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静、张吉武 : 乌头宰相魏裔介其人其事 [上]
魏裔介（１６１６年８月１９日农历７月２５日生——１６８６年４月２７日农历４月５日卒），字石生，号贞庵，又号昆林，直隶柏乡（今河北柏乡县）人，是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的举人，时年二十七岁，三年后（１６４４年）明朝被清朝所灭，清朝定鼎迁都北京，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考取进士，初选庶吉士，历任工科给事中、吏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左副都御使、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谥号：文毅。因其入阁为相时年仅四十八岁，须发皆黑，人称乌头宰相。又有“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师”之美誉。是顺治、康熙两朝得力辅臣。畿辅先哲传称其：清初名相无出其右者。
魏裔介是一代大儒称他为儒那是因为其一生在传播文化的同时著述颇丰：诗歌、散文、论述、志史、奏疏等无所不包，内容中所体现出的超越性思想均闪烁着耀世的光芒，学宗程朱理学，言语中无不体现着孔孟之道，被誉为有清一代理学名臣大家。
称他为相那是因为其在朝供职２６年的时间中仅用十余年时间（三十一岁入朝四十二岁任督察院左都御史，时为二品，四十四岁加太子太保一品荣衔。）便登鼎政坛巅峰。魏裔介于四十八岁时（康熙三年即公元一六六四年）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即内阁大学士，从此步入清廷政治核心。
魏裔介生于官宦世家，据魏氏族谱记载：魏裔介祖上自明代永乐年有一孝廉（即举人）曰：魏进，从此时起至清代嘉庆朝，魏氏至此式微，近三百年间柏乡魏氏共培养出了十三位进士，十八位举人，贡生、拔贡、秀才之类的多不枚举。有史可查的七品以上官吏多达六十余位。有史家说这在当时，为当朝、为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华北一带家族史上是寥寥可数的。
关于魏裔介的历史事迹，正史记载、论述等很多很多。近年来又涌出了很多研究魏裔介的史学者，能从魏裔介的不同面、不同角度来剖析阐述这个人物，由此衍生出了更多的资料，供研究者参阅。也让魏裔介的思想、理念、精神得以闪光、传递、发扬。
魏裔介自出生至少年，因受家庭熏陶，一直很勤奋，再加上其特有的天赋，少年时期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学业上非常优秀。造就了他关心政治、心系家国、重视民族安危存亡的强烈责任心。
本文的两位作者或是魏裔介的故里同乡或是后裔，多年来一直在研究魏裔介，阅读了一些有关魏裔介的书籍、资料，虽然阅读数量并不丰富全面，但也从中悟出了一些魏裔介在侍清前后的一些思想变化、入仕目的及由此所产生的行为，表述一下此行为对当朝社会及后世的影响，或通过一些事例简述一下魏裔介对清朝及整个民族在政治、文化、民生、理学、军事、思想等方面的贡献。
魏裔介一生著述甚丰，传世作品有：《兼济堂文集》二十卷，《昆林小品》上下二编，《昆林外集》一编，《林下集》十卷，《嶼舫诗集》七卷，《嶼舫近集》五卷，《樗林三笔》五卷，《魏文毅公奏议》三卷，《家约》一卷，《劝世恒言》一卷，《四书全义汇解》五十八卷，《巡城条约》一卷，《风宪禁约》一卷，《牛戒续抄》三卷，《柏乡魏氏传家录》二卷、《柏乡县志》康熙年版本十卷、《圣学知统录》上下两卷，《圣学知统翼录》上下两卷，《致知格物解》两卷，《论性书》两卷，《周程张朱正脉》一卷，《约言录》两卷，《希贤录》《希圣录》奏疏一百十九，《尺牍存余》七卷等。其整理，批注，编选，注释的典籍有：《四库大全纂要》《孝经注义》《删补高士奇传》《雅说集》《多识集》《青门集》《千文注解》《劝学汇编》《易经合订正说》《论性书》《鉴语经世编》《通鉴论钞》《烈女续传》《九经衍义》《琼琚佩语》《家训汇钞》《批评河洛渊源录》《理学诸儒语录合抄》《薛文清读书录篡要》《吏治冰鉴录》《陆放翁诗选》《古文欣赏集》《古诗遗音》《赵梦白诗文集》《唐诗清览集》《小学集注》《四书惺心编》《女论语》等。传世诗作有一千多首。由此可知魏裔介是学术大家，其学术堪称那个时期代表，自成一家，他的著作所体现的文化内核，思想内核，道德内核等引领了一个时代学派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是那个时期学派的标杆，史上称作柏乡学案。仅此在历史上就足以灿若星辰。
魏裔介十八岁时，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因晚明的衰败，整个国家都到了崩溃的前夜，四方起义不断，流寇伺机而起。当年有流寇攻到柏乡城下，知县懦弱、胆怯，不敢固守抵抗，反想趁势弃城脱逃，这样城内几千百姓定会遭殃。早有预防的裔介父子，在观察知县动向的同时，已暗暗做好了固守城池的准备。
果其不然，在关键时刻，知县欲乘马脱逃，见此，正在奋力守城的裔介父子毅然决然挺身而出，扣留了知县，当即断想了知县的行为，并就时下情况与其曰：“你如果即时脱逃定会成为贼匪手中的猎物，不但保全不了自己，反而会因此让流寇乘虚而入，殃及城内百姓。这样你将成为千古罪人。”该知县面对裔介父子正义的训斥，终于放下了逃城的念头。
经魏裔介父子率领城众奋力守城，英勇抵抗，最终挡流寇于城之外，流寇败路而走。柏乡县城得保，数千民众得以救活。经此事件，可以看出年仅十八岁的魏裔介在大事面前能审时度势，有智某、有胆略，又存有忧国忧民热爱家乡的情怀，总之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魏裔介二十五岁那年（１６４０）崇祯十三年，华北一带遇有几十年一遇的大旱，当年庄家颗粒无收，饥民流走他乡、饿殍遍野，魏裔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时竟恨自己无能为力，不能保全民众，改变人民的生活面貌，为此立志要有所作为，将来以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民众的生活。并作诗立志，刻于墙壁，提示自己尽早有济世之志，发挥自己的作用。年谱原文：“是岁大旱，人相食，公题诗誌感，尽早有济世之志”。
魏裔介二十八岁那年（１６４３年）崇祯十六年，明朝岌岌可危，抱着挽救晚明的心思，魏裔介驰马至京，向当时的权臣献言献策，年谱原文“一、召募之兵不可用，宜清理卫所，选将练卒；二、民困已极，四方有瓦解之患，宜大蠲其积逋，以收拾人心，庶几可以挽回”。该大臣称扬说（原文）“王佐才也，但策虽善，恐时不能用，不如藏器以待时”。由此可以看出这位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挽救国家于崩溃边缘的急切心情，展现出了他救国救民的急切心愿与远大志向。这些魏裔介在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同龄人无与相比。
在明亡清兴之初受理学洗礼过的魏裔介对于骑马得天下的清廷从心理上很难接受，作为有学识的士人，他当时对清廷所产生的抵触心理特别强烈。
在魏裔介二十九岁那年（１６４４）顺治元年，大明朝因多年的腐朽而引起的内忧外患，致使国民生活在恐惧与饥饿之中，终于走向了崩溃。五月大清定鼎，当年大清下诏：催促前明举人赴京选士，魏裔介即在其列。当时魏裔介的心情矛盾重重：即怀念刚逝的大明朝，同时又憎恨他的腐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逝去，可自己无能为力；一边是既成事实的新王朝的诞生，但令自己纠结的是——这是个异族建立的王朝。魏裔介的思想走到了十字路口，是遵循旧秩序、旧思想、旧传统？辞而不就，远走山野、不问尘世？还是面对现实，抱着拯救民众于苦难之中，怀揣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进入新朝堂？由此展示自己的能力？将来用自己的自身能力来影响政局？改变社会？让普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此时魏裔介心情十分复杂，何去何从一时也拿不准。催选的公文下得紧，有思想的魏裔介只好带着矛盾的心情至京“赴试”。不过在临试之前他先向监考的礼部大臣上了一疏，意思是说自己可以会试一次，测一下自己的学业情况，由于自己近些时日身体不适即便选上了也不侍朝，待日后身体无恙后再从新会试。笔者认为魏裔介此举的真实意图是：在近距离地观察清廷的举动，打探有关清廷的消息，观察这个新朝是否得民心顺民意，是否能在此地立住脚跟，是否适合自己。没想到的是礼部竟然答应了裔介的这个请求。会试毕裔介在京城观察数日，而后即离开了京城，回到家乡继续读书。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看到清廷所施的典政、主张与自己的所盼相符，这时他又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天意、就是优胜劣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清廷统治天下已成定局。从小就立志要有所作为，与生俱来便有强烈责任感、抱负感的他再加上多年来学识上的涵养，造就了他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信念。于是他审时度势，站在一边继续暗暗地观察着清廷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作为。
这期间（魏裔介三十岁，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魏裔介又借他妹夫的父亲宁晋县的高柱河到江南任督学之机，来邀请裔介同行江南，此邀正合裔介之意，他之前北上到了京城对时局已有了新的思考，今再利用这大好机会南下正可了解南方一带的民情、民意，了解那里百姓的所愿所想，社会动荡情况，好为自己的理想确立目标、方向，积累些治国理正方面的资本、经验，顺便再游览一下祖国的壮美河山，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坚定了想法后，魏裔介随亲戚家毅然踏上了行程。
他先东出临清入山东，经博平向南到济宁，出山东到江苏的徐州、宿迁、淮安、扬州再入安徽的凤阳、滁州、和州，再入湖北、河南。一路揽其山川人文，及当地的志书古迹，风土人物，边走边作了《南游记》，至冬日返回故乡。一路上魏裔介看到了生活在祖国壮美山川中的各地百姓淳朴的民风，也看到了各地百姓受各路军阀欺压的社会现实、看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大乱之后亟需整饬的社会秩序，了解到百姓的所期所盼。
至此，经过三年的审势、观察，其实也是其思想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三年：这三年来他看到被战乱破坏之后的国家，灾荒频仍，匪贼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清醒地认识到：此时国家最需要正确的政策措施，来兼并平息军阀、恢复生产，安定人心。然而满人是靠骑射得天下的，并不懂什么儒道治国，有的只是野蛮、强权、欺压。这一切促使魏裔介改变了当初的想法——要想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首先自己就要有能力——能在关键之时起主导作用，用权力的力量来制衡当权者改变现实状况，使国家长治久安、使人民幸福安康。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终萦绕在魏裔介的心中，要想做到这些就必须入仕，进入有决策权的朝堂，或许能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仕清？还是做悠游林下的野夫？魏裔介何去何从已胸有成竹。
带着一心想为国、为民入仕的心愿，魏裔介毅然于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入京会试，很顺利地考取了进士。进入了朝堂，成为大清朝廷中的一员。为自己设计的人生轨迹中的第一步目标及目的实现。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当年三月，魏裔介入朝为庶吉士。针对当时朝中的官僚风气，魏裔介不忘初誓为自己立下了铁的规矩：不结党、不营私，一心侍朝。拒有意结盟者于门之外。这样的行为也打动了清廷，魏裔介以自己特有的天赋才能被朝廷所赏识，清廷为显示对这位汉人新士子的友好、重视，清廷便以皇上顺治的名义赐给他宫传名画十余幅，其中就有宋徽宗的手迹《鹰关九思竹》等珍品。魏裔介受到清廷如此器重，然其并没有乐在其中而忘初誓，时刻在提醒自己为何而来？
顺治五年（１６４８），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在魏裔介的倡议下国内有很多地方得到朝廷的赈济，唯独京畿一带未得实惠，据此魏裔介疏言：“燕赵之地是汉高祖的关中，光武帝的河内。大清国奠基之初，燕赵百姓牵牛背粮，率先依附朝廷。现在天下初定，许多地方都受到朝廷的恩惠——免赋免税，而燕赵之地的百姓未能得到这样的恩典。朝廷应给燕赵之地百姓相应的典恤，应该派得力的官吏去负责这件事。”顺治帝阅此觉得这是事实，依魏裔介之意实施，燕赵之地的百姓得以抚恤、宽免赋税，由此减轻了这一带百姓的负担。
顺治十一年自春至夏，整个华北地区阴雨不断，直至洪灾，百姓因此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魏裔介见此急忙据情上疏皇上，言辞恳切，要求赈灾。顺治帝阅此，感同身受，即刻责令户部拨银二十四万两，责成有关大臣分头赈灾，把流落他乡的灾民随地安插，保障温饱。就这样由魏裔介提议这项具体赈灾之事顺利完成了，救活了数十万人。这还不算，魏裔介在催促皇上赈灾的同时，即责令柏乡县的家人，在县城内、外重要的沿街路口，搭上蓬席，架上大锅，以此设上粥场，供饥民食用，因此救活者达数千人之多。经历此事后华北一带的百姓对魏裔介有口皆碑。
自越过长城以后，面对关内富庶的华北大平原，满清贵族在华北大平原上疯狂地跑马圈地，将自己看中的地盘让自己的马绑上白灰粉袋子任意跑圈，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等马跑累了才可停下，马跑过的方圆几十里的大圈子便是他们的地盘了，圈内失去土地的农夫就沦为满奴，或四散逃荒。然而，清廷又制定不许荒民外逃的《逃人法》，广大百姓痛苦不堪。魏裔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拯救广大民众，他迅速地给清廷上了一疏《流民死伤堪悯疏》，就逃人法的起因及结果等弊端上疏朝廷，指出流民的起因就是跑马圈地，流民外逃的后果就是国家动荡，这样就会造成民族与民族、百姓与官府离心离德，致使国家支离破碎。此疏中魏裔介还附有一首怜民诗：饥夫语饥妇，我当葬蛟亀。尔挟怀中幼，丐食行逶迤。饥妇更无语，长号赴奔涡。饥夫投其幼，捐命同飞蛾。是时天地暗，惨色起嵯峨。饥民岸林立，咽泣空跌蹉。哀哉今之民，而不如驾鹤。这是一幅令人泣下的悲惨景象。可喜的是明智的幼帝顺治过目后感同身受，立即下令停止圈占土地，并从国库中调拨款物、白银，遣有关大臣分头对时下荒民进行救助，同时《逃人法》也被宽免了，自此大多荒民得以保命。知道内由的荒民对魏裔介有口皆碑。魏的这一举动在当时也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因为这触及了满贵既得利益。在当时环境下其他朝臣是不敢如此作为的，然而魏裔介，做到了，这正是当时朝廷中魏裔介与他人处事上智慧与胆略不同的地方。
面对新的国家体系需要完备的典制来做支撑，当时清廷仍沿用在关外的统治政策，用这一套在中原地区实施，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魏裔介面对纲纪法度，尚须修明，礼、乐、政、刑，实多缺失的现实。在他的倡议下，清廷很快地修订了一系列出自魏裔介之口的典制，使吏民行事有法可依。比如：要求年幼的顺治帝不应像前明那些慵懒的皇上一样，贻误政务，应制定出相应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约束朝臣，使朝物有典可依。同时鼓励幼帝上朝理政，他在参阅古代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内朝有外朝，针对当时情况他认为这些年幼的顺治恐难以做到，于是他就提出了每月逢五朝见群臣的主张，以便皇上需心向臣工们面询政事。此议一出群臣响应，逢五之日朝见群臣成为有清以来的定制。
再者就是早在顺治五年他就劝喻幼帝顺治：正值年幼，正是求学的好时期，万不可荒废光阴耽误了修学。清廷再次采纳魏的建议定期使硕学大臣为年幼的顺治帝讲儒学、讲经世致用的治国之道，开启皇上的心智，提高皇上的治术。魏裔介也在讲师其列。由此专为皇上讲学的“经筵日讲”逐渐形成了制度。
在清廷社会逐步恢复正常的时候，魏裔介看到朝廷中的吏员风气、社会风气甚是嚣张浮躁，攀附心强，人心缺失。针对此魏裔介向朝廷上疏：民间百姓禁止相互攀比穿金戴银，官家禁止享用豪华车马等，并以此阐明缘由，朝廷据此制定了相应的律令，奢靡风气大煞。
以上仅是魏裔介针对当时清廷的实际情况，建典立制的个例，像这样由他口中提出甚至影响整个清朝的典制不胜枚举。
魏裔介上为朝廷下为百姓，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左右逢源。他的超凡能力终于被年轻的顺治帝所赏识。自魏入朝后顺治多次独自召见魏裔介，向他询以治学、吏治、军事、文化、经济、民生等方面的策宜，魏裔介则无所不授。
魏突出的表现一次次地打动着年幼的皇上。顺治十二年十月（1655年11月）魏被破格晋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四岁时（顺治十六年1659年）再谕旨魏裔介加太子太保一品荣衔。还因此上封了其曾祖、祖父、父亲皆如裔介之职，曾祖母、祖母、母亲、他的夫人皆为一品夫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四世总宪》，朝廷还因此按礼制在柏乡县为魏氏修建了《四世总宪坊》、重修了其家族墓地、家庙。这皆彰显了魏裔介在当朝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影响力来自于对当朝的建树，更是当朝对其政绩与其人格的肯定、信赖。然而魏不辜负朝廷及黎民百姓对自己的期望，其视光环为自己奋斗的动力，努力为普天下百姓、为当朝谋划。
魏裔介仅用十余年时间便登鼎政治核心，并没有被荣耀冲昏头脑，而是责任心更加强烈。其间常与顺治帝在一起或入室长谈或随帝出游打猎、视察等，形影不离，利用这大好机会，向幼帝传递正确的思想理念，潜移默化地引导幼帝施良策、颁善政。比如：一次在京郊南苑秋猎时顺治帝向魏问及当年民间收成如何。魏则据实并带有怜民的口气而答：“百姓困苦，丰年所收仅供官税。”顺治帝听后再次对民间产生了怜悯之情，遂下旨减免赋税,百姓因此得以实惠。(待续）
（原为“魏裔介诞辰4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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