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服周”之说真正所指的是古鄂州及附近一带地区的楚蛮人
《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说文》记载:“师,二千五百人为师。”六师,即一万五千人,按楚人当时弱小,是无法抗衡周昭王如此强大的军队的,且此军队是周昭王的精锐禁卫军,而且包括有南方诸多诸侯国。那么楚国有没有这么强大呢?根据《楚居》记载,此时的楚国甚至没有祭祀的小牛,国力不仅弱于权、庸,甚至连鄀国都远远强于楚,如果是伐楚,周昭王是不必要这么多兵力的,可能有人说,周昭王可能是炫耀武力,但按《史墙盘》也有铭文:“广能楚荆,惟患南行。”“能”为柔远能迩之“能”,是安抚怀柔之意,这个就足以说明周昭王所伐的楚势力当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周王朝对他的讨伐都有些力不从心,而试图采取安抚的策略。显然弱小的楚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二则按楚屈完答管仲言:“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可见楚人对于周昭王之死是矢口否认的,而管仲对此也无可奈何,杜预注也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似乎周昭王并未讨伐楚人,甚至管仲自己也并未责罚楚人与周昭王作战导致周昭王的死,而是说楚人应当为周昭王的死负责,也并未说周昭王伐楚之事。
三,周昭王当时是为夺取鄂东南地区的铜矿资源（现鄂州黄石一带铜矿）,从青铜器时大量出现的“孚金”可以看出,其主要方向在鄂东,即经由南阳盆地绕到随枣走廊,而后渡过汉水,而楚人位于鄂西北,又并没有较多的青铜资源,甚至西周初期出土的楚国青铜器也屈指可数,仅仅荆子鼎,还是周成王所赏赐的铜矿所铸,与周王室并没有公开的矛盾,周昭王也没有讨伐楚国的理由。
四,根据史书记载,楚国曾经跟随周穆王伐群舒,张正明认为即在熊勇、熊杨时期,可见楚国与周王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根据史书记载的周穆王南伐战争,其讨伐的对象包括有楚、纣、纡、荆、舒、越,那么由此可见当时在南方是多部族的融合居住地,而荆蛮就是对这些部族的一种统称,楚人亦即是荆蛮其中的一支,荆蛮大体来说包括濮人、扬粤、三苗、殷商后裔、楚人、部分巴人、群舒多支。
而周昭王所讨伐的应当是江汉平原至鄂东一带的荆蛮部落,在鄂东的蕲春、麻城、黄陂等地,出土有殷商后裔方国遗址,但其下限至西周初期,大概他们就是周昭王所讨伐的对象之一,在出土的卜辞和青铜器中,也有关于西周的属国,我、举、方、曾、长子、望诸国与虎方作战的原因,虎方即徐,大概就是徐的分支群舒,关于虎方、徐、群舒的关系,限于篇幅的原因,如果做过多的赘述,可能时间不够,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李世源先生的《古徐国小史》。
也就是说荆蛮是指的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楚人是其中一部分,但不是所有的荆蛮或者楚蛮,荆、楚都是指的芈姓楚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史料一个原因外,还得益于楚黑和楚吹。
楚国的强大是中原所谓的正统主义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需要把周昭王的死夹在楚人身上,来宣传楚人的蛮夷之心和以下犯上。
而楚吹同样需要周昭王的死来宣传楚人的强大,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另外,很多人受史书中周昭王身死江汉的影响,认为周昭王对荆蛮的讨伐可能是失利的,但从青铜器来看,大量出现有“孚金”、“赐金”、“有得”等字眼,所以可以看出周昭王对于楚蛮的战争是胜利的,而且俘获了大量的青铜资源,尤其是在周穆王时,一举平定南方的楚蛮,也可以看出周昭王战争的影响,若不是周昭王对南方楚蛮的打击,周穆王恐怕平定楚蛮没有这么容易,而且在周昭王时期对楚蛮的讨伐大多只称荆、楚,而周穆王时期则出现了纣、纡、舒、越等,可以看出由于周昭王持续性的打击,荆蛮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这对于周穆王时期对南方的征伐是及其有利的。
那么,周昭王对楚蛮持续性的打击,造成了两个重要结果,一个是周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虽然在周穆王时期,对南方大量征战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甚至连周王朝的铜矿运输线都无法有力保障,第二个就是荆蛮的实力大幅度的衰弱,因此才能被周穆王一举平定。那么这两个结果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就是楚人的崛起,周王朝与荆蛮持续性的战争,不仅使荆蛮实力的大幅度下降,而且使自身丧失了对南方的控制力,在江汉流域出现了权利真空现象,而对受周王冷落的楚人则迅速崛起,根据《后汉书》、《水经注》、今本《竹书》记载,楚人帮助周穆王平定徐偃王之乱,甚至直接起兵伐徐,按楚在鄂西北,楚所伐之徐,当为群舒,即虎方,地在今鄂东至巢湖之间地区,如《合集》其一:“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望”,岛邦男考证在今淮水上游北岸,第二则卜辞中的“举”,亦即举水流域的举国。这两个方国也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中,所以虎方应该在举、望两国之间,那么其东境当在鄂东北和豫东南,而楚人西周初期尚在鄂西北,却至鄂东北并且伐徐,可见此时的楚国其实已经较强大了,从不久熊渠就伐当时南方的大国庸、鄂、伐扬粤、称王就可以看出。楚人能在短短几十年就发展至此,其所依靠即是敏锐的眼光,趁周与荆蛮相争时迅速崛起,又趁江汉流域真空时进行扩张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