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董其昌墓——只在此山中，林深不知处
一
2020年11月21日，阴，微冷。
上午十点和驴友无为在渔洋山南坡的墅里公交站会合。从地图上看，墅里站的对面有个叫“唐墓”的地方，想去哪里看看是否真的有一座唐代古墓。
刚到村口，就遇见一位带小孩玩耍的大妈，向她打听唐代古墓，她笑着说，她小时候的确有一个古墓，但后来平掉了，现在开发成高尔夫球场，什么也看不到了，只保留个地名。
虽然没能看到真正的唐墓，但多少还是有些收获：历史的存在或传说，多少都能遗留下一丝痕迹——这样看来，我们要在这深山里找寻的关于董其昌的各种蛛丝马迹，也不是空穴来风，必定会在这郁郁葱葱之中留下自己的印痕。
满怀希望，我们顺着新修的步道，开始了登山行程。
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来渔洋山探访董其昌墓。
渔洋山位于苏州的西南方，实际是伸向烟波浩渺的太湖中的一个半岛，是观赏太湖壮美景色的最佳胜地。它和西边的西山岛、东边的穹窿山、天平山和虎丘山几乎在一条直线上，这几座山，都是苏州最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名山。我推测，这一系列山脉的沿线，是大运河诞生以前，走太湖水路进入苏州的主要通道，它的历史甚至要早于苏州城的建立。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山，渔洋山除了有吴王夫差的一些传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清初大诗人王士祯以此山为号（世称王渔洋）的佳话。倒是托身于这里的董其昌，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淹没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中，不怎么为人所提及。
董其昌是明末松江（时称华亭）人，松江在苏州东南，距苏州大约80公里，而渔洋山在苏州的西边，距苏州大约30公里；那么，作为松江人的董其昌，家在松江，死在松江，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葬在渔洋山呢？
说来话长。其一，这里有董家的祖茔；其二，恐怕还要从明末的一桩著名公案——民抄董宦说起。
董其昌作为一代书画大家，同时也晚明万历朝的高官，位至南京礼部尚书。但不知为何，这样一个身居二品高位的“大宗伯”、又是书画界宗师级的大家，却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和一个乡村秀才在苏州（巡府衙门所在地）对簿公堂。不久，秀才病死，民间即有秀才为董家逼迫致死的传闻；秀才的家眷到董宅理论，又遭到董家奴仆的殴打凌辱，此举进一步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民愤，一时间，“要想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传遍大街小巷，更有无头檄文号召民众前去攻打董宅。届时，两小孩率先登上董家屋宇，点燃房屋，民众一哄而入，董其昌一生积累的家业就此化为乌有，他本人也仓皇流窜于各地避难，这就是明末著名的“民抄董宦”事件，也是历史上和平时代十分罕见的民间有针对性的“暴动”，此事后来虽经官府弹压，不过，巡抚王应麟的汇报却是：“难发于士子， 而乱成于奸民”，对是非曲直并没有下个定论。即使如此，留给一生浸润于翰墨之中的董其昌的，也只有背井离乡这一条路了。
“民抄董宦“自发生之日到如今，历代争议不断。有人认为董其昌是为仇家所陷害，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群起而攻之；也有人认为董其昌本就是横行不法、鱼肉乡里的恶霸。孰是孰非，董氏究竟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难以定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董其昌本人难辞其咎。以他的地位，与平民秀才争讼，本就不该；若他治家有方，其家人奴仆也不会凌辱妇女进而引起众怒，更不至于发生被乡民抄家那样极其罕见的事件。应该看到，有明一代江南尤其是苏州地区有那么多或致仕、或辞官、或隐居在家的官员知识分子，他们的故居、祠堂不少保存至今，为何单单一个董其昌为乡里所不容呢？
“民抄董宦“发生后二十年，公元1636年，82岁的董其昌在家乡松江病逝。至于董其昌墓地所在，《松江府志》、《苏州府志》及董氏的族谱，都明确记载位于苏州的渔洋山。
林木茂密的渔洋山，因远离苏州，自古名人墓葬并不多见。声名显赫的董其昌墓，究竟地处何方呢？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董墓的确切地址，也成了一团迷雾。
综合各种资料，董其昌墓的确切地址，大概有三种说法。
其一，是现存的新修（1986年）董其昌墓，已立了文保碑，也修通了公路，参观者可开车直达。但此墓址并非原先真正的墓地所在，只是兼有纪念和旅游开发性质的新墓。
其二，有目击者和亲身经历者叙述，董氏老墓在文革期间被村民发掘，出土了一男一女两具尸骸，还有墓志铭。据一位姓潘的老先生向我描述，其中一具尸骸的头骨被扔掉了，墓志也被打碎。此墓据说离现在的新墓并不远，附近有个水塘，现都成了林地茶园，由于年代久远且无人过问，现在已没人说得清具体所在，早已踪迹难寻。
其三，即传说中“小娘幕”。此墓因规格很高，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小娘墓距离新修的董其昌墓大约一公里左右，在密林深处，墓前有神道，并有石人石马等石像生，因而有研究者断定，这才是真正的董其昌墓。
由于上一次来并没有找到小娘墓，所以此次进山，我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前往北坡继续寻找小娘墓。
离开唐墓，沿着公路向西走，在渔洋山风景区的院墙边，有新修的登山步道，从这里开始进山。
走了一段步道后，我们进入树林里的小路，一路向上攀行，很快就到了位于山顶的渔洋阁。这里视线极佳，太湖风光尽收眼底。往北面俯视，可见书丛中掩映着一圈黄色的院墙以及屋宇飞檐，那里就是董其昌墓各种线索的交集地——昙花庵。
昙花庵历史悠久，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到了明初，成为永乐帝的谋主道衍和尚姚广孝出家修行的地方，延续至今，香火不断。由于昙花庵毗邻董其昌墓和所谓的小娘墓，加之有关小娘幕的线索，一直由这里的尼姑代代相传，所以，它是我们此行首先要去访问的主要地点。
之前，在第一次寻访董墓时，我们也曾去过一次昙花庵，只是那次在周围搜寻无果，这才有了今天二进渔洋山的行程。看着山坡群翠环绕的昙花庵，又不禁想起上次的寻墓经历。
二
那次我们是开车前往，由于地图上有董墓的标识，加之又修了公路，所以按照导航前往，十分顺利。
很快我们的车子就到离渔阳山下，沿着一条小路上了山。这时，前面路上来了一位坐在自动轮椅上慢悠悠下山的老尼姑，由于路面狭窄，老尼姑走下轮椅，吃力地想将轮椅向路边挪动。见此情景，我赶紧下车，小跑过去，一边道歉，一边向她打听董其昌墓的所在，她告诉我，董其昌墓并不在这条路上，而是在旁边的一条大路。
由于道路狭窄无法掉头，我们只好继续前行，到了昙花庵的门口，在那里转向另一条路，很快就发现了立在路边的董其昌墓指示牌，按照箭头指向，在路边坡下的一片树丛中，见到了一座孤零零的坟茔。
虽然这个墓葬有1986年立的文物保护碑，也有墓碑，但还是一看就知是新修的墓，石头是新垒的，坟头也不高，周边也见不到年头较老的树木，而且，一点古代墓葬的样子也没有。在苏州现存的一些著名古墓中，且不说规模宏大的万历朝首辅申时行的墓，单是沈周、文征明、唐寅的坟茔，都比这所谓董其昌墓高大的多。和他们相比，董其昌不仅也是当时书画界的领袖人物，而且还身居高位，其墓葬，断不会如此寒酸。
此处唯一有历史感的，是那块墓碑，据记载，这是吴荫培在民国时期组织的“吴中保墓会”的遗物。当时，前清探花吴荫培有感于苏州地方古墓多遭破坏，便发起成立保墓会，四处寻访古墓，加以修葺，并重新竖立墓碑。
吴荫培当年所找到的董其昌墓，肯定不是这个1986年新修的墓，它究竟是小娘墓还是已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毁的墓，已不得而知，但他所立的墓碑一直保存下来并被挪到了这里。
在墓地周遭看了看，遇见一位正在茶园里劳作的村民，向她打听董其昌的老墓所在地，她已不清楚；再问小娘墓，只是说就在那边的树林里，具体方位也不太了解。于是，我们只好开始在附近山林里漫无目的地搜寻。
山林里密布着高大的树木、竹子，也有低矮的灌木和杂草，还有一簇簇的茶树，其间又生长着各种藤条和荆条，有时草丛中能看到茶农踩出来了的小径，有时路消失了，只得自己披荆斩棘往前趟，往往是顾得了中间的荆条，顾不了头上的树木横斜枝杈，更难兼顾脚下蔓生的藤条，我有数次被树枝撞掉了帽子，驴友无为在探路时被也拌了一跤，重重地摔在地上，手机也飞出老远。
这种搜寻对我们来说是隔三差五的事，以前也在别的山林里如此找过摩崖石刻。尽管经验丰富，但还是一无所获。经过对两个方向的扇形搜索，除了发现一些私人墓葬外，连一块高大的石块都没有看到。
感到这种碰运气式的寻找很难有结果新，我们决定尽快出来，重新定位，找准方向。于是，几经努力，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经过的公路上，这时，那个坐自动轮椅的老尼姑带着一些蔬菜，又缓慢地上来了。我又向前打听再度打听董其昌老墓的位置，她说没有老墓，就是那个新修的墓；打听小娘墓的位置，她则给我们指了公路下面边草丛中一条较宽的路，还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小娘墓并不是董其昌墓。
告别这位和蔼的老尼姑，我们沿着那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大约走了一公里左右，在路的尽头，有一左一右两条岔路，我们分别对两条路都进行了深入搜寻，仍然是除了一些近四五十年的私人墓葬外，并没有新的发现，由于在寻找中不断的上山下山，再加上山林里本就行走艰难，这时，已经感到十分疲惫，只得放弃搜寻。第一次对董其昌墓的探访，就这样带着遗憾结束了，虽然没有找到真正董其昌墓的确切位置，但此行也略有收获，那就是知道了小娘墓确有其事、确有其地，而且墓葬前的石人石马都还保存至今，那些石像生现在都被运到了老尼姑所在的昙花庵保管起来。这些信息，都足以值得我们再来一次。
三
带着对小娘墓的向往，我们开始从渔洋山顶朝着昙花庵的方向往下走，走着走着，突然在公路边看见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太湖第一美景“几个大字，落款竟然是董其昌！看着这几个漂亮的大字，以及脚下美丽的太湖风光，心情顿时舒畅起来，我们原本就是为董其昌而来，现在又相遇他的字，这缘分，莫非预示此行会有所收获吗？
在喜悦的心情中，我们在时而有路、时而没路的山林中穿行。由于这片山坡上次没有来过，我们依然兵分两路，沿两个方向搜寻，遗憾的是，一路走下来，除了发现几座晚清同光间的墓葬外，并没有更多的收获。
一番搜寻无果，我们在昙花庵的院墙边汇合，开始顺着院墙往前走，以期走到大门处。由于没有路，此行极为艰难，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密林中顺着山坡下探，有时寸步难行，有时要弯着腰爬过挡在前面的树枝，有时则要用树棍挑开灌木丛中的荆条，最终走出树林时，身上扎满了俗称“鬼见愁”的芒刺。这种芒刺能深入衣服、袜子、鞋子的布纹，一拔就断，将刺留在布纹里，极难处理。除了这种芒刺，还有一种既扎手又沾衣的刺球，有时一趟下来，身上甚至袜子上都挂满了刺球。每次山地行走，都深受其害。
走过这段艰难路程，又穿过一片铁丝网，我们终于再度来到昙花庵的门口。听着庵内的人声和诵经声，心里有种逃出野地、重回人间的温暖。
进入庵内后，发现上次问路的老尼姑还在。我们先是在庵里找了一圈，并没有发现那些据说是从小娘墓运来的石人石马。这时遇到一个年轻的尼姑，向其打听，她立即警觉地问，你们是考古的吗？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我们是出于个人兴趣前来寻访。她又道，那你们知道小娘墓究竟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小娘墓是吴王夫差的妃子郑旦的墓。郑旦和西施一样，都是被越国进给吴王的美女，只是郑旦没有西施那么得宠、那么有名。她死后就被埋在了这渔洋山里，这就是小娘墓的来历。
我问，它有没有可能是董其昌的墓呢？
不可能！尼姑定地说，那些石像生手里都拿着笏板，这规格只有帝王级的人才能拥有，而董其昌充其量只是一个三品官员，他哪里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呢？
很难想象，在这深山野寺里，能遇见这样谈吐不俗、见识不凡的比丘尼。她思路清晰，观点明确，口齿伶俐。
经她指点，我们才知道，那些石人石马，其实并不在昙花庵里，而是外面山坡上的一处空地里。在两条小狗的狂吠中，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些渴望已久的石像生。石人大概有两米多高，头部已经被砸毁，但身体躯干完整，宽衣博袖，双手在胸前，拿着笏板。从造型看，它和南京明孝陵前的翁仲风格类似。从现存完整或破碎的石构件的数量上，大致可以看出，计有石人一对，文职，均无头；龟趺石碑一座，无字；石马一匹，石虎一只，其他破碎部件若干。
这些石人石马又带来一个问题：它们的主人，真的是郑旦吗？尽管尼姑的论证有理有据，但她的证据，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郑旦属于春秋时期吴国人，而石像生只是秦以后墓葬才出现的东西。
那么，有无可能是后人给郑旦立的呢？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郑旦不是王妃，只是越国进贡的一位美女，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她的墓葬，不会有任何石像生。纵观流传至今的历代才女墓葬，如西湖边的小小墓、虎丘的真娘墓，最大的建筑，只是一个亭子而已。况且，吴国灭亡后，谁会花那么大力气、劳民伤财去给一个名不见经传、且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在这深山老林里竖立石像生呢？要知道，这里地处偏僻，即使在今日也交通不便，徒步走来都费劲周折，何况是要将那么巨大的石像生运过来呢？
其次，尼姑说董其昌官居三品，也并不准确。董其昌生前担任南京礼部尚书，虽是闲职，但也至少是正二品，死后又被追赠更加尊崇的封号，他完全有资格享受这些石像生。而且，明代三品官员墓前有石人石马的很常见，甚至有的官宦人家根本不管自己的品阶如何，只要向朝廷要个封赠谥号，就可以自行竖立石像生。
从这两个方面看，所谓小娘墓，属于郑旦基本不可能，而属于董其昌，则完全有可能。
如果小娘墓就是董其昌墓，那么，文革期间挖出的带墓志铭的董墓又是从何而来呢？我的推测是，小娘墓是董其昌生前就营建的生圹，一个八十多岁才去世的老人，完全有可能早早就把自己的坟茔准备好。但是，董其昌去世时，正逢明清易代之际，天下大乱，董家又有“民抄董宦”的切肤之痛，所以，要么草草在附近择地下葬，要么故布疑阵，一为空墓，一为实葬，以防盗掘。
既然想通了其中的原委虚实，就更加觉得所谓小娘墓也是董其昌墓。于是，又回到昙花庵找到那位和蔼的老尼姑，向她详细打听小娘墓的所在。老尼姑虽腿脚不便，但还是走到门口，为我们指了方向，并描述了墓地的大概情形。
离开昙花庵，我们再度进入山林，很快就找到了上次走过的那条路，在路的尽头依然是一左一右的分岔。因为这左右两条路我们都仔细搜寻过，这次就没有再走，而是反复在附近寻找其他的路，大约往回走了五六十米，又发现一条通向南边的小路，这是上次没有发现的。沿着这条小路，我们向前仔细搜寻，走了大约二三百米的距离，在一片巨大的竹林中，忽然发现两个高大的石柱，石柱周边的地上有几块巨大的石板，石柱的前面是一处顶部平平的土堆。这情形，和老尼姑刚才的描述一模一样，看来我们真的找到了小娘墓。
走近土堆，除了发现一些横七竖八的石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随处可见的盗洞，看来这个墓不止一次被盗过。从现存土堆的规模看，其直径大约在五米左右，高出地面约一米多，且多处塌陷。其所处的位置，是在昙花庵西南方的山谷之中，从两根石柱和地表石板的分布看，墓葬大约是坐北朝南走向，但由于四周环绕竹林，其神道的位置已无法分辨。
在这个土堆的四周，还陆续发现其他一些布满盗洞的墓，有的墓葬还残存一些墓碑，上面依然能够看见清晰的“皇清”、“康熙“等字迹，显然这里是一处古代的墓葬群，很有可能是家族墓地，遗憾的是，墓碑残缺，已经看不到姓氏等有价值的线索了。
四
反复绕着这片竹林中的墓地走了几遍，发现它和先前所经过的此山中其他墓地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年代久远，所找到的两块埋在土中的墓碑，均为清代遗物，其中一块还是康熙五十年的，距董其昌去世还不到一百年。在这片墓区周围，没有看到近现代墓葬。二是它处在一片高大的竹林之中，而这竹林又被其他树木包围，看起有些来“格格不入”，显然不是此处的原生物种，而是后来有意识的栽种。这也说明，此处山谷中的空地，可能早就被开垦，以作为专门的墓区。
那么，它最有可能是谁的墓地呢？以我的分析推测，当然最可能是董其昌生前为自己营建的墓冢。
这是官方的符合自己身份的墓地，用以对外“公示”，以表明家族地位。而实际下葬时，则埋在了附近的茔地。一来避免被盗掘；二来改朝换代之际，天下动荡，失去政府庇护的董氏家族，也不愿太张扬其事，故而没有正式下葬于事先营建的墓地。
昙花庵的老尼姑也说，小娘墓实际是个空墓，里面什么也没有。老尼姑的师傅，在这深山里住了五十年，终身未离开，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十分熟悉。
虽然昙花庵的尼姑代代相传，小娘墓并非董其昌墓，但在两次实在地考察中，综合种种迹象，我还是相信它就是董其昌墓。
至此，我们总算弄清楚了这渔洋山里董其昌墓地的大致情形——1986年新修的空墓，尽管有民国时期吴荫培所立的墓碑，但并非真的董其昌的真是墓葬；传说中的小娘墓，有石人石马，实为董其昌生圹；董氏实际下葬的墓地，位于新墓和小娘墓之间的地带，文革期间被发掘，现已消失在林地茶园间，无人能说清具体方位。
带着一丝怅惘离开小娘墓，又看到那新修的董其昌墓的路牌——老墓也罢，新墓也罢，其实都是空墓，都不是那个斋名“画禅”、字也充满禅趣，像这山谷中的林杪轻风一样清雅疏淡的人的安身之处。
只有这山谷中的昙花庵，见证了一切，但却沉默不语，代代不衰的诵经声，应该能知晓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