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李忱是否才是造成唐朝覆灭的首要责任人？
文 和运超
唐宣宗李忱继位以后，为巩固地位，笼络人心，对李德裕进行恶意报复，任性反对，改变会昌年间一系列精简人事的策略。
大中元年（847）下半年，吏部上报“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文学之士马植过去不为李德裕所重，宣宗用为刑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崔元式、韦琮等新进官员也多是李德裕在位时看不上的人。
影视剧中唐宣宗的形象
像魏谟出任重臣（为魏征五世孙，大中后期出任西川节度使），早年与杨汝士、李宗闵、牛僧孺等关系密切，宣宗顺理成章地启用。魏谟也像祖先魏征一样喜欢谏言，李忱常叹：“魏谟有祖辈（魏徵）的风范，朕心极重他。”
当然唐宣宗作为晚唐时期还过得去的皇帝，并非一味宽柔，实际也有严苛一面，清代王夫之就评价他喜“申韩之术”。对大臣拉帮结派就特别敏感，严厉整肃，像他就是用牛派打倒了李派，希望就此消灭大臣中的派别，可是谈何容易。
大中初期的宰相马植，因为内侍送了一条腰带被宣宗看到，犯了结交内侍的忌讳，直接罢相。善于理财的萧邺，已经准备当宰相，诏书已送到学士院门口。枢密使多问了一句：“要不要继续让萧邺判度支？”宣宗就怀疑萧邺和枢密方面早有勾连，居然追回圣旨，让萧邺到手的宰相没了。
另外，唐宣宗还大力打压会昌时有积极表现的大臣。如西川节度使李回迁湖南观察使，桂管观察使郑亚贬循州刺史，两人都是李德裕的得力助手。尤其李德裕提携重用的名将石雄请求一镇终老，宣宗坚决不许，导致石雄怏怏而终。
当时有一个名叫丁柔立的官员，武宗时为李德裕所抑，但在李德裕被贬死后，却站出来为其鸣冤，宣宗竟以阿附罪名贬为南阳尉。
旧史渲染唐太宗积极纳谏已经颇为夸张，到唐宣宗处处标榜视太宗为偶像榜样，营造“小太宗”名号也自然突出他善于纳谏，其实很值得怀疑，李忱和唐太宗晚年一样有积极作秀的成分。
比如唐宣宗想去华清宫休闲度假，遭到谏官们集体反对，理由是怕他步唐玄宗的后尘，唐宣宗便顺利取消行程，赢得官员一片赞声。如此刻意用一些言行引起大臣的注意，然后表现出他善于接受批评的样子。
当然，并非李忱随时随地都喜欢当宫廷剧演员，并非完全虚情假意，如果大臣们提出异议有正确的，他很多时候的确接受改正，连发出去的诏命也可以改正。只不过史书的形容比较过，像唐宣宗对大臣递来的奏疏，往往会先洗手焚香，然后才认真阅读，难免就有打粉作秀的嫌疑。
唐宣宗作为晚唐比较出众的皇帝，实际还是固执意见的时候多，好比他不喜欢大臣谈论立太子的事情。像他宣称非常满意的魏谟，多次郑重向宣宗强调这个事情，从来没有下文。
像宰相裴休也提醒宣宗（裴休在漕运、茶税收方面做出不少业绩，不过瑕疵是和唐宣宗一样崇佛），宣宗说“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这话一出，裴休知道在宣宗跟前已经到头，准备称病求退休。但唐宣宗不许，免除相位，派到地方任刺史、观察使继续辗转忙碌。唐懿宗继位以后才回到京师，过了几年以七十四岁病故，追赠太尉。胡三省注通鉴时就对裴休的遭遇评曰：“孰谓宣宗明察，吾不信也！”
唐宣宗除了大力从牛派大臣收为己用外，把开科取士看作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这方面也是会昌年间对科举整治的一种调整。过去皇帝是天子，能坐到天下第一的宝座自然是人上之人。因为李忱在宗室里出身寒微，饱受冷眼，他却有些与众不同，想方设法希望证明自己能坐到龙椅是既有德更有才，甚至为自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凸显才学水平感到耿耿于怀。
《旧唐书》记载：“帝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五代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唐宣宗有一天遇到任陕州廉使、颇有诗名的卢沆，向他索取诗卷，“袖之乘驴而去”。第二天对大臣说起卢沆，“令主司擢第”。
《唐语林》还记载：“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在朝堂上会见群臣的时候，喜欢进士及第的唐宣宗经常会问询官员是否考中进士。如果是，还要询问进士的诗文词赋等等，然后欢喜赞赏一番；如果否，就叹息半天为之惋惜，这在历代皇帝中可谓仅此一家。
正如唐宣宗是大诗人白居易的著名粉丝，对科举人才一般都很欣赏，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倾向任用文学人才，这也与李德裕用人看重吏治才干完全相反。从唐代到宋代，伴随科举繁荣的一大隐患就是，历来都推崇文章辞赋杰出的进士科。但是制度选拔的初衷却需要将人才放在各个实际的工作岗位，朝廷那么多部门机构运作，更需要有吏治才干的人。尽管能够将两者兼精的并不是没有，但通观下来，毕竟不能说普遍都有。尤其重要如宰相、尚书这种，越需要懂得吏治，纯粹文学杰出的人往往做不好这些职务，这一矛盾本身也是牛李两派矛盾的主要症结。
唐宣宗处处想以太宗“二世”为目标，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时常站在前面煞有介事地回味。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绚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每每和令狐绚讨论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 之后，还命宰相编了五卷《具员御览》放在案头时时翻阅。
有关河西归义军的研究著作
唐宣宗时期，西北的部族势力已从回鹘变成了党项。回鹘在会昌年间基本瓦解，尽管有大部分回鹘到达河西地区，一时不够稳定。凑巧同时，吐蕃内部也出现问题，力量急剧衰弱。在这天赐良机之时，西面敦煌地区以张议潮、张议潭兄弟率众驱赶吐蕃，向唐朝遣使表达归附，李忱表示欣赏和册封，成为著名的归义军节度使。
张议潮、张议潭兄弟出身敦煌沙州的豪族。张氏在西北地区的渊源很深，早在魏晋时期，凉州就有张氏家族建立了前凉。稍后中原南北朝阶段，敦煌张氏张孟明在西域建立张氏高昌，时间非常短，但一般认为是当地人拥戴其为王，表明敦煌张氏在高昌、鄯善、哈密一带很有声望。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尽管张氏高昌很快过渡，之后隋唐之际著名的麴氏高昌，麴氏实际也来自河西榆中（今属于甘肃兰州市）。麴氏高昌仍有著名的敦煌张氏作为辅佐公卿，这就是张雄一家，张雄出任高昌左卫大将军，后来成为劝说麴文泰投降唐军的重要人物。
张议潮、张议潭兄弟就是敦煌张氏在晚唐时期的重要代表。他们成长在吐蕃势力在河西鼎盛的阶段，作为汉人豪强大姓后人，据说张议潮对唐朝失去西域及河西非常无奈，曾经抄写过《封常清谢死表闻》，表达对英勇边将的崇敬之情。终于会昌年间，吐蕃灾荒连年，“人饥疫，死者相枕藉”（貌似和回鹘遭遇灾害是同病相怜）。
大中元年（847），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今陕西定边县一带）大败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即尚恐热）。次年，凤翔节度使崔珙收复原州（宁夏固原）、威州（宁夏中卫县）、扶州（甘肃文县西）及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萧关等七关。期间，论恐热还曾率五千骑兵到瓜州劫掠河西鄯、廓等地。、
张议潮为响应唐军，于大中二年（848）率众在沙州起兵驱逐吐蕃守军。吐蕃军败退后，想从周边调集兵力包围沙州。张议潮率兵马出战，再次击溃吐蕃，终于在沙州一带站稳脚跟。
沙州光复后，张议潮就派使者赴京师告捷。当时凉州等地仍在吐蕃手中，张议潮派出了几队使者，只有高僧悟真所率的一支绕过大漠到达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至大中四年（850）正月才通过天德军防御使李丕奏闻，前往长安。
唐宣宗大力褒奖张议潮等人功勋，下诏称赞：“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擢升为沙州防御使。
张议潮自称兵部尚书，以沙州为据点，先后收复瓜（治今甘肃安西东南）、伊（治今新疆哈密）、西（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甘（治今甘肃张掖）、肃（治今甘肃酒泉）、兰（治今甘肃兰州）、鄯（治今青海乐都）、河（治今甘肃和政西北）、岷（治今甘肃岷县）、廓（治今青海贵德东）等大片边塞地区。
大中五年（851）八月，张议潮第二次向长安派出使团，以兄长张议潭和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献上瓜、沙等十一州图籍。唐朝留下张议潭居于长安，似乎有作为人质的嫌疑，也有观点认为是张议潮故意支开兄长，避免在河西干扰掣肘。不论如何，除凉州剩下一些吐蕃军以外，河西地区基本复归唐朝。
为了收复凉州，张议潮积极准备。凉州位居河西中段，阻隔东西交通。到大中十二年（858）八月，张议潮命侄儿张淮深率蕃、汉兵七千多人东征。经过三年血战，在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克复凉州，表奏朝廷。至此，被吐蕃控制百余年的河湟故地全部收复，名义上全归属唐朝之下。实际一切全由张氏家族子弟及其拥戴者所控制，而且是世袭，归义军从性质上是很典型的晚唐地方藩镇。
河西的收复对唐朝自然有正面的意义，不过对唐宣宗个人的成就而言，又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反而唐宣宗对当时地方局势，大体采取包容和笼络态势，并没有多少积极振作的雄心，和唐武宗、李德裕相比完全不同。所以，后人不少研究者对晚唐局面的败坏，有一种观点就直接追溯到唐宣宗。
归义军的出现有客观和特殊的局限性，却也有对唐宣宗的批评在内。史称“宣（宗）、懿（宗）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因为张议潮身兼节度、管内观察、营田支度等使，掌握河西军事、行政、财经一系列职权，简直是西面之王。
当然从保卫边塞来说，需要一系列职权加强守备，同时统筹各地恢复生产，以稳定河西局势。河陇地区本就有许多部族，东面的党项、北面的回鹘、西南的吐浑部等过去都臣服吐蕃。所以，以张氏家族为首领的归义军坐镇，必须考虑实际形势的复杂，史称仍“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顽，不曾暂暇”。
对辖区内各族，归义军采取区别对待，已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像大中四年（850）收复伊州，“因沙州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吐蕃化较深者继承吐蕃制度，用部落形式进行管理，同时吸收头面人物加以笼络。另外，敦煌河西地区重视僧侣，像第一次去长安成功的使者就是高僧悟真，在长安广泛结交僧俗，还谈诗论文，留下很高的声望。
到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二月，张议潮在长安为人质的兄长张义潭去世，已经六十九岁的张议潮离开沙州前往长安接替，授为右神武统军（一说左神武统军），赐给田地，于宣阳坊赐宅，加官司徒，遥领河西节度使。在敦煌当地以张义潭之子张淮深担任归义军留后，实际算是接班。过了五年（872），张议潮在长安过世，年七十四岁，获赠太保。
尽管唐朝收复河西是一种象征意义，但张议潮、张议潭兄弟在事实上确实有巨大贡献，且归心唐朝也不是完全的虚假做作，当地百姓一直称颂他们的功绩，今天在敦煌156号石窟南壁仍然可以见到著名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由于西北在武宗到宣宗期间的显著变化，河套地区党项羌趁机拓展成为新的威胁，而唐朝在北部边疆则倚重另一新生部族力量沙陀部。
沙陀族原本也来自西北塞外，流传的渊源说法很多，新旧《唐书》都指来自突厥别部。别部一词今天是指和突厥渊源很深的分支部族，沙陀属于铁勒族一系的薛延陀部，薛延陀在太宗贞观年间称雄一时，协助唐军打败了突厥。但后来又被唐军和回纥联军消灭，成为唐军为了得到西域“过河拆桥”的一个典范。他们的残余部族本来散居在沙漠绿洲中，以至于被称为沙陀，后来慢慢东迁到河东地区。
安史过后，河朔一带长期动荡。沙陀部本来弱小，却在各种机遇中又慢慢发展壮大，一直拥戴唐朝，也跟从唐军到处征战。像宪宗元和五年对付成德镇王承宗，元和九年讨伐淮西吴元济，穆宗长庆四年收服王廷凑，全都有河东沙陀部的与，功绩得到唐朝认可。唐文宗大和四年（830），柳公绰镇守河东，正式建议把沙陀部编入边塞官军，成为唐军后期最重要的一支蕃兵。
沙陀的首领最初是朱邪执宜和朱邪赤心两代，基本打下了声望。到武宗会昌三年，再次成为唐军扫荡回鹘的主力。从唐宪宗到唐武宗这几十年间，沙陀军活动范围毕竟还是在河朔一带的藩镇地区。可从唐宣宗新立的大中元年（847）起，沙陀部参与守护盐州，追随唐军大破吐蕃论恐热和回鹘党项联军，他们就开始从河东到河西，渐渐超出本来的驻守辖区，成为护卫整个唐朝北方疆界的主要力量。虽然后来党项归服后也算西北蕃兵，并慢慢占据了一些地盘，但毕竟党项更偏远，而且态度要比沙陀显得诡谲。
正因为很多人忽略沙陀军从中唐宪宗到武宗、宣宗阶段的发展过程，以至于唐末五代好像忽然冒出一堆沙陀人物，自然感觉很突兀。所以看到后唐李存勖荒唐、后晋石敬瑭无耻、后汉刘知远无能，就会认为这些沙陀人只是在五代十国昙花一现，实际完全忽视了沙陀军在唐朝后期的历史，包括为什么沙陀部族会成为唐末五代重要角色的背景。
新唐书
之所以武宗、宣宗时期另外出现党项羌的新麻烦。由于吐蕃伴随唐代始终，从贞观年间到贞元的一百多年基本都很强势，唐玄宗开元年间特别安置在河西与河套地区的党项和吐谷浑部落有不少都往东面迁徙。有一些吐谷浑部落后来就留在河东与沙陀并存，到五代时期的河东地区，尽管沙陀强大到称王称帝，但依然还有不小的吐谷浑势力。而在原来的河西河套，随着回鹘与吐蕃都在唐文宗年间骤然衰落，久经压抑的党项羌部族迅速拓展，这就是会昌五年底攻打邠宁盐三州。
当时李德裕主张招抚，认为党项还没有严重到出动大军讨伐的地步，毕竟征战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但唐武宗李炎认为党项不羁，还是要征讨，开始筹备出征物资，结果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忽然崩逝，最终落实下来就是大中元年守护盐州一役，由于唐军取得胜利，党项的势力暂时有所收缩。
等到大中四年（851），党项羌再次攻邠宁地区，向东还拓展到丹州（当地属于凤翔地区，原本就有不少迁入内陆的党项部落，所以党项攻到这里就是想收聚族人壮大实力），这是唐朝无法容忍的，所以就有白敏中以宰相身份挂帅，以蒋伸为招讨副使、孙景商为行军司马，丹州防御使杨乾光一起联合的行动。
蒋伸在这一次出征中发挥关键作用，比较灵活运用边打边招策略，最终唐军顺利笼络党项，使白敏中身价倍增。蒋伸为大中元年进士，因此次协助白敏中的功绩升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后来懿宗在位还提拔为河中节度使，升宰相。
在主要战事外，党项为巩固地盘还滋扰夏州、延州、营州（辽东地区，即早年安史所在，该地历来就安置部族居民）。到宣宗后期对党项羌初步招抚稳定，唐代党项也基本占据一个比较稳固的辖区，以夏州、绥州、银州等为基础（本来属于振武军和朔方军的辖区），后来专门有了定难军。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称呼，与过去藩镇军如振武、昭义，哪怕归义这种都明显不同，唐代党项军同样参加协助官军讨伐黄巢，为表彰其平定危难的巨大功勋方有定难军的名号。
唯有通观边疆和地方事务，对于宣宗时期的大中朝局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括，虽然确实表面上维系着元和、会昌以来的中兴局面，但确实已经酝酿着新的不小的危机。比如宣宗李忱才刚一死，当年的年底浙东裘甫就点燃了反抗的导火索。
因为这十多年来，唐宣宗通过自己认为的努力振作，真的就陶醉在一心效法太宗的求治局面中，对册立的太子，他根本不听取大臣的意见。像他最初面子上装出十分鄙视武宗李炎沉迷丹药追求长生，最终他的内心同样很感兴趣，还把当年害死武宗的方士轩辕集请回宫廷。
不过，轩辕集的具体事迹多不可信。
据说他是中原河南人，这是以祖籍论，多数认为他实际生于关中。年岁不详，姓名也许不一定靠谱。轩辕是传说中黄帝的名号，黄帝姓公孙，因生活在轩辕丘，而名轩辕，轩辕作为姓氏流传是有的，今天依然都有复姓轩辕的存在。不过轩辕集究竟是真材实料，还是故意用黄老道家祖师爷的名号为自己装点门面，实在很难分辨。
因为目前史料记载，据说轩辕集已经很老，可看起来还非常年轻，显然烘托他养生修道很厉害。他还懂得分身术和一些幻术，比如一小壶酒，始终喝不完倒不尽。比如善于治病，只要他用手略加按摩，念叨几句咒语，患者基本就能好转。
本来宣宗李忱继位不久将轩辕集流放岭南罗浮山，该地是源远流长的道家名胜。从东晋葛洪隐居修道开始，就成为南方道教一个中心，南方茅山派的发源地。等到大中十一年（857），宣宗又召还轩辕集入宫求教长生术。显然，唐宣宗也像太宗、宪宗、武宗一样堕入迷途。
轩辕集已经死里逃生一回，当然比较惧怕宣宗旧事重提，追根究底，多数时候只和他说一些保健养生的道理，如静心养性，减少女色等。宣宗对这些肤浅玩意当然不满意，为了试探轩辕集的本领，让他猜东西，居然全都猜中。最后询问他能在位多久，轩辕集非常聪明回答“四十年”，在唐朝来说只比玄宗少，比太宗还久，宣宗这次非常满意，谦虚地说：“怎么能奢望四十年呢。”实际宣宗只在位十四年，轩辕集可能是隐瞒了实情。
但是，轩辕集最终下落不明，史书也没有记载，可能是提前离开了长安（按史书说法，轩辕集炼出的丹药是交给了宫廷太医李元伯等人），也可能宣宗最后明白无法逃脱大限，认识到是自己的失误，没有决定再追究轩辕集。
今天我们要是完全认为轩辕集就属于坑蒙拐骗，可能又太过低估古人的能耐。当时许多人都称颂轩辕集确实身怀绝技，像著名诗人皮日休有《寄题罗浮轩辕先生所居》。还有当时著名道士吕洞宾也有拜会求教轩辕集的诗文，时间就是轩辕集入长安的大中十一年（857），见于《吕纯阳祖师传》。只不过今天人们普遍对这些有点玄幻色彩的史料会认为可信度不高，自然就得出轩辕集就是一个忽悠皇帝的骗子。
尽管唐宣宗对轩辕集表面没有像之前武宗那样倚重，事实上唐宣宗也一直在服用丹药。大中后期的宣宗倚重的骨干大臣，最终移交给太子的是令狐绹之辈。之前白敏中的争议已经很大，白敏中多少还有一些治理地方的本事，而令狐绹则是真正的庸人，既不能与其父令狐楚相比，也不能起到任何维系宣宗朝局的作用。
扶立唐宣宗登位的马元贽
宣宗在位后期地方常发生水旱灾害。到大中十二年（858），因地方所任将帅管理不当，相继发生动荡不安：宣州都将康全泰驱逐其观察使郑薰、湖南都将石再顺驱逐其观察使韩琮、广州都将王令寰驱逐其节度使杨发、江西都将毛鹤驱逐其观察使郑宪。宣宗分命崔铉兼领宣、池、歙三州观察使、温璋任宣州刺史、蔡袭任湖南观察使、李承勋任广州节度使、韦宙任江西观察使，平定各州。
到大中十三年（859）五月，李忱食用太医李元伯所献仙丹有中毒反应，“病渴且中燥”，一连一个多月都不能上朝。当年八月，李忱就因丹药毒性发作而亡，享年五十岁。
唐宣宗临终前对后事的安排十分糟糕。他托孤自己的三子夔王李滋给两个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外加宣徽使王居方，几乎全是最接近中枢的几个宦官。表面情形很乐观，当时掌握神策军的右军中尉都听命宣宗，唯有左军中尉王宗实不太听话。
当宣宗驾崩后，王归长他们合计伪造一道圣旨，打算派遣王宗实为淮南监军，轻松调离京师。原本王宗实并没有怀疑，准备好行囊就要出发。但有个手下起了疑心：“皇帝已经病了一个月了，中尉只是隔门问安，现在这么大的调动，不如亲自去见见皇帝再出京。”可以看出，当时宣宗对宦官的压制确实也算有效的，基本上颁布的诏令都会顺利执行。
结果王宗实赶到宫内打算觐见，发现所有人已经开始嚎啕大哭，宣宗已经驾崩。王宗实忽然发觉上当，斥责王归长等人伪造圣旨，这一匆忙慌乱中当众对质，的确王宗实所指属实，形势陡然逆转。反而王宗实顺利上位拥立唐懿宗李漼继位，王归长、马公儒和王居方联合伪造圣旨，犯下的是大逆之罪，自然被杀。
众所周知，接班的这位唐懿宗根本是一个纨绔子弟，宣宗李忱努力维系了十多年的大唐社稷就此开始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