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古玺的渊源

黄宾虹的旧藏古玺印（现已捐献国家）中，有一方战国时代的工官玺，铜质，印背正方扁平状，鼻纽，边长3厘米，样子如图：

（原印印背）

印面无边栏，阳文三行八字，文字为“十四年十一月师绍”。“师”即工师（《战国文字编》释为“帀”，读zā），一般认为就是工官，为“主工匠之吏”。“绍”是工官之名。第一行是记年，第二行是月份，最后是官别是名字，印面内容条理清楚，官責明晰。这方印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印面如图：

（原印印面）

依最早的著录，这方印收录于陈介祺《簠斋手拓古印集》（“簠斋”是陈介祺的号），现行印刷本《簠斋古印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实际就是这本印集的印刷本，如图：

（《簠斋古印集》里的这方玺）

这方印大概出土于山东，这倒不是因为陈介祺是山东潍坊人，而是因为1979年在山东省枣庄市齐村区渴口乡刘庄附近的战国墓中又出土了一件圆形铜泡（《考古》），铜泡直径6.4厘米，表面饰浮雕云龙纹，背面有铭文3行8字，也是“十四年十一月师绍”，墨拓如图：

（铜泡文字墨拓）

文字反书，铸款。拿它与浙博黄宾虹藏印的钤本相比较，不仅文字内容完全相同，而且文字大小也完全相符，甚至原玺中第一行“十”字中间的圆形小砂眼也呈现无异，如图：

（现藏印的钤本）

显然，这件铜泡在浇铸之前，就是用这方玺先戳打在陶范上，原玺为阳文反书，打在陶范上之后，为阴文正书，浇铸为铜泡后，呈现出来的铭文又变成了阳文反书了。

呼应的价值

我们把这方阳文无边框印定为我们古玺印临摹作业的第15方（古玺部分共50方），这方印的临习重点，在于理解“呼应”的价值。

看到这方印，首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这方印没有边框，为什么在视觉上并不觉得松散？

我们知道，朱文印，因为线条凸出，线条会将印面空间分隔成若干个完全不规则的空间，这些空间需要边框加以约束和规整，以保证玺印的印章属性，但这方印，是个例外。

通常朱文印“无边而造边”的手法有两种：

1、用整齐的横线的线端虚拟连线构成虚拟的线条模拟边框，比如这方印中的“四”字，四条横线右端基本整齐，这构成了一条虚拟的边界；2、用文字中现成的线条借为玺印边缘，如这方印中“师”字顶端的一横。但显然，这两处并不能达成这方玺印的紧密团聚（保证其印章属性），远远不够。

促成这方印规整的印章属性的方法主要是呼应，呼应的手法又很丰富，这些手法，在创作中都可以实际应用：

1、同字形呼应。印面文字三列，第一列文字与第二列文字两个“十”字的呼应，这是天然的，一方印里，出现相同的字，又在不同的位置，只要保持相同的字形特征，必然会形成“呼应”关系。

(两个“十”字的呼应）

这一组呼应，实际上紧密了右边两列文字的关系。

2、文字态势的呼应。通过文字笔画的态势，构成了一呼一应的照应关系。如“月”字下部与“师”字的下部，两相对照，构成呼应关系。

(态势的呼应）

这一组呼应，实际上紧密了左边两列文字的关系。

3、呼应的组合。当然，这方印里的呼应关系并不只有这些，还有一整套的组合应用。比如：

（构成稳定印面的五个结构点）

五个浓重的墨点，安稳地分布在印面四角和中线上，因此印面既团聚紧密，又安详端正。再比如相同的文字结构部件：

(品字形分布的三个同形部件）

这三个相同的文字部件，呈“品”字形分布，实际上也是为了团聚印面，紧凑全局。

当然，这方印还有其他章法上的特征，如第二行缩小的“十”字；如“月”字下部的大“疏”安排等等……，不过，这不是这方作业的临摹理解重点，因为前面的作业我们已经无数次谈到“疏密”的价值了。

有了这些众多的“呼应”元素，这方印的才大胆省去了边框却丝毫不显得杂乱和松散。配合章法上的“疏密”安排，又使这方印呈现出空灵清朗的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