马略改革后只招募了6000志愿兵,但这个口子打开了,洪水猛兽就挡不住了。

08

给共和制度第一次冲击的洪水猛兽是苏拉。

苏拉是朱古达战争时马略的部将,后来在高卢和同盟战争中立下战功。同盟战争中苏拉是意大利南方战场的指挥官,这时,马略改革的后果已经显现,苏拉的许多士兵是志愿服兵役的穷人和释放奴,他们依赖军事统帅,听命于军事统帅。

公元前88年,苏拉被选为执政官。当时要发动对亚洲米都国的战争,经过元老院抽签,作为执政官之一的苏拉获得战争指挥权。而老资格的马略想自己去指挥东方的战争,就指使听从于自己的保民官通过平民大会否决了元老院按照传统抽签办法作出的决定,撤了苏拉,换上了自己作为统帅。

由于苏拉在军队中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和势力,再加上现任执政官的身份,他抢先来到军队,利用志愿兵对自己的盲从,率领军队进军罗马。这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罗马的军队进攻罗马”,也是第一次有人敢违抗平民大会的决定。苏拉打碎了共和制的框架,用枪杆子说话。

苏拉的白色恐怖

尽管罗马人民殊死抵抗,苏拉还是占领了罗马。苏拉进城后大开杀戒,屠杀政敌。用暴力建立了新“秩序”。苏拉强迫公民大会通过新的法律:一是所有法律必须经过元老院事先批准;二是所有法律必须由百人团大会批准才能生效。而以前法律是由一人一票的部落大会批准的,百人团大会是按照财产表决的。如此,苏拉消弱了民主制度中民众的权力,强化了元老院和贵族的权力。苏拉还清洗改组了元老院,安排了300个自己的跟随者进入了元老院。苏拉安排妥当后,率兵去东方作战了。

苏拉在东方作战期间,罗马陷入混乱,马略派一度复辟,重新占领了罗马,马略和秦纳(凯撒的岳父)也大开杀戒,屠杀苏拉派人员。后来,马略病死,秦纳在混乱中被杀。公元前83年,苏拉结束了东方战事,再次杀进罗马,并担任了无期限独裁官。

罗马共和国有独裁官一职,也有过独裁的经历,但那是由公民委托的独裁,是在危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独裁期限是6个月。而苏拉的独裁是率领军队通过暴力手段获取的,是强加给罗马人民的,而且也是无期限的。

苏拉独裁期间实行恐怖统治,对政敌发布公敌宣告,成为公敌的人被随意杀戮,并被夺取财产。苏拉不仅用此办法消灭政敌,也获取大量财富,以犒赏他的士兵和追随者。于是,许多人并没有政治倾向,仅仅因为富有而被宣告为公敌,被没收财产。如打土豪分田地一般。

苏拉还从奴隶中选拔了1000名年轻力壮者赐予自己的姓氏,在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忠诚于个人的近卫军。

苏拉把元老院的人数由300人增加到600人,壮大贵族阶层,消弱平民权力,并不准保民官直接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保民官卸任后也不准再竞选其他官职。

苏拉搭好专制独裁的框架后,潇洒地退居二线,隐居到乡间别墅去了。苏拉虽然不在一线掌权,但大权犹在。由于分配了土地给自己的12万老兵,老兵们称他为“幸福的苏拉”,军队忠诚于他。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他的老兵从全国各地赶来送葬。

苏拉死后,尽管他的不得人心的法律很快被废除,但他所开启的军事专制独裁的统治模式,却逐步强化,经过了前三巨头和后三巨头6个军阀接棒,到屋大维时,共和制度被彻底摧毁,专制统治定格。

09

前三巨头是庞培、克拉苏和凯撒。

庞培是苏拉的爱将,曾经被苏拉称为“伟大的庞培”。庞培先后在同盟战争、西班牙战争和镇压斯巴达克奴隶起义中立下战功,并受命肃清了地中海海盗,打胜了与米都国的第三次米特里达梯战争,占领了叙利亚,军功显赫。克拉苏是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军事统帅。凯撒则是后起之秀。凯撒是通过民主程序一级级做到执政官的。十几年来为了收买人心,他散尽了家财,负债累累。他在卸任执政官后,担任高卢总督,为罗马共和国占领了整个西欧的领土,也由此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班底。

公元前70年,苏拉死后8年,庞培和克拉苏出任执政官,虽然他们在任上废除了苏拉独裁期间制定的法律,看似要恢复共和制度,而实际上继续把共和国推向专制的轨道。

庞培卸任执政官后被委以清剿地中海海盗的重任,由于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保民官提出给他全地中海沿海50英里内的区域3年军政大权,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这么长时间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危险的,元老院拒绝批准这一方案,公民大会却通过了这个法案。

以前统帅军队的官员法定任期只有一年,罗马人对长时间掌握军权是警惕和排斥的。授予庞培这么广泛的区域里连续3年的军政大权,为军阀的形成开了绿灯。

公元前60年,庞培、克拉苏和凯撒三位握有军权的军阀结成秘密同盟,合伙操控共和国政治。

克拉苏本来就是凯撒的好友,在凯撒因负债被堵家门无法赴西班牙上任时,克拉苏出钱帮助凯撒还了债。为了与庞培建立同盟联系,凯撒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比自己还大6岁的庞培。

前三头秘密同盟建立第二年,凯撒在庞培和克拉苏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凯撒在执政官任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三人同盟的法案,如解决庞培老兵的土地问题,批准了庞培在东方发布的之前不被元老院认可的命令等。凯撒任期结束后,在庞培和克拉苏的支持下,绕过持反对意见的元老院,通过保民官提出,在平民大会上通过了恺撒出任高卢总督5年的法案,(之后又延续了5年),并允许凯撒自行募兵,如此为凯撒建立忠诚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大开方便之门,摧毁共和制度的力量可以合法地组织起来。

凯撒总督高卢9年,征服了西欧大面积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效忠自己的部队,掌握了20多万军队。凯撒羽毛丰满之际,也是前三巨头同盟解体之时。同时,共和制度也被摧毁。

克拉苏于公元前53年在东方作战身亡,剩下庞培和凯撒两人暗中较劲,三人同盟变成了两人争雄。公元前51年,高卢战争基本结束,凯撒的任期也快结束,按说凯撒应当交出兵权。但凯撒既不想放弃军权,又想第二次参选执政官,以继续保持权位。

凯撒的愿望违反了共和国的传统:参选共和国的执政官必须先放弃军权,所以不被元老院接受。凯撒就攀比庞培,称如果庞培不交兵权,我就不交兵权,还威胁元老院。如此引起了元老们的愤怒,宣布凯撒为公敌。于是凯撒举兵叛乱。公元前49年,凯撒率军从高卢进入意大利,占领了罗马,靠枪杆子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随后,凯撒在西班牙打败了庞培的部将,在巴尔干打败了庞培。庞培逃往埃及,被埃及人杀死。

凯撒获胜后于公元前46年建立了独裁统治,先是担任任期10年的独裁官,之后又被奉为终身独裁官。凯撒独裁后犒赏老兵,给8万老兵分地分工具分钱,举办盛大宴会招待罗马市民以收买人心,还给罗马市民发放钱财和粮食,罗马人在得到小恩小惠的同时,失去了民主权利。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苏拉曾经把元老院从300人增加到600人,凯撒又增加了300人,变成了900人。元老院的成分也改变了,许多非贵族身份的人,甚至包括释放奴,还有外省人进入了元老院。

在专制力量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反专制反独裁的力量没有放弃恢复共和制度的努力,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在元老院被共和派刺死。2年后,在腓力比之战中,共和派被后三巨头专制同盟的军队击败。

10

后三巨头是安东尼、雷必达和屋大维。

屋大维像

安东尼和雷必达是凯撒的好友和亲信,在凯撒被杀时正担任执政官,他们既有从政经历又有军事基础,按说是凯撒政治和军事遗产的继承者。屋大维是凯撒的姐姐的外孙,凯撒在遗嘱中把他收为继子,并让他继承了3/4遗产。那时屋大维还不到19岁,正在利比里亚的一所学校里学习。屋大维瘦小体弱,没有一兵一卒,不精通武艺,没有在战场上厮杀过,更没有指挥过战斗,也没有任何官职权位,没有任何政治经历和经验。他的唯一资源就是死去的凯撒。

屋大维得知凯撒遇刺身亡的消息后,就打着为凯撒复仇的旗号私自招募军队。由于凯撒对自己的老兵够意思,为他们解决了土地(其实是国家解决的),所以,当凯撒的继子出面募兵为凯撒报仇时,一呼百应。他很快募集了3个军团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兵力。屋大维募兵顺利也与他慷慨有关,他给出的军饷是另一个军阀安东尼的5倍。

屋大维私自募兵不仅没有受到元老院的制裁,还得到了国家支付的军饷。原因是安东尼卸任执政官后,为争夺行省总督权力与元老院闹翻了,双方兵戎相见。元老院命屋大维率军随执政官一道去讨伐安东尼。安东尼兵败逃走,共和国的两个执政官也阵亡了。屋大维要求补缺执政官之位,元老院不同意。屋大维干脆就用枪杆子说话,率领军队占领罗马,逼迫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同意他出任执政官。屋大维不到20岁就当上执政官,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按照罗马的晋职程序,不到40岁是不可能当上执政官的。只有靠枪杆子说话,屋大维才能“破格”。屋大维是继苏拉、凯撒之后,第三个率军占领罗马的军阀。元老院利用军阀打军阀,其结果是壮大了军阀。

屋大维攫取大权后,一方面为凯撒复仇,惩治杀害凯撒的凶手;一方面与安东尼和好,加上雷必达,公开组成新的三头同盟。三个军阀结合掌控了罗马军政大权。他们在罗马实行恐怖统治,以为凯撒复仇的名义杀人掠财,与苏拉一样,更多的是借机掠夺财产,以满足老兵的欲望。

公元前42年,三巨头同盟的军队在腓力比击败了共和派最后的抵抗力量,至此,再也没有力量阻挡罗马走向君主专制了。

腓力比之战后,屋大维为了安置老兵,在意大利大肆没收土地,许多无辜者的土地被没收。专制必然先军。从苏拉开始军阀都搞先军政治,到了屋大维时期变本加厉。军阀深知枪杆子对于权力的重要,宁可得罪百姓,也要满足士兵。

之后,屋大维借助于军事优势,把三巨头同盟变成个人独裁。他先是削去了雷必达的军权,而后在公元前31年击败了安东尼。安东尼与埃及艳后一道自杀了。

公元前30年,屋大维成为罗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公元前29年,屋大维获得统帅称号,即Imperrator,有人喜欢译成皇帝。

公元前28年,屋大维在元老院名列第一,成为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 ,或译成元首。

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元老院恭敬地奉为奥古斯都,至尊者的意思,一般认为,罗马帝国从这一年开始。屋大维,也就是奥古斯都,成了罗马帝国的始皇帝。

同时,凯撒被奉为神,屋大维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屋大维清楚,仅仅靠枪杆子无法维持长期的专制统治,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把自己与神扯上关系。

屋大维还搞起效忠宣誓。罗马公民要宣誓忠于屋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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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元老院和执政官分享权力,罗马共和制度本质上还是直接民主模式,由公民大会最终决策,官员选举和法律政令都要公民大会表决。在一个城邦,经常召开公民大会还有可能,但社会共同体扩大之后,这种模式就无法有效运行了。罗马共和国的版图扩大后,民主的范围却没有随之扩大,公民社会没有随之扩大,具有平等权利的成员没有增加,共和国的民主浓度大大稀释了。

罗马共和国扩张之后为什么共和制度没有随之扩展呢?

首先是已经享有民主权利的各个阶层反对。罗马贵族阶层固守自己的利益,普通公民也不愿意扩大公民范围。意大利人的公民权力通过10多年的战争才获得,所有意大利以外的行省在共和国时期都没有获得公民权利的。

其次,即使扩展了共和制度,但共同体规模太大,人口太多,路途太远,根本无法召集全共同体的公民大会,公民根本无法行使选举权和表决权,所以,在代议制民主没有出现之前,任何直接民主模式在大的社会共同体中都无法有效运行,最多是摆设而已。

所以,随着共和国的扩大,罗马的公民社会的成色在减弱,享有公民权利的人的比例在减少。共和国晚期,全国总人口大约5000万,享有公民权但事实上无法行使选举权的意大利总人口约400万,真正享有公民权的罗马总人口有100万,减去妇女、儿童和奴隶,公民数量大约只有二、三十万。也就是说,罗马共和国真正能行使公民权的人不到总人口的1%。对于罗马以外的大多数国民而言,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不是自己是不是国家主人的区别,而是被不到1%的少数人统治还是被一个人统治的区别。这就给了统治效率更高的专制以机会。反正都是来自罗马的强迫,至于这个强迫是凯撒还是元老院还是罗马城里那些无所事事容易被煽动的穷人所参加的公民大会并不重要,或许专制独裁会更稳定一些。共和制一年一换领导人,又不是自己或自己的代表所选的,政令多变,内乱不断,还不如一个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好。专制之初,独裁者为了讨好国民,或许比“民”选政权更多地实行惠民政策。例如,所有罗马帝国的国民都获得公民权,居然是一个很残暴的皇帝卡拉卡拉给予的。当然,那时候的公民权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可言了。

共和制度被专制制度所取代,绝不是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先进合理,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罗马共和制度的坍塌是直接民主模式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原则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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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制度坍塌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派是民主制度的捍卫者,而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平民派却常常是军阀的支持者。前三巨头后三巨头同盟,都是与民众结盟的。这表明:当底层民众的利益在民主框架内无法得到保障时,他们就会被专制力量所吸引,所利用。

专制者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需要民众支持,他们往往会向民众许以美好愿景,或者先给民众一些好处。凯撒就经常自己掏腰包请市民吃饭。但他们得到权力后,原来的支持者就成为统治对象了。专制者不可能兑现愿景承诺。他们只会给军人以优待,实行先军政治。专制者开始可能给民众一点甜头,但长期一定是苦头。

专制制度巩固之际,就是民众长期苦难的开始。

【作者简介】郭学明,网名郭老学徒。旅行者,思考者、建筑技术专家、建筑史学者、企业人。著有建筑文化书籍:《世界建筑艺术简史》、《旅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和《旅途上的建筑——漫步美洲》;主编装配式建筑和装饰混凝土技术书籍(包括高校教材)共21部;并出版过译著和诗集。已出版书籍9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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