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其实只有一家

前250年——前221年，这三十年，全球视野中，中华一枝独秀。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标志着中华从联合国模式正式进入了“大一统的家国模式”。

如果按照吕不韦的思路走，秦国会走向共和；如果按照韩非子的思路走，秦国会成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秦始皇把这两个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人，都杀了，他重用的是李斯，他选择的路，是中华特色的家国模式，天下一家。

此时，最西边的罗马城，已经产生了共和体制，但很小，其实是马其顿的一个小城邦，正准备融入东地中海战区。

共和，就是几个不同利益集团的协商机制。几个大商人，从各自“独立自由”的利益出发，互相讨价还价，最后协商一致。雅典的民主，源于海盗开会协商；罗马的共和，源于大商人开会协商；协商的主角，从海盗变成商人，体制上，从民主变成了共和。

但民主和共和还是有区别的。海盗，是玩命的买卖，更看重各自生命的平等权力，所以，强调的是“平等和自由”；而商人，只是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更看重商人的个体利益，所以，强调的是“独立和自由”。所以，美国有两个大党，一个是民主党，代表中下层的多数人；一个是共和党，代表大利益集团。但是，两者，都是从“个体角度”看问题的，这一点，是一致的，所以，“自由、独立、平等”是西方的普世价值。

中华不同，习惯了从“天下角度”整体的看问题，即包括中下层的人，也包括大利益集团，自己国家的事情要考虑，天下的事情也要照顾到，是整体的、综合的执政思想，所以叫做“天下”，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就是这种“天下主义”。

所以，即便是君主制，独裁制，也不是西方的帝国模式，确切的来讲，应该叫做“天下模式”，至少，应该称之为“家国模式”。帝国模式，是“优胜者个体”最幸福的模式；天下模式，是“天下普遍幸福”的模式，当然，其中，也有执政党自己的幸福。

民主与共和，帝国与家国，区别大致如此。所以，称中华是“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等等，是不合适的，是西化了的价值观在作祟。从个体角度看，中华就是“帝国”；从整体角度看，中华就是“家国天下”。

吕不韦也是商人，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他有一个奇货可居的理论，帮助秦始皇他爸继承了王位，间接帮助秦始皇继承了王位。他还有一个“一字千金”的典故，为自己做了最好的广告。他还留下一本书，是花钱雇人写的，叫做《吕氏春秋》，但在中华影响很大。他还当了很长时间宰相，有勇有谋，非常善于在六国之间讨价还价。关键是，诸子百家中，有他这么一家，叫做杂家。

吕不韦

其实，中华历朝历代，都有吕不韦这样的人，最擅长官商结合，把当官，作为一种大生意，作为一种政治投资。但是，商人重利，而且重私利，最容易只顾自己，不顾“天下”，所以，最容易造成官场的贪腐，产生“天下的普遍不幸”，结果是，天下大乱，反而无利可图。

所以，历朝历代，官商都是严打的对象，士农工商，从“天下”角度看，“商人”最容易祸乱人心，所以只能排在最后。商人，可以大富，但不可以有什么发言权，不能大贵，中华为了“天下普遍幸福”，一直抑制商人，原来如此。

代表大商人利益的吕不韦，有没有适合他的土壤呢？当然有。国家从穷到富的过程，往往最需要官商，最需要杂家。这个环境，官商们有的是邪门歪道把整体经济搞上去，吕不韦的功劳恰恰就是如此。但是，官商特别容易“被过河拆桥”，因为，从整体的天下考虑，一旦国家比较富裕了，官商就是乱臣贼子，反而会因为私利，成为“天下普遍幸福”的阻力，所以，为了“天下”，必须打击官商。

这一切，都是“匹配”的需要，过河拆桥，也是为了匹配。中华的天道，核心就是“中”，“中”就是“匹配”。所以，秦国已经富裕了，就不再需要吕不韦了。吕不韦这种商人，为了私利，是不会玩命打仗的，只会讨价还价，所以，不适合秦始皇统一天下的需要，这才是秦始皇杀吕不韦的根本原因。商人可以利用，但利用完之后，必须过河拆桥，因为，这样做，符合中华的天道逻辑，有利于“天下普遍幸福”。吕不韦是如此，和珅也是如此，历朝历代的官商大多数都是如此的结果，富不过三代，出自于此。

再看韩非子。

秦王嬴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他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这么吸引秦始皇，韩非子说了什么呢？

韩非子

韩非子是个革命的理论家，是他提出了中央集权的理论。

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进行彻底的革命和斗争，“散其党”“夺其辅”。其实，就是为了“正义”，要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想方设法夺权，然后实行社会正义。

他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他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统治才能巩固。

他继承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佚”，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同时，他主张减轻徭役和赋税，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官商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邦之虫”，是威胁国家的祸患，必须铲除，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总之，荀子和韩非子的思路，有很多地方，很适合现在的中国。

总而言之，韩非子讲矛盾，讲对立，讲斗争，讲彻底的革命，非常符合秦始皇征伐六国的需要，所以，秦始皇对韩非子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是，当韩非子来到身边的时候，秦始皇发现，自己看走眼了。

韩非子的思想，有一个大前提，为了天下的正义，才可以大张旗鼓的进行革命，但是，秦始皇只是为了统一，根本不管正义不正义。所以，韩非子必然跟秦始皇死磕，秦始皇只能无奈的把他斩首。

天下普遍不正义，为了天下普遍幸福，就只能进行你死我活的正义斗争，这还是从整体出发的理论，强调的是社会正义，所以，韩非子的思想，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其实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但是，韩非子的理论，并不适合当时。大环境需要的是“天下的统一”，不管正义不正义，天下统一才符合“天道”，统一之后，才是法治，然后是德治，这样，天下才能产生普遍幸福，才能产生好的融合，凡事必须一步一步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所以，韩非子的社会主义，好是好，但只适合于秦始皇统一之后。统一之前不适合，统一之后，天下稳定之后，也不适合。但是，韩非子只关心自己的理论多好，所以，他会跟秦始皇较劲，因此，秦始皇必杀韩非子。

中华的天道，对于“正义之战”的看法是，正义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只是工具。天下普遍不正义的时候，就要进行正义之战，这样，才能给天下带来普遍幸福。同理，即便不正义，但能给天下带来普遍幸福，也可以进行“不正义之战”。反之，如果“正义之战”不能产生天下普遍幸福，“正义之战”也不能打。所以，“正义不正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前是什么环境，怎么做，才能让天下普遍幸福，这才是中华的天道。

诸子百家，不能没有李斯，李斯跟荀子学的是礼法，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实干家。

李斯

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到人，即便狗，也会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认为人的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傻多少，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

这是司马迁的贬义，说李斯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但是，客观上阐明一个道理，只要能与环境的需求匹配，就能引发“应运而生”，这一点，是符合天道的。

李斯这个人很能干，出主意想办法，秦始皇的各种统一，统一六国、统一文字、度量衡、制度，甚至统一思想，李斯的贡献居功至伟。他的书法也很好，他写的《谏逐客书》，内容更是好，确实是个非常出色的政治家。司马迁说，李斯这个人，如果不是晚节不保，支持了秦二世，对于国家的贡献，甚至可以与周公相提并论。

其实，秦始皇一死，李斯就完了，这种政治家，貌似能力很强，但必须在秦始皇那样的领导之下，才能有所作为，这一点，与周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呢？这类人的核心是做具体事，是实干家，拉车的功夫超强，但看路的能力不行，只拉车不看路，很可能越玩命距离目标越远，这就是实干家们的天生缺陷。所以，没了看路的秦始皇，李斯早晚玩完。

按照中华的天道，做一个实干家好不好呢？答案是没准。也好，也不好，只有在路线正确的前提下，在需要实干的环境下，才会产生好处，否则，越实干越倒霉，李斯的两段不同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老子算起，到李斯，诸子百家的情况大致如此，之间省略了很多家，比如名家、阴阳家等等。其实，诸子百家大同小异。同，是指诸子百家都是从“天下”角度出发，为“天下”好，都是出于“天下为公”，为“天下普遍幸福”出主意想办法，这一点符合中华的天道；异，是指诸子百家的思想，其实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环境的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中华天道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对策，这才是诸子百家的实质。

老子的天道，等于重新整理了中华的核心思想，重在原理和注意要点。所以，不管什么环境，不管那一家，都有老子的思想在里面。只要在任何环节出了问题，老子那里就有答案。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只要有问题和麻烦的时候，都能从老子那里得到帮助。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读一读《老子的天道》。

春秋末期，处于乱世中的小国、弱国很不容易活，所以，墨子应运而生；同样，清末，中国很弱，不好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和墨子差不多。

处于乱世中的发展中国家，用商鞅的法治最好，商鞅与这个环境匹配，符合天道，所以商鞅应运而生，但是，秦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属于比较发达的国家了，再用商鞅就不合适了，所以，商鞅必须死，不匹配，必然倒霉。

快速发展经济，用吕不韦这样的奇葩最好；

两国势均力敌，但必须打仗，用孙子的兵法最好；

国际关系中，需要浑水摸鱼，用苏秦、张仪这种大忽悠最好；

从大乱到大治，用荀子的思想最好；

天下统一，需要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和实干家，李斯的思路最好；

大一统之后，需要建立法治，用韩非子的思想最好；

法治之后，建立道德秩序，用孔子的思想最好；

太平盛世，做人要有精神，孟子的思想最高贵。

因此，诸子百家，其实就是一家，都符合中华的天道，只不过，每一家，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环境，在特定的环境下，非常适合，非常匹配，但换了环境，就不那么适合了。

所以，诸子百家，并不存在什么“百家争鸣”，谁对谁错，各自都有最擅长的环境，也都有不适合的环境，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思路与具体的环境需求匹配，这才是正宗的中华思想，这才是诸子百家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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