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开来信｜韩天衡、刘一闻、王镛篆刻的一封信：知己知彼 / 开普饭

顷接来函，要我谈谈对韩天衡、刘一闻、王镛三人篆刻的看法，这倒是我愿意的。因为我与这三公的双边关系不错，对他们的艺术又都很景慕，虽然我的看法不免有偏见，但作为同行间的知己知彼，想诸位读者也愿意了解。

谈韩天衡

韩天衡长我九岁，我最初读到他的作品大约在十五年前，是已故画家周昌谷介绍我拜读的。周氏对篆刻很有鉴赏能力，在当时韩尚未享盛名之时就极推重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韩天衡的篆刻刻的最明显特点是向多种风格形式的纵深探索，这应该是赵之谦和毕加索给予他的启示。赵之谦一生刻印不多，但形成了多种个人面目，他偶尔灵机一动的表现却成为黄牧甫和齐白石风格的滥觞；毕加索创作多种几乎不相谐调的个人面目，因此被誉为现代绘画的集大成者。翻开《韩天衡印选》，我们至可以找到五六种殊不相类的风格面目，以朱文为例，就有婉约雄肆的如“换了人间”一类，花俏艳丽的鸟虫文一类，和简洁古拙的如“大象”、“敝帚”一类。

如果将此三类作品摆在一起，并排除已知为同一作者者的因素，我们大概很难从中寻到内在的必然联系。一般评论界认为，一个作者同时作多种风格是不成熟的表现，但如果这多种风格都属于作者自出机杼的创造，那么自然不可与前者同日而语，因为其创造的意义似乎等于集多位作家于一身，就如同毕加索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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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前，韩曾让一记者给我捎来信息，说他认为我也有多头探索风格的能力，并对我过早将风格定型化表示遗憾。我是这样认为：艺术面目的形成必然会有雏形到成熟、再由成熟到烂漫这样三个阶段，雏形固然开创不易，但成熟至烂漫似乎更难，因为它要靠长期的努力才能水到渠成。我们很难同时下海去探求新大陆又上岸筹划建设，精力两用往往会顾此而失彼。象赵之谦那样刻了“丁文尉”和“灵寿花馆”印，而让齐白石、黄牧甫去完善的情况似乎不是味儿。当然，韩天衡精力过人，他既善于探索又善于短期内使之成熟，但这显然不是一般人可以效法达到的。这是我同韩氏在创作立场上的分岐，除此之外，我们对其它问题的看法大概都还相近。

谈刘一闻

刘一闻的创作立场和我一致，矢志于单一面目的表现，在单一面目之下再寻求丰富的变化。他的印章倾注观念、表现思维过程的迹象比较明显，尤其篆文结构的摆动、欹侧，以及刀法的细腻都充分生动地作着以上的诉说。由于这种诉说是以秦汉印为参照系进行的，如果不具备对秦汉古印精深的鉴赏能力，就无法觉察刘一闻的微妙和细腻，许多有意味的动作会在眼皮底下逃逸，据说在全国首届篆刻展的评选会上，他的作品竟然险遭淘汰，看来是有原因的。刘一闻印章的风格和意境都属于古典主义的范時，要在古典的影子底下讨生活并形成个人的面目，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我认为就技巧而言，刘一闻是不逊于明清流派印中的任何一位大师的。

谈王镛

王镛的篆刻我原先不以为然，认为篆法松散、破坏传统梯式排叠，显得稚而不古，而刀法直冲太过随意，容易被模仿（拙见以为技巧容易被模仿其艺术价值就低）。这种印象直至《王镛篆刻选》出版后才有了大改变：当我捧着印选读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是读其中的篆刻作品获得的，它不是技巧的引人人胜，而是创作观念所引发的撞击。我无法用语言来详细描述这种感受，但其中有一点是可以表述的，即自由散漫可以形成套路，不拘小节可以获得雄浑，当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斤斤计较线条质量的必要性。

谈自已

我的篆刻是自我作古。我有个天真的想法：常将自己当作秦汉时的一位刻字工匠，认为只要秦汉人认可就可以随心所欲，与秦汉其他刻字工匠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比智慧比做工。曾有人评拙印为现代派和未来派云云，我听了简直受宠若惊，因为我至今尚不能真懂“时代气息”的含意，何谓末来？篆刻的性质铸定了它是仿古或尊古为新的艺术，一定要将它与现代艺术挂钩岂不削足适履。我曾在某杂志上说自已受到西方某抽象派画家的启发，实在是故弄玄虚的玩笑而已。

综上所述，四人的创作立场、审美追求以及技法既有差异也有暗合，差异自不必多说，暗合则至少有一条，即四人的词句印几平均不作回文式。在朱白文统一的问题上，王镛和我比较自觉追求，但王的纯度比我高；刘一闻朱文的情调不如其白文醇厚，纯度也更差一些；韩天衡则不在乎这种统一。

另外值得一提，依我所结识观察，三公的性格、气质、甚至待人接物与他们各自的篆刻风格均出奇地吻合，使我益加相信“风格即人”这种观点，这似乎也从某一侧面证明他们艺术的成功。至于我是否也“印如其人”，那得由他人来评说了，但我希望也能相似。即颂大安。

韩天衡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