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
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农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
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Two萧红创作中的时代视点与女性视点的一种分析我们认为，在《生死场》中，与其说萧红在赞颂爱国和反帝，毋宁说萧红在冷静地揭示农民几乎是出自生存本能的抗争的本质，这其中隐含着她对中国乡土的历史性惰性、生产方式的停滞以及生活形态的绝望的关注和思考。而30年代左翼文学对乡村的代表性观点是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先进农民的抗争，是落后农民的觉醒。这个观点不足以统领并笼罩萧红的《生死场》，相反，使其从可能是一部批判意识深远而广博的作品，成为被搁置在反帝抗日书架上的一本吻合时代主流，然而却特质消泯的小说。萧红更多的是凭个人的天赋以及女性的敏感在写作。这是得到公认的一点。她的女性身份给她带来的苦痛，她在生长过程中，出自女性自我对自身的体察，使她的写作在时代视点之外，天然地具备对性别历史的敏感。《生死场》中已经有着具体的女性的苦难和不幸与不争，如福发媳妇、月英、还包括被父亲活活摔死的金枝的女儿等等。这是萧红女性视点对女性境遇的展示。《生死场》之后，萧红接连出版了《商市街》、《桥》、《牛车上》等小说和散文集。其中多有描写女性的篇目。至1940年，萧红写出了她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呼兰河传》，她的女性视点开始有了“沉入”。如果说，在《生死场》中，女性亦是那无尽的历史轮回中的一部分，女性的整体和女性的本体都并不外显，那么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的女性意识已经从历史性的审视与批判，转向了文化视阈里的探索与思索。这里面有着对鲁迅“批判国民性”主题的继承，也有着萧红自身女性视点的敏锐。《呼兰河传》尽管写作于萧红创作生命的后期，但是文本中的时代却比《生死场》还更加倒退。一般认为的是，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写东北的一个小城，写同样是没有希望，也没有悲哀的生活。但在这“生活”中，强烈地使人同情的是不幸的女性，是小团圆媳妇，是王大姑娘；强烈地使人震撼的是折磨女性的女性，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是那些软刀子杀人的女性“俗囿”。和《生死场》相比，小说几乎跳出了对时代的观照，甚至也摆脱了仅仅对具体的女性苦难的呈现。女性不再是一个被折磨的客体，她也是折磨女性自身的主体。封建礼教的冷酷和罪恶，不仅仅在于它吞噬了原本可以美好的女性的生命，更在于它在意识领域对女性一代一代的奴役。女性的愚昧和不自由由此既是封建礼教的结果，也成为封建礼教的维护和执行的基础。这背后深藏的是男权冷漠而操控一切的姿态。女性的自戕也不仅仅将女性的尸体摆在了礼教和男权的祭坛上，也使萧红的文本具备了源自女性视角的批判色彩。但女性的萧红毕竟也是“时代”的萧红，时代对于萧红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使萧红获得创作素材，获得创作力量，获得创作目的，也在于它对萧红的“女性性”的压制，并限制了萧红的女性视点，这样的局限性，当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对于萧红的文本来说，我们没有理由施予苛求，但从评述萧红的创作出发，我们不能不关注其中时代视点和女性视点的关系。而这关系所暴露的，甚至是萧红作为一个女性的悲剧性命运和悖逆。正如林丹娅曾发现的，萧红文本中存在一种现象：她时而处于文化主流中讲述主流“大我”话语，时而处于主流边缘讲述女性“小我”话语。在林丹娅看来，这一现象是女性在历史情境中总是处于被男性“拯救”的地位的自然结果，萧红与萧军的离离合合的际遇，便是萧红文本中上述现象的发生器。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视点和女性视点在萧红文本中的关系的描述。甚至，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在传统的男权意识形态中，只有男性才被认为是时代和历史的主体，而女性作为男性的事实上的附着物，她的职责对象是男性，而不是所谓的时代和历史。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萧红的文本已经具备时代视点，这证明那个时代对于女性有着深刻的解放意义，显然并无新意。这背后真正显示的，是根植在人的意识深处，并不因为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得到清除的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中，对于萧红来说，靠拢萧军竟就意味着靠拢了革命的主流文化，也即被认可为靠拢了时代。事实上也是如此，萧红的创作始于与萧军的结合，萧军对她的创作取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很轻易地可以从萧红一开始的创作，几乎没有从自身复杂而不幸的婚恋经历中取材得以看出。换言之，在萧红和萧军相处时，萧红作品中的时代色彩就浓烈，更加带有那个时代肯认的因素。而离开萧军后，萧红的女性自我和女性观照才愈加明显。萧红依靠萧军的“拯救”，获得女性生命体的新生，但却在离开萧军后，才（能）获得女性意识的自由展露。于是，一个悖论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萧红创作中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发掘和推崇的东西，未必是萧红创作的最本真，但却淹没并定性了萧红的创作，而女性的萧红的自由实现却是必须以离开她的施救体所代表的时代主流为代价的。这代价甚至意味着萧红从此与孤清相伴，直至在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地域寂寞地死去。 Three“暴露”文学总观萧红的创作，当归类为现实主义道路。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文学理想，把“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作为创作主旨。晚年的李洁吾，对萧红的性格有很好的描述道“她，不轻易谈笑，不轻易谈自己，也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她的面部表情总是很冷漠……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感。（引用于-曹革成《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萧红性格内敛，其文字也深藏着一种“暴露”或者说“揭露”的味道。《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就提到讽刺的字样，原句是“后来，她写的短篇收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等集，还有讽刺长篇《马伯乐》，后期代表作长篇《呼兰河传》、短篇《小城三月》”。萧红的笔法带有侧面的性质，《生死场》后半部即是，再如她的短篇集有《在牛车上》，短篇《手》等，写的更浓密蕴藉。《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说“《在牛车上》写旧军队对逃兵的虐杀。与萧军一些作品正面暴露旧军队的写法不同，只从被害家属的难堪楚痛中，反映出旧军队所带给人民的灾难，感人之力更强烈”、“如《手》写一个农村染匠的女儿在学校所受的种种歧视。表面上她似乎是个低能儿，但人们从她染着颜色的手可以想见她在家的生活情况，找到她学习艰难之因，并产生对她的同情”。Four原真的文化形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说：“萧红小说的文化形态因为本真，因为原始，所以在表现传统的落后文化对人的戕害，及对中国社会滞后发展的作用上，在展现关于生与死、关于空间的永存、时间的永动等生命体验方面，提供了一部形象的文学样品”、“《呼兰河传》以更加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说：『萧红小说的风俗画面并不仅为了增加一点地方色彩，它本身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呼兰河这小城住着我的祖父”，这一句几乎可以看作全篇的主题词。从她的作品视界所能看到的故乡人民的生活方式，几乎便是无生活方式：吃，睡，劳作，像动物一样生生死死，冷漠死灰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在这样停滞的生活中是必然产生小团员媳妇的悲剧的。但这里的“城与人、少女与老人、生者与逝者”的关系中，也存在着生命中的永恒。』 Five“诗化小说”与“萧红文体”《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说：『从创造小说文体的角度看，萧红深具冲破已有格局的魄力。她说过大体这样的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引用于聂绀弩《萧红选集·序》，《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至3页）”她就注重打开小说和其他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进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萧红的忧郁感伤可以与郁达夫的小说联系起来看，但她没有那样病态、驳杂，更有女性的纯净美。她的文体是中国诗化小说的精品，对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 Six萧红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超前性品格萧红的小说创作是她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数量最多的一类。她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但给她带来巨大成功的则是《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中、长篇小说。她从开始文学创作，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小说。直到她病倒前的1941年7月她还发表了优美动人的小说《小城三月》。小说创作贯穿了她九年的文学历程，在她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她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创造性、现代性瓣性品格是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她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也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上。所以，对她的小说创作应给予特别的重视，这将有胁于我们准确地把握萧红文学创作的全貌和她独特的艺术个性。萧红的小说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有的作品如《呼兰河传》可算是20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她当之无愧地跻身于20世纪中国杰出小说家的行列。她的小说不论在思想内涵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独特的发现与创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多重性、深刻性与超前性萧红不是一个思想型的小说家，她写小说往往并不想去直接表现某种流行的政治观念、社会主导意识或现成的思想，她的小说大都给人的印象是思想性不强，主题不鲜明或不积极，尤其是后期小说更是如此。但这恰恰说明萧红不是一个人云亦云、随大流的人，也不是一个借小说表达某种通行的思想与立场观念的作家。她的小说创作更多地是来自于生活的启示、生命的体验、心灵的感悟与想象。她不善于或是不打算在小说中阐述明确的思想，因而她小说的意蕴与内涵往往是混沌的多义的丰富的，体现出她对世界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与发现，很难用简明的语言进行概括，但她关注的却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正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每一部小说，不管它愿意或不愿意，都拿出一种答案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的存在?它的诗在哪里?"①萧红的小说探寻的是人的存在，往往缺乏明晰的主题，所以常因为题材的关系，被划入乡土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女性文学的研究范畴，但每一个范畴都无法涵盖萧红小说的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捉襟见肘般的勉强，她在这些范畴中既与他人有相似之处，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尽管这些研究范畴不完全适合萧红，但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先把她暂时放入这些范畴中作一些简单的横向纵向比较，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萧红小说作品思想内容上的特点。1．乡土文学 很多论者都把萧红放人乡土文学中来进行研究，我自己也是如此，"乡土文学"这个概念的确能涵盖萧红的大部分小说作品。我认为把萧红归入乡土小说家，基本上还是可行的。问题是，她在乡土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地位与深刻丰富的思想发现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她的乡土小说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是她文学创作中最具光彩的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它吸引着不少读者与研究者在此驻足感叹留连忘返，也经受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审视与品判后而魅力不衰，其根本的原因是其乡土小说思想内涵与人生意蕴的丰富、深刻、复杂与超前，对此问题，我在第一章中有详细论述，这里再作简单的概括与强调：其一，萧红乡土小说表现了20世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典型的回归与漂流的乡土意识。赵园曾说过："怀乡"作为最重要的文学母题之一，联系于人类生存的最悠长的历史和最重复不已的经验，自人类有乡土意识，有对一个地域、一种人生环境的认同感之后，即开始了这种宿命的蜚哀。，然而它对于人的意义又决不是炱面的。这正是那种折磨着因而也丰富着人的生存的诸种"甜蜜的痛楚"之一。这种痛楚是人属于生活、属于世界的一份证明。(3) 事实正是如此，对于20世纪中国作家来说，这种离乡、怀乡、恋乡的情感与意识就更加强烈而复杂。那种爱憎交织、好恶并存、矛盾重重、欲说还体的复杂情愫在萧红乡土小说中表现得极为典型而充分。一方面是被故乡放逐，或是由于形势的险恶被迫离开家乡，不断地漂泊流浪，就如萧红自己在诗中所写的那样："走吧!还是走，若生了流水一般的命运，为何又希求着安息!"①另一方面是不断的眷恋、审视、反顾、追寻故乡的一切，身体是离故乡越来越远，但是精神、感情、灵魂却离故乡越来越近，直到写出魂系故乡的杰作《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不仅仅是萧红个人对故乡的眷恋与反顾，也是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土地、对于家乡的依恋与回归，同时也代表着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永恒追寻与向往。那慈祥、亲切的老祖父，那生机盎然的后花园，都成了萧红这个现代漂泊者永久的眷恋、憧憬与渴望，而那呼兰城、生死场、大泥坑更是她对乡土的历史、现在、未来深沉的忧思与洞察的象征。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动荡，使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时时处于一种漂泊不定、飘浮无根的失重状态之中，他们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地从乡村进人城市，从故乡来到异地，从中国走到外国，漂泊成了他们永远的生活方式，怀乡也就成了他们永久的宿命的悲哀。不管他们是真的怀念，还是故作姿态，毕竟都体现出一种对土地、对生命起源，对精神家园的追寻、眷恋与回归。而萧红的乡土小说也就成为现代漂泊者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灵魂栖息地，有了久远的魅力。对于萧红来说，离开故乡的决绝、惨痛、无奈，更强化了她真挚、深沉的恋乡之情，她的离乡与漂流既是宗法故乡对一个逆子的无情放逐，也是她作为一个叛逆的现代女性的主动人生选择；她的恋乡与回归既是对乡土人生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远距离重新审视与反顾，又是她对和平、安宁、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眷恋向往和对人类精神家园、理想彼岸永久的憧憬与追寻。因此，这种乡土意识、故乡情结本身就具备了复杂矛盾而又丰富的现代的多层内涵，不是简单的爱与恨、亲与仇、离与回、去与归所能容纳得了的。萧红与鲁迅一样，她对故圜、乡土的情感始终矛盾地徘徊在逃离与眷恋、批判与回归的两极之间。正如有的论者评价鲁迅时所说："时代背景和个人阅历造就了他'逆子'和'赤子'的双重身份。这样的心理结构决定了他反观故土能取独特的视角和方式，以一个挣脱故土旧梦，逃离故土寻路的游子身份，站在故乡之外，对故乡进行'望闻问切'，再把自我感知投向大世界去查询验证。"①所不同的是，鲁迅的乡恋情结中更多带有理性的超越的色彩，而萧红则更多一些感性的缠绵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