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病逝后，朱德含泪以军礼相送，因太悲痛而无法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1日下午，周总理午睡过后，同往常一样在病房里锻炼身体，他所做的是流传甚久的八段锦运动，这项运动周总理已经坚持了数年，每天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都会抽出时间来练上一会，练完之后通常都会身心舒畅。
他练完的时候已经是四点钟，趁着精神还好，他想要见一见多年的老友朱德。实际上，自周总理住进解放军305医院之后，朱老总总曾数次想要到医院看望周总理，但大部分时候都被周总理拒绝了。
倒不是周总理不愿意见朱老总，而是因为周总理不愿意让大家为他而心里难受。
周总理总是为别人着想，曾经为他理了二十多年发的朱殿华因为长时间没有收到周总理理发的消息，而几次捎信请求给周总理理发，结果都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是这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的：“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也因此，周总理最后坚持八个月没有理发，当朱殿华八个月之后再次见到周总理的时候，周总理已经病逝了。周总理对为自己理发的师傅都能如此考虑，更何况是对并肩作战了半个世纪的朱老总呢。
况且当时朱老总已经89岁，周总理不愿意让朱老总为自己难过，因此他数次拒绝朱老总来探望。但他也很想见一见朱老总，聊上一会，哪怕只是说几句话也是好的，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间见面。
这一等就等到了1975年的7月11日。此时小暑刚过，即将入伏，三伏天的天气只能用炎热来形容，年迈的朱老总决定过几天就去北戴河休养，这一去可能就是两个多月。
周总理不敢想等朱老总从北戴河回来后，自己的病情会是什么情况，大概率会比现在更加严重，因此他想就在这几天见见朱老总。
此时距离周总理上一次的大手术已经过去了105天，身体恢复情况还不错，尽管周总理越来越瘦弱，据6月16日周总理给毛主席信中记载，当时周总理的体重只有61斤。
61斤是什么概念，相信不用细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当时的周总理有多瘦弱，他大大小小的手术做过不少，但癌细胞早已扩散，手术也不过是延长他的寿命而已，痊愈早已经不可能，好在那几天周总理感觉身体情况不错，这才决定要见一见朱老总。
但他向来是一个细心的人，他细细考虑了一番，先让卫士高振普电话询问一下朱老总能不能来，如果不能来，就再明天、后天看看，尽量安排在朱老总去北戴河之前，如果可以来，也要考虑到朱老总的身体情况。
朱老总晚年有糖尿病，又年纪那么大了，不能影响到他正常的一日三餐，他一般都是下午六点吃晚饭，因此见面时间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然后五点半让朱老总回去，这样就可以让朱老总六点回到家中吃饭。
原本朱老总在中南海的住处距离解放军305医院并不远，坐车的话很快就到了，但1970年开始，朱老总就搬离了中南海，在万寿路总参的一处房子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再也没有离开。
也因此，朱老总去看望周总理的话，花在路上的时间也就长了。这也是周总理一直不同意朱老总来看望他的原因之一，周总理不愿意折腾这个年近九十的老友。
高振普得了周总理的任务之后，就赶紧去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邓颖超没有犹豫，将朱德夫人康克清的电话告诉了高振普，让他直接联系康克清。
朱老总和康克清早就等着这个电话了，朱老总的想法也是去北戴河之前去看望周总理，因此他和康克清一直在等周总理这边的电话，可以说高振普的电话打得很及时，康克清直接应下了一会的见面。
康克清知道两人见面的不容易，为了让两人多说一会儿话，康克清还体贴地对高振普说：“你替我问候总理，我就不跟老总一块去了，让他们两位好好谈谈，你也替我问候邓大姐。”
高振普忙不迭的答应了，然后赶紧去向周总理汇报，知道朱老总一会就来，周总理很高兴，不停在房间里踱步，似是一刻也等不及了，但他也没有忘记收拾仪容，让自己看起来尽量精神一些，他对高振普说：“换上衣服，到客厅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无论如何，他要以目前所能拿出的最好的精神面貌来和朱老总见面。
另一边，康克清告诉朱老总可以去医院看望周总理了，他赶紧收拾了一下，乘车赶往305医院。5点50分，朱老总走进了客厅，看到了已经等在那里的周总理。周总理起身去迎，两人几乎是同时向对方伸出了手。
千言万语通过交握的双手传递给了对方，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语言，只需要最简单的问候，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好吗？”
周总理笑着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不管是周总理还是朱老总，都已经是疾病缠身的老人，行动上都不怎么方便，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两人扶到了沙发上了，周总理还贴心地问：“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朱老总则表示不需要。
等两人都坐好之后，周总理示意将客厅的门关上，工作人员也就关上门退了出去，将空间留给了两位老人，让他们能够痛快地畅谈。
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可能真的长谈，毕竟两人的身体情况摆在那里，并不适合长时间见客，更何况周总理还有心不让朱德错过正常的晚餐，因此聊天的时间不可能会长。
很快，客厅的门就打开了，周总理将朱老总送了出来，此时是6点15分。从5点50到6点15分，一共是25分钟，不长也不短，正好是周总理之前设想好的谈话时长。
两人在门口再次紧紧地握手，朱老总饱含深情地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
周总理知道自己的病情，好是不可能了，但他不忍心让老友失望，重重的点了点头，这是一个承诺，但却是注定要食言的承诺。
随后朱德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上了车，摇下车窗，对着周总理挥了挥手，然后车子离开，周总理就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朱老总的车子逐渐消失在视线里，等看不见了，他才转身往病房里走，那背影看起来分外悲伤。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的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见上面。等朱老总从北戴河回来的时候，周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在九月初，他曾对外宾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这是基于他对自己病情的清醒认识，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医疗组不得不取消周总理的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很快他就做了又一次的大手术。
手术是成功的，只是这种成功也不过是延长周总理的寿命而已，而随着癌细胞的扩散，手术根本不能阻挡死神的亲近。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在305医院病逝。
尽管他患癌已经三年半，前前后后做过十几次手术；尽管他住院时间已经有一年半，越来越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尽管他后期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他的病逝还是让人接受不了，没有人做过这个准备，或者应该说，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准备。
所以当主治医生吴阶平宣布停止抢救的时候，没有人真的停下来，尽管努力已经成了徒劳，但大家还是没有停下来，还在抢救着，就是希望奇迹能出现，然而什么奇迹并没有出现。
仪器上冰冷的直线没有发生变化，周总理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哭泣声以病房为中心向外无限扩散。而邓颖超的声声哭喊将悲伤的氛围引到最高点，她哭喊着说：“恩来，恩来，我来晚了。”
在周总理住院后期，邓颖超几乎天天会去医院陪周总理到很晚，呼呼地北风也阻挡不住她的步伐，然而在周总理病逝的那个早上，邓颖超因为前一天晚上回去的太晚，很累，所以决定这一天的早上在家里休息一下，等下午再去医院。
然而就是这个决定让邓颖超没能见上周总理最后一面，这是怎样的一种遗憾呢？
接到高振普的电话后，邓颖超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等她跑进病房，跑到周总理的病床前， 周总理已经感知不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了。
这对革命伴侣半个世纪不离不弃，到最后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这该是怎样的遗憾？然而这种遗憾却无处宣泄，只能用哭泣来表达，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砸在冰冷的地面上，很快就湿了一片。
然哭声阵阵，却引不起任何回应，一床白色的被单将周总理与这个世界隔绝。
被单内静到极致，与外界的哭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人能从容面对周总理的离世，邓颖超不能，医护人员不能，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周总理为之付出一切的人民不能，朱老总不能，毛主席也不能。
毛主席是在1月8日下午知道周总理病逝的消息的，原本消息早就传递到了游泳池，但游泳池的工作人员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还是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告诉毛主席，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毛主席午睡完后的读报时间。
护士孟锦云给毛主席读了一会报纸，然后拿出政治局送来的讣告清样认真读了起来。原本毛主席还在闭着眼睛听，等听到“……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的时候，毛主席突然睁开了眼睛，望向孟锦云。
那神情似乎是在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叫周恩来与世长辞了？怎么会医治无效的？等等，这些问题跑进毛主席的大脑，让他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应对。
但也不过是愣怔片刻，很快他就对着孟锦云点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似是在假寐，但眼窝中涌出的泪珠出卖了他此刻的心情。只见那泪珠一个接一个顺着脸颊流到了嘴角，最后没入脖颈，消失不见。
如果说在听到周总理病逝这个消息的时候，毛主席的泪是隐忍克制的，那朱老总的泪就是汹涌激烈的。
相比来说，朱老总知道周总理病逝的消息是比较晚的。
当1月9日早晨北京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的时候；当刊登周总理遗像和《讣告》的报纸充斥在北京各大小报亭的时候；当北京大街小巷的人们用悲痛的心情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朱老总还被蒙在鼓里。
已经过完89岁生日的朱德并不知道自己的老战友已经病逝了，而这个消息是被刻意瞒下来的，朱老总一家人除了朱老总之外都得到了这个消息，而且是1月8日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康克清太知道这个消息对朱老总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因为知道，才更不敢轻易将这个消息告知朱老总，就害怕他承受不了，毕竟已经是年近九十的老人，身上还有那么多病，一旦知道了周总理病逝的消息，很可能会承受不了。
所以康克清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眼看着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时间还剩下最后一天，康克清知道不能再拖了，她就算是再为朱老总的身体考虑，也不能剥夺他向老友告别的权利。
但康克清也没有直接就将消息说出来，而是在和朱老总聊天的时候，看似随意的将话题扯到了周总理的病情上，然后一步步深入，谈到了死亡，朱老总对此的态度是比较看得开的，人终有一死，这是一种自然规律。
康克清听到朱老总对死亡也是持唯物主义的态度，以为朱老总已经对死亡做好了思想准备，于是康克清就将周总理病逝的消息告知了他。
但康克清哪里知道，人到暮年，见惯了生死，也看淡了生死，但同时也愈发见不到死亡，尤其是身边亲近之人的死亡，那是一种生命很难承受的重量。
朱老总一生看过的生死不可谓不多，他对死亡也从未惧怕，但对于身边亲近之人的离开，他也是承受不了的，尤其是晚年看着一个个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离开，心里的痛苦可想而知。
他虽然去看望周总理的次数很少，但不代表对周总理的病情知道的少，他也知道周总理的癌症不可能痊愈，但仍旧接受不了周总理的离世。
所以当他从康克清的口中得知周总理病逝的消息的时候，年近九十的老人惊得立刻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又直直地跌坐进藤椅里，双眼直愣愣的看着康克清，仿佛在说这不是真的。
然而他又知道康克清不可能拿这件事开玩笑，所以这是事实，这让他实在无法控制心中的悲痛，泪水从眼中滚落，转瞬就已经老泪纵横。
康克清看到后很难受，不住地问：“老总，老总，你没有事吧？”
朱德的孩子们也围上来说：“爸爸，您有病刚好，千万可不能着急呀。”
家人们的关心并没有让朱老总好受一点，相反，他从最开始的泣不成声变成后来的嚎啕大哭，哭声越来越大，也将大家的悲伤情绪引到了最高点，原本为了瞒住朱老总，大家知道后都拼命忍住难过，更不敢哭，现在他知道了，他们也就不再压抑，跟着他一起哭了起来。
他们哭了好久，发泄了一通之后，朱老总渐渐平静了下来，对大家说：“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你们应该了解总理伟大的一生啊。”
于是他开始和大家讲周总理的革命历史，同时也不忘讲一讲他和周总理之间的革命友谊。
朱德是当时中央领导人中较早认识周总理的，他们相识于1922年，那一年对于朱德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他已经36岁，是一名旧式军官，曾立下赫赫战功，也有丰厚的薪水。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但朱德对此并不看重，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于是，他毅然决然的舍弃荣华富贵，重新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并立志去德国留学，好好的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出国之前，他先是到上海，想要入党，但因着他过去的身份被陈独秀拒之门外，不是没有失望的，但朱德认为寻找真理的道路必然不会那么顺利，他对此早已做好了准备，就是排除万难也要往前走。
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踏上了去往法国的游轮，又从法国转去德国。此去德国，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即到柏林见一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于是，在到达柏林的第一时间，朱德就打听到了周恩来的住处，敲开了周恩来在柏林莱茵河一侧临时寓所的门。
24岁的周恩来和36岁的朱德就这样相遇了，一夜长谈之后，他们对彼此有了一个客观的了解，同时对彼此都极为欣赏和佩服，在周恩来和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的努力之下，朱德得偿所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从此朱德和周恩来一起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潮流中，并肩作战长达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他们互相尊重、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也互相关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目前珍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一条打着许多补丁的毛毯就是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好见证。1931年，董振堂见到红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在军中的职务很高、年龄也不小了，但却和大家一样穿草鞋、睡光床，心中很是感动，就将自己那条产自苏联的淡粉红色毛毯送给了朱德。
朱德推辞不过就收了下来，自此之后，这条毛毯就跟在朱德身边，陪他在中央苏区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又陪他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而朱德也愈加离不开这条毛毯。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周恩来要飞赴西安去处理善后事宜，当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朱德考虑到这一路上周恩来可能会挨不少的冻，于是他回家将这条毛毯送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没有推辞，带着这条毛毯就去了西安，毛毯确实暖和，周恩来很是喜欢，从此就一直带在身边。但1937年的4月份，周恩来带着这条毛毯乘坐卡车去西安谈判的时候，在劳山被一伙土匪袭击。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人虽然成功转移，但牺牲是很大的，周恩来一行25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不到10人，其余人都在与土匪的战斗中牺牲。
其中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带着周恩来的这条毛毯为掩护周恩来转移而吸引了土匪的大部分火力，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最终牺牲，鲜血浸染了压在身下的毛毯。
土匪以为陈友才就是这一伙人中地位最高的，等陈友才等人都中弹倒地之后，他们就上前搜财物，结果什么财物也没有搜出来，这让他们火大，以至于对着周恩来的那条毛毯撒气，乱砍乱剁。
当这条毛毯再次回到周恩来手中的时候已经不成样子了，但他没有扔掉，而是带回了家中，邓颖超亲自将这条毛毯缝补好，虽然没有恢复成原本的样子，但依旧完好而温暖，也依旧跟在周恩来身边。
再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过五十的朱德率领八路军奔赴前线，周恩来考虑到朱德年龄大了而前线战事紧张、生活艰苦，于是就将这条毛毯又送给了朱德，自此，这条毛毯就陪着朱德南征北战，一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
可以说，这条毛毯是朱德与周恩来之间友谊的最好见证，它见证了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的互相扶持、互相关心。
建国之后，朱德和周恩来又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并肩前行，互相扶持，半个世纪的相交早已让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如家人，如今周总理病逝了，朱老总如何能不悲痛？
他在家里哭了很久，哭过之后询问康克清遗体告别的时间，才知道遗体告别已经开始，第二天，朱老总换上军装，在女儿朱敏的陪同下坐车去北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做最后的告别。
结果他刚上车，就准备脱帽致敬，想用这样的方式告别好友，但几次都被朱敏阻止了，重新给他戴好帽子，朱老总也没有拒绝，就是一直在流泪，似乎知道周总理病逝的消息后，他就没有停止过流泪。
随时随地，只要一想到周总理，他就忍不住落泪，怎么也控制不住，等进了吊唁厅之后，朱老总被搀扶着走到了周总理的遗容前，看着昔日的战友如今躺在那里，朱老总的眼泪又汹涌而出。
突然，他挣开身边人的搀扶，颤颤巍巍的双脚并拢，然后举起右手，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周总理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这是朱老总生前的最后一个军礼，敬给了相交半个世纪的老友，这其中蕴含的感情只有他们两人能懂，可惜周总理看不到了。
朱老总久久的凝视着昔日的战友，任泪水模糊了双眼，依旧不肯离开，但他自己的身体情况也不容乐观，不能久待。从医院回去之后，朱老总变得有些恍惚，悲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身体也受到了影响。
原本他早已经决定要参加1月15日的追悼会，和周总理做最后的告别。但真到了追悼会那一天，朱老总去参加追悼会的汽车已经准备好待命了，他自己却站不起来了。
连日的悲痛给这个年近九十的老人的打击是巨大的，直接反映在了身体上。朱老总试了几次都站不起来，眼看着时间过了，他拍着腿瘫坐在沙发上，含着泪低喃：“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他不得不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即不去参加追悼会，他在沙发上坐了了很多，后来，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轻轻地说：“恩来，你先走一步了，放心去吧……”
这句话很轻，轻到风一吹就没了，这句话又很重，重到变成了他对周总理的一个必须践行的承诺，说好的让周总理放心，他会带着周总理那一份继续为人民服务。
不能到现场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让朱老总心里恨难受，但他也有自己的办法，他坐在家里，通过电视机，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
再后来，他忍下心中巨大的悲痛，以更大的毅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不止一次对身边的人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的做些工作。”
周总理病逝之后，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也不乐观，朱老总就决定分担更多的工作，在接下来的五个月时间里，他会见外宾达18次，还3次找人谈话，还做了很多别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强度对于一个身强体壮的中年人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当时的朱老总早已经过了89岁的生日，身上还有各种病。
儿孙们劝他多休息一会儿，朱老总却反驳说：“休息？把党和人民委托给我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好的休息，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容稍有松懈，你要我休息，我还要挂帅出征呢。”
挂帅出征当然是玩笑话，但多做些工作、多为人民服务确实是朱老总想要做的事，只不过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1976年6月下旬，一场感冒引发高烧不退，朱老总不得不住进了北。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这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感冒发烧，老年人可能烧退得慢一点，但住院了肯定就很快好起来，很快出院的。
但谁也没有想到，朱德的病情居然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七月初，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而到了7月6日，朱德也离开了我们。那时，距离周总理病逝刚好过去了半年，距离朱德九十大寿还有五个月。
如今，那条承载着周恩来和朱德深厚友谊的毛毯还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里，而两位伟人却早已离开了我们。但无论时间如何变化，世事如何变迁，他们会一直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