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师60年 | 回忆父亲周本淳（三）：父亲的性格
周本淳先生、钱煦老师结婚照
对父亲的性格，我觉得很难用一个具体的词汇加以概括，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具象的词汇都不足以传达出父亲的性格在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父亲的学问和才华当然令我高山仰止，但他的性格同样令我敬仰不已。父亲极为欣赏苏诗，也极为欣赏坡公为人。如果说苏东坡的性格代表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境界，是宋以后无数知识分子心往神追的最高偶像，那么，我觉得父亲在为人方面学习东坡是很有心得、得其神髓的。坡公一生波澜壮阔，性格极其丰富多样，但我以为其最大特点是善于享受生活、始终随遇而安，但又从不曾模糊是非之辨，从不曾失却进取之志。而这也正是父亲效法坡公并努力实践的。
一、积极进取
父亲说自己一生“少罹忧患，中历坎壈，晚如啖蔗”，但无论在哪个人生阶段他都未放弃过进取精神。
他少年时即失去父亲，独自在求学路上颠沛流离，但进学志向从不曾动摇。
1941年以高分考取浙江大学中文系，并获得最高奖——中正奖学金。
在大学他勤学苦读。1945年大学毕业，父亲担任著名的遵义高中语文老师，虽然只有半年，可是他的才华、学问、热情，却给学生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1995年，“浙江大学毕业五十周年”获得荣誉证书
解放后，父亲在南京一中作为语文组教研组长，意气风发，大显身手，勇于探索教改新路，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1958年后他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发表权，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钻研学问。
1961年，和母亲、子女在中山陵
1969年下放农村后，父亲已有一辈子做农民的心理准备，但他还是费了很大力气辗转把藏书运到了农村，照读他的书。张人权先生告诉我们先父在那段非常时期积极进取的一件事：
那是1972年，我主事于淮安县（现为淮安区）教研室，暑假中要抽调下放教师编写中学教学参考资料，便先去南京市教育局打探：下放在淮安的南京教师中有哪些人可胜任此项工作。人家推荐的第一位就是他周本淳。
……
赤热炎炎似火烧，本淳同志（接到公社让他立即去文教局报到的通知后）穿着汗衫，短裤，挎着黄色小书包，拖着一双没有后跟的塑料鞋，步行十数里赶到平桥；没到公社拿介绍信，便坐上二轮车（当地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载客），飞奔进城。
……
我们计划参编人员集中住解放中学，已通知该校整理住地，但尚未就绪。文件上讲的是三天后报到，他今天就来了，住哪?他知道此等情况后说：“我不能回去了，夜长梦多啊！”
父亲就是这样，只要有一点点发挥专长的机会，都会尽力争取，决不轻易放过。也正是通过这次编教参，父亲的才华、学问得到广泛的认同，结识了许多知己；这才有机会在张人权、常国武等许多朋友的帮助下，先到公社中学任教，后又调到师专，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治学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到师专后如鱼得水，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做出了令学界耳目一新的成绩，虽然成果出在师专时期，但我觉得这正是父亲一生积极进取的必然结果。
“山阳”是淮安县（今为淮安区）的旧名，1969年，周本淳等人从南京下放到“山阳”，相同的遭际让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四友”按年龄依次是季廉方、周本淳、孙肃和常国武。照片拍摄于1975年，登安徽黄山，缺季廉方。照片后排左起：孙肃、周本淳、常国武，前排为南师大教师叶祥苓。
父亲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不管碰到什么难事，他总是抱乐观态度，把“没事”挂在嘴边，然后再积极应对。
1996年父亲已是75岁高龄，4月我们办好了父亲来名古屋短期讲学访问的烦杂手续，可是父亲在临行之前突患小中风，经过紧急治疗，虽无大碍，但走路尚有困难。从身体考虑理应放弃这次长途跋涉，弟弟是医生，当然持此意见。可是父亲却以“没事”的乐观态度泰然处之。他一方面根据弟弟的建议，分秒必争地积极配合治疗，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一边积极地锻炼身体，尽最大可能改善身体状况，终于如期成行。当我在名古屋机场接到精神矍铄、却步履蹒跚的父亲时，也深为他那积极的人生态度所感动。父母亲来日时间只有半个月，除在名古屋大学讲学、游览名古屋之外，还拖着蹒跚的病腿抓紧时间西下京都揽胜，东上东京观光，并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一民间诗歌团体作了关于唐诗的专题讲座。
1996年，周本淳先生、钱煦老师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右起二人分别为长子周先民（本文作者）、女儿周先林
记得有一天我们参观完东京的内阁文库（国家图书馆）出来时，因我不注意，让他抬不起来的腿被地面一道两、三厘米高的障碍物磕碰了一下，立刻就出现痉挛现象，不能走了。在一旁的母亲、妹妹先林及我皆大惊失色，手忙脚乱帮他捶腿揉脚，我已在考虑是否叫救护车的问题。而父亲镇定坦然，嘴里照例说着“没事”，一边指挥我们按摩。说也神奇，一会儿居然真的“没事”了，待我把汽车开来，竟自己走上了汽车。而且这个“小插曲”丝毫也没有妨碍父亲的游兴，我们照样按计划访“汤岛”，瞻仰号称世界最大的孔子铜像；游新宿御苑，在典型的日本式庭园中品味日本文化的雅趣；著名的上野公园的樱花虽已凋残，但父亲对半树白花半树绿的景象依然是兴致勃勃。父亲虽然早已是满头白发，可是他的生命之树却总是像那绿叶一样充满着勃勃生机。
二、爱憎分明
父亲是学者，也是诗人，他一生光明磊落，坦率正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这一方面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使然，一方面也出于其做人的原则。我觉得父亲能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里始终做到这一点，又与他的诗人气质不无关系。
40年代他走上讲堂伊始，就在国文课上以充满爱憎激情的讲解感染了学生们，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信赖。
50年代，他意气风发，为新中国培桃育李，从先父当年的学生的回忆文章里，可以看出先父热爱工作、热爱学生的满腔热忱。他出于真诚，心中不满于某些领导的瞎指挥，自然发而为声；看到毛泽东文章中误把河北清河县人氏的武松当作山东阳谷县出身时，即实事求是予以指出。结果以言罹祸，被时代潮流所席卷，成了右派。这种打击当然是刻骨铭心的，可是此后的父亲在行动上似乎并没有真正吸取“祸从口出”的深刻教训，依然“偶放强颜争曲直”（父亲《自嘲》诗句），有话照讲不误。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对官方的一切做法总是由衷相信，而父亲常常有所保留，有时不免发发牢骚。这种印象是那样强烈，以至于后来读到毛泽东“牢骚太盛防肠断”的诗句，就自然与父亲联系了起来。
我懂事后，懵懵懂懂总担心父亲再次以言罹祸，殃及池鱼。68年文革祸起，红卫兵来家里抄书、封书，有一本《中国人名大辞典》也要抄走，我们躲在一边，都只有害怕的份，甚至还有些觉得这些人是在“破四旧”。可是父亲却挺身而出，上前据理力争了。父亲说：这是本辞典，只是些人名。对方答曰：是为封、资、修树碑立传。父亲翻开一个个人名又说：这些人都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可惜那本书有没有保护下来已记不清了。要知道，父亲既是历史上的“右派”，又是现行的“牛鬼蛇神”，在单位还挨着批斗，他这样做该是多么勇敢！现在想想，誉之为“大无畏”亦当之无愧！
69年全家下放，母亲单位的一个姓童的军代表颐指气使地不准父亲把藏书随身带下乡去，理由是你们下去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父亲不理睬他，照样把藏书分别捆扎好，悄悄搬上了运行李的车。可是竟被那个霸道的军代表发现了，硬是不让带，父亲和他顶了起来。虽然结果是没能带成，但父亲敢于抵抗强大恶势力的“强颜”，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第二年春天，父亲即设法把书运下来了，可惜有些珍本已成为窃书“君子”的囊中物了。
在1976年以前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父亲与他的知心朋友们说起“三点水”（指江青）的倒行逆施来，总是怒不可遏，恨不能登高一呼。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兴高采烈，吃螃蟹都是四只。
郭老即兴写有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其中有一句说：“英明华主席”。这首词不胫而走，万众称诵。但父亲读后却是痛心疾首，对许多人说：“郭老糊涂啊，又称‘英明’了，‘英明’的苦头还没吃够吗？”由此可见父亲反对个人崇拜的鲜明立场。
可是对在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的邓小平，父亲先是以“邓大人”称之，后又言必称“邓公”，从不掩饰自己的无限敬仰之情。两相对照，父亲爱憎分明的诗人气质跃然纸上。
父亲声讨十年浩劫，写了不少忧国忧民的诗作，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是下面两首：
浩劫十韵
一夫狂疾甚，举国醉如泥。
是处僛僛舞，逢人哑哑啼。
牛棚多似鲫，士命贱于鸡。
刑酷希魔愧，冤沉泰岳低。
妖姬方鼓舌，悍贼竞擂鼙。
血染乾坤赤，烟霾日月迷。
天行终剥复，恶尽乏刀圭。
一旦冰山到，多年画面撕。
骨皮余贱唾，牙爪妄酸嘶。
浩劫前无古，伊谁秉笔题！
（僛，qī，摇晃着身子）
有 感
膏泽倾天下，威权奉一人。
廿年翻覆手，几亿冻饥民。
狐鼠清钩党，青红费掩真。
只应百世下，天怒鬼神嗔。
两首诗沉郁顿挫，无论在情感上还是艺术上，均淋漓酣畅地表现出父亲的诗人本色。
1983年开始，父亲连续十年担任淮阴市政协副主席，地位变了，但他爱憎分明的本色丝毫未变，依然是一如既往直言敢谏。1996年父亲已经卸任，当听到市委任命官声很坏的涟水县委书记陈广礼转任市教育局长的消息时，父亲当着市委负责人的面，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市委安排陈广礼任市教育局长，反映对教育不够重视，势必影响淮阴教育事业的发展”。（编者注：陈广礼，原涟水县县委书记、淮阴市教委主任。1997年7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三、随遇而安
父亲一肚皮学问，可也一肚皮不合时宜，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坎坷多舛。一般说来，才学出众、感情激烈的人在精神上也格外敏感，性格上也比较脆弱。可“脆弱”二字与父亲无缘，风吹浪打之中，他总是处之泰然，随遇而安，“一蓑烟雨任平生”。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后，被惩罚性地打发到图书馆管理图书，可父亲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他在自传中说：“两年右派，受害多端，但我以老庄自我排遣，不为痛苦得失所困扰。管图书，正可借机多接触古籍，过去闻名而未见之书，可以按图索骥。比起同冤者，我时间最短，未离单位，聊以自慰。”的确，我们在家里也从没见过父亲愁眉苦脸，未听过他唉声叹气，我想这也是我们家庭不曾被右派阴影笼罩的原因之一。
1965年父亲下放盱眙县马坝公社劳动，把我也带去了。住在农民的堂屋里，房屋虽新，可是与一大肥猪晚间共卧一室，那猪独寝惯了，见生人来，越发哼得起劲，臭烘烘加闹哄哄，知识分子们当然睡眠很受影响。可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有说有笑，毫不以为意，过得相当自在。文革乱起，父亲是摘帽右派，又是首当其冲，被打成“牛鬼蛇神”，横遭批斗。面对血雨腥风，父亲心中依然是“风雨不动安如山”，以不变应万变。他写于68年的“自嘲”一诗，袒露了此时的心路历程：
自嘲
碰壁经年未褪狂，何须杆木始逢场。
为牛为马随呼应，是鬼是人自主张。
偶放强颜争曲直，难遂众口说雌黄。
莫嫌雨雾凄迷甚，暖眼当空有太阳。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父亲的老同事晁越先生告诉我们：
有一次在校门口“挂牌示众”，我被派去厨房劳动幸免，本淳和其他教研组的几位教师，赤膊站在木凳上，炎夏烈日，汗流浃背。午饭后他回到教研组办公室，我轻轻劝慰说：“这种事一定要想得开些”，他立即回答：“呼我为牛则为牛，呼我为马则为马，听之任之，我还是我，放心，饭照吃，觉照睡。”说罢仍赤膊躺在拼起来的办公桌上，不一会竟鼾声入梦。
这就是我随遇而安、坦然面对一切厄运的父亲。胸中自有正义的“太阳”，那些“雌黄”的“众口”可奈我何？在父亲那颗高贵的灵魂面前，那些灵魂卑下的靠整人发迹的官员和小将，不过只是过眼烟云，不过只是些不知春秋的蟪蛄（huì gū，体型较小的蝉）而已。
1968年，周本淳先生在校受审，有家归不得，连二女儿远赴内蒙古插队也不能回来
1969年11月父母带领我们全家下放淮安农村。当时的传言是，带薪一年，一年后将取消工资，完全与农民一样靠挣工分维持生计。曾有好心人建议父亲不妨考虑退职，这样退职金将比一年工资数额要多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亲仍然是义无反顾，积极主动地下放了（关于他们的精神面貌，可参看弟弟武军的文章《下放琐记》）。这一方面说明父母对“与人奋斗”的城市生活环境是多么的深恶痛绝，一方面也从经济层面更深刻地彰显了他们不畏贫穷、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我觉得在父亲的心里，未尝就没有一种甘当新陶渊明的自觉意识。
1970年，6个孩子在淮安平桥陆庄草舍前
初到农村，全家三代八口人挤在两间小草房里，居然也就得过且过。紧贴我们住房旁有个长十来米，宽三四米的小河塘，出来进去挺碍事的，生产队长让我们抽空填起来，以后在上面为我们盖房子。父亲就领着我发扬愚公精神，每天挖土挑担填河不止，有时妈妈、弟弟妹妹们也来帮忙，经过一冬一春，也就填得差不多了。接着父亲又和我去很远的地方买砖拖回来，在上面盖起了猪圈，后来又盖了房子。
三女儿周先华，身后是周家在陆庄新盖的瓦房。1972年1月8日，她在这间屋子里去世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所以各级领导千方百计压农民大干苦干，没事找事，生产队劳动追求的就是一个量大。父母下放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与农民一起早出晚归，在田里劳动，一天也不曾少。而我们挖土填河，全是在工余时间干的，这件事足可见出父亲“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面貌。
那段日子，父亲、还有母亲，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劳动是极其繁重的，用传统说法，就是身处“逆境”，“不遇”到了极点，可是他们在精神上却是安之若素，心有余闲。有这样坚强、高傲的心态，又有什么艰难困苦能把他们打倒呢？父亲这一生对一切坎坷挫折、包括疾病都取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角度，所以他总是逢凶化吉，永远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享受生活
读苏东坡的传记，每每惊讶于坡公出神入化的才气，感动于坡公在逆境中不忘享受生活的那份心态和行为。他被贬谪黄州，发明了“东坡肉”“东坡汤”，他被流放岭南，自己酿酒喝，自己设计房屋住。我觉得在享受生活方面父亲也是以坡公为榜样的。父亲多年处于逆境之中，但逆境并不能逼迫他放弃享受生活的权利。父亲不吸烟，衣着随便，伙食上从不讲究，能保证营养就行，但这只是外在的东西，父亲自有他享受生活的方式。
父亲是读书人，是学者，但读书、治学对他来说绝不是苦事，而是乐事，是享受。他酷爱读书，要读的书很多，他常写文章，欲写的东西亦很多，但他始终做快乐的时间主人，而不是辛苦的工作奴隶。通常晚上不晚睡，早上亦不早起，安步当车，张弛有致。到了晚年，他不但自己放缓工作节奏，还常常劝朋友、学生们注意爱惜身体，不要与身体过不去。他常去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查书，早出晚归，中午就在附近小饭馆吃个简单的午饭，然后找个浴室洗个澡，睡个午觉养养精神，再去图书馆接着干；晚上照例不工作，喝杯小酒犒劳自己。废寝忘食的蚀本学问与父亲是无缘的。人们常常说实现自我是人生之大乐，观父亲著文即可知此言不谬，动笔的过程的确是父亲实现自我的一种享受。他从不作挤牙膏式的文章，总是有话要说，有理要讲，而资料都是烂熟于心的，且总要酝酿到发酵的程度，才搦管挥笔，一吐为快。我觉得父亲很少尝过为写文章而临时翻找资料、绞尽脑汁的辛苦，也不曾见过他行文之中搜肠刮肚、颦眉苦思的模样。只有作诗是例外，虽不曾忘食，但废寝是常有的，不过那是一种“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陈与义诗句）的创作境界，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所以自当别论。
享受读书、治学带来的快乐之外，父亲最爱的是下象棋，且棋艺相当高明。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暑假，父亲几乎每天午睡后都领着我去夫子庙棋社弈棋。途中经过一个食品店，他自己来一大杯堆满泡沫的啤酒（生啤），给我一杯冰镇酸梅汤之类的饮料，他总是一口气饮尽，然后就进棋社找人对弈。一盘棋大约是二分钱，规矩是谁负谁付棋钱。父亲大约很有棋名，赢多负少，对弈时总有人围观，围观者中总有人喜欢插嘴支招，父亲从不加制止。只是等赢下棋后，再三言两语指出支招者的破绽。
一般下到五点钟左右就回去了，我记得只有一次回去得较晚。那次父亲可能碰到了高人，输了棋后，又拉着对方复盘切磋，并对老板说，复盘照算一盘棋，预先付了棋钱。父亲这样投入，其中的快乐不难想见，盖可为同道者言，而难与不好者道也。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爱上了棋，小时以争取与父亲下上一盘为荣，可总不是对手，直到70年代，才互有输赢。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与父亲见面时，在棋枰上一争高下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件乐事。当然这件事一直于父亲、于我都是那么微不足道而从不以为意。只是在现在，文章写到此处，我才恍然悟到，这些微小到提都提不起来的琐屑，其实正是父亲那棵高大繁密的生命之树上，浓绿生动的逸枝斜丫啊。
下棋之外，父亲还喜欢喝酒。食可无肉，不可无酒。父亲一生在穿与用方面，一般是得过且过，喝酒则坚持原则，不肯“搭浆”，尽可能喝好的，且每日必喝。喝了酒则话多，一日中的快乐借酒话就放大了，碰到些许烦恼也就借酒话飘散了，所以喝酒也许对父亲的身体不利，但对其精神绝对是大有益处的。
母亲对父亲此嗜好甚为理解，唯为父亲身体计，在70年代后期父亲被诊断为高血压后，规定他一日只喝一餐，且一餐只限一杯（一两左右）。父亲深爱母亲，不愿拂其好意，可酒太少又不能过瘾，于是侧面迂回，在如何多喝酒上动足了脑筋。一是常常换酒杯，当然是越换越大。二是常找借口多喝：来客人是不用说的，当然得让客人尽兴，所以主人得舍命陪君子多喝一些；就连招待我的朋友，父亲也要陪陪酒。平日则有时说很疲劳，得多喝点解解乏；有时说受了凉，得多喝点暖一暖；有时又云有感冒前兆，得多喝点治一治——父亲的理论是酒治感冒最灵。父亲喝酒还有一绝，他喝完酒，酒杯就往酒瓶口上一套，一般不洗，他舍不得沾在杯上的那点酒香，尽管他很明白酒精挥发极快的道理，可是情感上不能眼睁睁看着酒香流失，其对酒的钟情竟至于此。
无论如何，父亲在母亲的监督下，喝酒的量基本上很有节制，趋其利而避其害，这点得归功于持之以恒的母亲。1996年初，父亲患了轻微的中风，医生严令戒酒。父亲说不喝就不喝，硬是一下子就戒了酒，整整一年滴酒不沾。可见父亲尽管钟情于酒，但却不为酒役，始终是酒的主人。他自我解嘲说：“常言道‘嗜酒如命’，关键时候还是舍酒保命，还是命值钱。”一年后，医生又说可以适量喝点儿葡萄酒，父亲从此又与“干红”结了缘。
父亲一生热情好客，热心助人，只求耕耘，不问收获。曾多次教育我说，施善于人再多也应该忘却，得益于人再少也不可忘也。
早在五十年代执教于一中时，就多次资助过贫困生。在淮阴师院，父亲对贫困生也总是充满同情，常有捐助之举。我觉得对父母亲来说，“助人为乐”这个词不仅具有道德方面的含义，还表达了他们在助人中所体验到的实际感受——助人是他们人生之乐的一个来源。父亲生前曾郑重与我商量过在淮阴师院设立奖学金之事宜，希望能为品学兼优的贫困生作些实事，并借以报答淮阴师院的知遇之恩。后因种种原因被耽搁下来。现在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老人家的遗愿终于实现了。今年暑假为儿的捐献十万元，在淮阴师院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地在淮阴师院设立了“本淳奖学金”。亲爱的父亲，听到这个好消息，您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了吧。
人生七十古来稀。人老了，就无法回避“死”这个令人色变的大题目。刚过了70岁，父亲就集陶渊明诗句为自己拟好了挽联：“应尽便须尽，有生如无生”——父亲早已参透了人生，他但求活着的快乐，对死早就有一种听其自然的坦然。这种态度，如果用一个成语来表达，那就是视死如归。
周本淳先生自挽联，由好友常国武先生手书
现在我们已经把父亲手撰的挽联，镌刻在南京雨花台下功德园中他的墓碑上了。每当我们拜谒时，就自然想起了父亲坎坷多舛而又充满快乐的一生。她将永远亲切地鼓励我们去笑迎坎坷，去享受人生。
（未完，敬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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