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代国医楷模，一生致力中西医结合，其子从事西医事业
章次公，名成之，江苏镇江人。国医大师，丁甘仁、章太炎之徒，朱良春、费开阳、王羲明等著名医之师。
章次公之父为清末的秀才，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参军，成为革命烈士赵伯先先生部下。辛亥革命失败后，章父郁郁寡欢，归隐家乡，因病早逝。章父去世前，曾嘱咐章次公：万不可从政，学好古文，将来从医，练习武术，强健体魄。章父忠告影响章次公一生，章次公十二岁时便研习《内经》、《伤寒论》等医术，发奋图强，立志以医救国。
（章次公）
1925年，章次公二十二岁，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他在广益中医院任职三年，并且开始收徒教学。章次公治病不问贵贱一视同仁，若是遇到贫困的病人，他必定倾囊以助药费，所以章次公在民间，也有'贫民医生'的美誉。
章次公师从孟河派大师丁甘仁，后又经过曹穎甫先生的指点，但章次公从未被两家学说所禁锢，在大半生的从医生涯之中，依旧不断创新，自成一家。章次公也是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先生不仅是文坛宗师，对国医亦有深刻的研究。章太炎治学朴实无华，对章次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章次公脉案简练清晰，也是因为其高超的文学素养。章太炎曾开玩笑说章次公'笔短如其人'，一是调侃章次公身材矮小，二也是在夸赞他的医案精炼简明。
当时在上海，章次公和丁济万同为上海名医，两人同出孟河医派，都是丁甘仁的传人。但行医风格大相径庭，浙江中医名家张明权先生曾作一篇文章《丁济万和章次公两先生面面比较》，短短数语，便将两者医德、医术论了个高低。
丁济万在上海名声大噪，看病者只要对黄包车说个名字就能送到，都不用说地址。他一天看一百多号病人，开方子一帖又一帖，没个三四帖好不完全。平日报纸之上，丁济万的大名常常可以见到，请客宴友也是常事。丁济万三代名医，出门有车，家中有别墅，佣人不少，匾额满墙，家门外挂着'孟河丁甘仁长孙'的牌子。丁济万出门身上定是高端成衣，身后还有两个人跟着，平日交往的都是杜月笙、黄金荣、吴开先之类的上海名人……
而章次公呢？章次公的名声没有轰动全上海，不是上海人口中顶尖的医生，但在中医界，是名副其实的大师。章次公每天只看三四十号病人，病人药到病除，基本上不会再来。他住在小屋子里，出行就是一辆三轮车，每日停在诊所外面。章次公出门衣料朴素，因为常常抽烟弄得烟迹满身。章次公门外悬挂着'章次公寓'的小牌子，很少和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
1937年，上海沦陷，章次公依旧留在上海，为百姓治病。当时章家一贫如洗，汪伪政府曾经说服章次公在军中担任重职，被章次公严词拒绝：'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28年，章次公来到了上海，与王一任一同创办了中国医学院，次年，与王一任、陆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的校训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笔者此前曾经写过章次公之徒朱良春的文章，朱良春出师之日，章次公就给了他一幅字，上面写着这八个大字。
短短八个字，章次公一生都在探索，实践。
章次公所处的年代极为特殊，因为西方文化的传入，人们普遍有了'崇洋'或者'恐洋'的心态。国民党当局对西医采取扶持态度，压制中医，甚至想要消灭中医。章次公作为一个中医工作者，对国民党这种极端做法深恶痛绝，他曾愤怒道：'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中医如亡亦无天理。'
对于中西医相互诋毁，各自固步自封的状态，26岁的章次公提出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这位大师早在90年前就提出了中医和西医应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同为医者，当为病患，而非争个颜面，辨个高低。
这是大师的格局，也是大师的态度。
（章次公医案，提到X光检查）
笔者写中医大师之文不过三两篇，评论处痛骂'中医骗人'、'中医就该消失'的读者数不胜数。我并非在鼓吹中医万能，无论中西医，都是博大精深的科学，正如章次公先生所言：'如果中西医依旧深划鸿沟，相互攻短，那无异是开倒车，阻碍医学的发展。'可惜90年过去了，章次公的理想还是没有实现。
1951年，章次公参加上海中医学会。会后，章次公一行人拜访了当时著名的妇科专家蔡松春的诊所。当时蔡松春正在为两名妇科患者看病，其中一位是月经病合并心脏病。蔡松春查看患者的心电图，章次公对同行的后生意味深长道：'我们中医，在看病之时也要了解心电图记录，才能说出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切记信口开河。'
章次公的儿子章鸿慈学的是西医，章次公并未逼儿子走自己的路。在《我的父亲章次公》中，章鸿慈回忆父亲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担任中医部主任时，和当时的西医部主任、留德医学博士李邦政先生相交甚笃。章次公从李邦政处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西医知识，并且细心整理，专门编写了《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章次公还邀请李邦政为自己的中医学院的学生讲解西医的知识。章次公给病人看病之时，也是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会详尽地向病人介绍'化验所'以及怡和医院的X光透视。有的时候，章次公还会给病人介绍西药，遇到天花和阑尾炎直接退号不治，让病人赶紧去看西医。
解放后，章次公来到了首都，在北中医科担任主任医师，兼任中南海的保健医生。他曾经多次为毛主席看病，还曾为周总理、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调理过身体。章次公大名在外，但对病人依旧一视同仁。一日章次公外出会诊，发现专车司机换作别人，替班司机告诉章次公，原来的司机生病请假了。章次公处理完工作之后到了司机家中，亲自为他诊治。
曾经，在朱良春拜师学成之后，章次公曾给他一枚印章，上面写着'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
这也是章次公的人生信条。
从前笔者看一位学者写过一句话：西医是治人的病，而中医是治病的人。
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这些国医大师，治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病，还有人心上的'病'。这份对国家的忠肝义胆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是他们在医学成就之外，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