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法家手段,饱受宋儒憎恶,元朝因此才不开科举|文史宴

文/班布尔汗

元仁宗的集权虽然遭受群起抵制,但仍有一定进展,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他想到了开科举。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科举昌盛的宋代,名重天下的真儒朱熹、张载等都认为科举是法家暴政,对其深恶痛绝,忽必烈也是听了名儒许衡的建议,才不开科举,并不是为了打击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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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仁宗用汉法集权

皇庆元年(1312)五月,仁宗以平章政事合散为中书左丞相。皇庆二年正月,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

秃忽鲁是蒙古勋贵,祖父勃鲁欢是蒙哥汗时期的丞相,父亲也先不花是真金太子的王傅。合散是色目人,世祖朝任辽阳行省左丞相,成宗朝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其人是个屯田高手。

两位中书丞相一个是蒙古勋贵,一个是色目人,都是谨慎无欲之人,奉行对皇帝只帮忙不添乱的方针。仁宗的新政在他们操持下,得以平稳展开。

元军中多有色目人高官

在李孟革除积弊的基础上,仁宗分别从内、外两方面进行整顿。

对内,严格抑制蒙古勋贵,尤其是皇族诸王的权力。

至大四年(1311)冬,仁宗下诏罢废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鞫问,将诸侯王在自己领地上的司法权收归中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封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己任命的旧制,而以朝廷委派流官担任,诸王只能任命自己封地的副达鲁花赤,这是将诸侯王封地的行政权也大半收归中央。

对外,仁宗则着重于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选用儒士充任官员。

选用儒士为官,在仁宗之前,往往是通过荐举,将有名望的儒士延请到朝廷为官。但仁宗想更彻底一些,他想恢复科举:“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仁宗复举,一方面是受老师李孟影响,李孟就常对仁宗言:“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

另一方面,仁宗也有着自己的心思——贵族制度仍有存留,皇帝难以乾纲独断。

以哥哥武宗的军人性格尚且需要用贿赂的方式安抚宗王贵族。即使是皇帝最信任的近侍怯薛,也大都出身勋臣贵戚,有着传统的身份与权力,虽然对皇室忠心,却也不能予取予求。以世祖忽必烈的威势,也还得启用身份低微的理财之臣做白手套“夺勋旧之权”。

用新的、系统的选官方式来给朝廷换血,用完全由皇帝选拔任命的科举官员来填充官员队伍,才能真正实现皇权的最大化。

不过,要复科举,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自从蒙古帝国窝阔台汗五年(1234)金朝灭亡,科举在中原汉地停废近一个世纪。而淮河以南地区,自南宋灭亡以后停止科举也有三十余年了。

仁宗在朝会上提出恢复科举时,得到的回应是“上而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才数人耳”。

大臣们大都不赞成,而丞相秃忽鲁、合散虽然从来勤勤恳恳地帮皇帝做事,要他们支持皇帝力排众议,却是没有这样的气魄。

仁宗比较软弱,要决定大事身边必须有信任的人来支持和谋划。而这样的人,除了师父李孟,不会有第二个。

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仁宗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仁宗重新任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一力主持重开科举事宜。

李孟本就力主复举,现在被任命总理此事,自然不再顾虑,竭尽全力办差,将所有的阻挠都视为浮云。

元朝科举聊胜于无

延祐二年(1315)春,在李孟的主持下,元朝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考试终于开始,李孟担任廷试监试官。

科举重开,这消息对于久久压抑于无进取之路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来说,有着拨云见日、枯木逢春的欣喜。一时间天下风动,士人奔走相告,纷纷投身于科举,“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大司马按:江南士人只是当官的路不畅,经商致富的路因为蒙元管治宽松,是很通畅的。)

甚至一些南宋遗老,如赵仪可、陈大有等人,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也抱着“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的心意,出而赴考。

延祐科考,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也就是蒙古、色目士子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

经过乡试、会试、殿试,大元朝第一科的考试顺利结束,取士五十六人,蒙古、色目子弟十六人,其余均为汉人和南人。(大司马按:科举被蒙古人、色目人包办是网络谣言。)

元朝科举

早年因谏言武宗不成自行隐退的张养浩,早已被仁宗召回。这次延祐复科举,他也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其事,在考试后提出为了日后更好地收罗人才,可以适当放宽录取分数线,使得很多落榜的考生也获得了官职。

这看起来有徇私之嫌,当考生们向他致谢时,张养浩却一律不见,只是遣人告知:“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

元朝的科举从这时开始,共举办了十六次,取士一千二百余人,这和宋、金及后来的明、清相比,确实少得可怜,用儒士补充官员队伍也是杯水车薪,没能够最终达成目的。

但因为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的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从而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开了今后六百年“经义取士”的滥觞,对后世影响巨大。(大司马按:元代科举虽重视程朱,但对程朱可以批判,明朝才不允许批判只允许按程朱的观点立论。)

为了复举而让李孟再入中书,也使得铁木迭儿有了复出的机会。在仁宗母亲的压力下,铁木迭儿再次入相。

铁木迭儿复相,仁宗母亲的阴影又笼罩在仁宗的头上,而且铁木迭儿一上任,主持的对江南地区考校田粮便出了乱子——“名曰自实田粮,实是强行科敛”,为了增加上报田土,地方官甚至拆毁民房,平毁坟地来增加所谓的田土数量。

这导致江西爆发农民暴动,暴动者攻陷宁化,自立为王。仁宗一面停止考校,减免租税,一面调兵镇压,这才平息了暴乱。

按说,铁木迭儿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即使有太后撑腰,和皇帝的关系也要极为紧张了。出人意料的是,仁宗与铁木迭儿的关系却进入了蜜月期。

因为铁木迭儿主动请缨,为仁宗去做一件不光彩的事——更换储君。

元仁宗毁元武宗之约

当年武宗即位,册封仁宗为“皇太子”,兄弟二人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武宗的储君是仁宗,而仁宗的储君只能是武宗的儿子。

现在,武宗的长子和世㻋已经十五岁,算是成年人,已经可以被立为太子了。

可是仁宗不愿意,在享受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后,他希望将这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长子硕德八剌。

但当年的约定朝野皆知,仁宗要传给自己的儿子,是有很大压力的,宗室们不会同意,身边的儒臣们恪于君臣之义也不会赞同。

当然,易储的事情可以慢慢来,毕竟自己年轻,儿子也还小。可仁宗已经等不得,并不是因为他性急,而是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仁宗在潜邸时便“饮酒常过度”,当上皇帝对于饮酒也没有克制,身体的各个器官终于被酒精严重损坏。

更换储君,对仁宗来说,刻不容缓,而由身为中书右丞相的铁木迭儿来操办易储,可以减轻自己很多道德上的压力。因为铁木迭儿身后有太后,可以代表这是母亲要求儿子改立孙子。

延祐二年(1315)十一月,仁宗封武宗长子和世㻋为周王。在世祖时代,真金太子被封为燕王,从此燕王就成为太子的专利,至今没有人受封。仁宗封侄子为周王,也就是明确宣布,侄子不可能成为太子了。

紧接着,延祐三年(1316)春,铁木迭儿便不失时机地上奏议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和世㻋还在大都,还没有就藩,此时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机不到,仁宗将奏议压下来——先准备和世㻋的去处。

延祐三年三月,仁宗命周王到封地云南就藩。

见叔叔违约,又将自己封到云南那么偏远的地方,年轻的和世㻋不愿隐忍,行至陕西时,与众多武宗旧部串联,起兵造反。

仁宗虽然并不长于权谋,但和只是今天高中生年纪的侄子相比,还是老谋深算得多——和世㻋阵营中早就有他的内应。兵变开始没多久,和世㻋内部便有大将率部反正,和世㻋顿时陷入危险境地,无奈之下率从人“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投靠察合台汗国之汗也先不花。

也先不花将和世一行安置在金山外,也就是今天的扎伊尔山,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南乌道三百里的地方。从此,和世㻋便在察合台汗国安居下来,“每岁冬居紥颜,夏居斡罗斡察山,春则命从者耕于野泥”。

直到十五年后,他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回到家乡,成为元皇朝的明宗皇帝,走上了再次争夺皇位的不归路。

日后成为元明宗的和世㻋

解决了侄子,仁宗终于可以放心册封儿子了。延佑三年(1316)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

原本就有太后撑腰的铁木迭儿,易储之事后,自恃有功的他愈加放肆,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广布党羽,“以憎爱进退百官”,以至于“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

仁宗虽已经倦于政事,但不能不为儿子的日后着想,于是拔擢契丹人萧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党项人杨朵儿只为御史中丞,以制衡铁木迭儿。

萧、杨二人都是清廉耿直之臣,而且是仁宗在潜邸时便重用信任的心腹,对铁木迭儿“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多次与御史台诸多御史发起对铁木迭儿的弹劾,使得铁木迭儿失去中书丞相之位。他们想进一步诛杀铁木迭儿时,却“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

延祐七年(1320)正月,三十六岁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撒手人寰。至于朝局之事,他生前都不能完全掌控,身后更是无法可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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