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人和东夷文化都去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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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胶东半岛，是一块天然宝地。它北临渤海，南临东海，西倚巍峨的泰山山脉。此处气候温润，物产多样，资源丰富，经济文化先进。蜿蜒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发达的水陆交通更有其独特的优势。
半岛上的青岛、烟台、威海等海滨城市有着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是世界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胶东半岛不仅是现代中国的东方明珠，而且它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中华民族七千年的文明传承中，它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泰山以东胶东半岛一带自远古以来，就有人类生存繁衍。考古发现这一带在六七十万年前就有“沂源猿人”活动(其年代与北京猿人相当)。青岛及附近的蓬莱、日照、新泰等地都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迹。
在夏代(新石器时代)这里出现了著名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这些事实说明胶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而且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土著先民，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夷”人，他们是我国东方最古老的民族，是与中原华夏民族、南方苗蛮民族鼎足而立的。
史载东夷人身材高大、民风淳厚、喜骑射、善征战。东夷人在漫长的年代里逐渐演化为许多原始部落，这些部落统称“九夷”。
据《竹书纪年》及《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九夷”包括畎、于、方、黄、白、赤、玄、风、阳等九姓部落，其中的“风夷”又派生出赢、偃等古姓氏。
东夷人曾统一于以蚩尤为军事首领的部落联盟之中。后来蚩尤与黄帝、炎帝大战败北，归顺了炎黄二帝，东夷人遂承认了炎黄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这标志着东夷人很早就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东夷人所创造的文化，是人类最古老、最辉煌的文化之一，它又因其地理位置而被称“海岱文化”，它相对于组成华夏文化的其它谱系来说，是处于高度领先地位的。
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六七千年)，原始耕锄已经成为东夷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形式，此时的生产和生产工具均已专门化、定型化。东夷人已会种植多种农作物、饲养多种家畜，还会酿酒。他们能制作精美的石、骨、牙器具及烧制陶器，并独立自发地发明了纺织技术、象形文字和历法(山头纪历)、八卦占卜术等。
到了距今三四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在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方面又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已能够生产黄铜器皿和铁器。
特别是他们创造的一种薄胎蛋壳陶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还饰以精细的花纹图案，这就是驰名世界的“龙山黑陶”。这种黑陶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工艺是登峰造极的，连现代人也难以企及，以致“黑陶文化”成了龙山文化的代称。学术界公认，龙山文化是东夷海岱文化的鼎盛时期，它比同时代的其它地域文化遥遥领先。
东夷海岱文化的先进性还在于，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属于大陆型文明，所以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状态；而东夷海岱文化却具有海洋型文明的开放性和辐射性，东夷人能利用发达的海上交通及内陆河网向外开发、传播自己的文化。
这就使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了多样性。
东夷海岱文化相对领先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胶东半岛具备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二是勤劳勇敢的东夷先民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条件，生生不息地奋斗了数千年，才创造出多姿多彩的东夷海岱文化。
从自然条件上看，胶东半岛三面环海，地貌类型丰富，气候温湿，土质肥沃，适于农、猎、林、牧、渔、果、盐、矿业的发展，而海陆交通的便利，又利于东夷人的迁徙和对外开发。
从人的素质和民族特点来看，东夷先民的体格强健，聪明睿智、吃苦耐劳，善于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同时，东夷人善良勇敢、爱憎分明，他们内部团结，又富有反抗压迫、抵御外辱的传统。
在东夷人漫长的发展史上，他们一贯反抗压迫，不屈不挠。
东夷人崇尚英雄精神，他们的部族中涌现过许多英雄传奇人物，如蚩尤、太吴、少昊、后羿等。其中“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为今人所熟悉的神话传说即出自风夷偃性部族。
“后羿”本是偃姓的一支部落，这个部落的男子因常于桑林中掘坑、身负弓矢隐蔽于地穴中、侍机射鸟而著称。他们的最高军事首领亦名后羿，其人力大无穷，是位射术精湛的勇士，被尊为东夷之神，他以“有穷”为国号，领导着他的人民走向强盛。他甚至一度推翻昏乱的夏相帝，夺取了夏朝政权，自立为帝，后来他的宠臣寒浞又杀死了他，取代了帝位。后羿、寒浞先后统治夏朝达十年之久。
其实，东夷人并非一味反叛，他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即：拥护德政，反对暴政。
《后汉书·东夷传》云：“夏侯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叛)。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舞乐……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东夷不仅与夏统治者保持了这种“时服时叛”的关系，与殷商王朝也同样如此。
殷人原本是东夷族的一支，所以殷的始祖契建都于蕃(今山东滕州)，汤建都于毫(今山东曹县)，从契到汤共十四代商王都在山东建都(共历四百余年)，这期间殷商与东夷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殷商文化即是以东夷文化为基础又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取得长足发展的。但殷商统治者长期养尊处优，逐渐骄横腐败，其奴隶主阶级的掠夺性和寄生性使东夷人越来越不堪忍受，而商王也加紧了对东夷人的压迫和歧视。
于是，商朝下半叶以来，商王对东夷不断征伐，东夷人则坚决抵抗，顽强地捍卫自己的家园和文化。
在商王几百年的镇压下，东夷人被迫退居于半岛一隅，蒙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东夷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龙山文化渐呈萎颓、倒退。
这样，东夷海岱文化开始与中原文化脱节并落后于中原文化。
商末中原地区已进入奴隶社会晚期的封建领主制阶段，而东夷人仍停留在氏族公社(原始社会)或奴隶制初级阶段。
他们的文化中保留了许多原始习俗，如被发纹身、涂抹成黑脸黑齿、拔掉侧面的门牙、口含小珠、手执獐牙、衣服左衽、枕骨变形，甚至还杀人祭社等，显示出原始的粗犷与蒙昧。当然，这种倒退要归咎于商朝统治者对东夷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残暴的商纣王连年深入胶东半岛征伐东夷，虽然表面上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东夷人民的反抗却也给予商纣王以重创，使其兵力受损，国库空虚。
此时全国人民都强烈地反对商纣王的暴政，周武王便乘机一举击败了商纣王。可以说是东夷人民和全国人民合力埋葬了商王朝。
历经磨难的东夷人民并没有就此倒下一蹶不振。进入周朝后，东夷地区逐渐并入齐国版图，东夷土著文化即与齐文化合流，再度崛起于中华大地之上，焕发出异彩。
周朝取代商朝后，封姜太公于营丘(今淄博临淄)，国号齐。姜太公即姜子牙，姜尚，其祖姓为吕，故又称吕尚、吕望。他是炎帝后裔，又是一个智慧的化身。相传周文王占熊罴而得姜尚，从此姜尚成为周朝的开国元勋。他辅佐周武王定天下，武王死后他又成为周成王的太师。周朝建国后，大行分封诸侯，周成王即把自己最信赖、最倚重的两位大臣——姜太公和周公分别封于齐国和鲁国(都于曲阜)。
齐国以今临淄为中心，方园不过三百里地盘，但它却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东夷各部族西进中原必经的咽喉之地，又是殷商遗民集居之所在。为了防止东夷人和殷商遗民威胁王室安全，周天子特赐齐太公以征伐“五侯九伯”(即不听天子号令的诸侯。一说为东夷与殷商各方国)大权。
周初，胶东半岛上已形成大大小小许多方国，其中有东夷各部族所建之国，亦有殷商时的一些旧封国。属于东夷人的国家有莱、夷、谭、奄等国。
莱国最大，居于今高密、莱阳、莱州、平度、龙口、烟台、威海一带的广大地区。
夷国其次，居于今青岛、胶州、胶南、即墨一带。
在青州、安丘一带还有谭、奄、炎、蜗夷、徐夷等国。
可见，东夷各方国占据了胶东半岛绝大多数的土地和几乎全部海岸线。
属于殷商旧国的有娄、杞、曾、诸等姒姓国(在今诸城、安丘)和薄姑(今淄博)、纪(今寿光)、淳于(今安丘)、鬓(今莒县)等姜姓国。
齐国建国伊始，便处在上述方国的包围之中，而且齐国国内同样是由东夷人和殷商遗民、周民(只有很少数)三种人组成。殷商遗民仇视周朝姬姜新政权自不待言，而东夷各国也十分仇视周朝。
这是由于，东夷人长期受商王朝压迫，对中原民族产生了狭隘的排外情绪，而周成王的东征，又与东夷人产生了新的仇隙。
其实，周成王是为了镇压管、蔡、武庚叛国集团而东征的，但却引起了东夷人的误解。东夷人也不了解周朝统治者鉴于殷商亡国的教训而采取了“以德治国、敬天保民”的怀柔政策，所以他们像拒绝商纣王一样拒绝周成王。
姜太公封于齐，夷人不服，便出兵与姜太公争夺营丘，先后打了七仗，但均未取胜。
姜太公面临着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种种矛盾，坚定地建设着齐国新政权。他没有利用手中的专征大权一味穷兵赎武，而是以安抚教化为主、以军事征伐为辅来施行治国之道。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大政治家，能够以博大的胸怀、不同凡响的眼光高瞻远瞩。他不以征服者的姿态驾于土著居民之上，而是“因其俗、筒其礼”，即入乡随俗，宽厚谦虚，允许土著居民保持自己的传统习俗，不要求他们对国君过分拘礼。
齐太公还首创了“以法治国、尊贤尚功”的政策，吸收东夷土著和殷商遗民参政，让其发挥才能，齐太公采用“农副并重、通商惠工”的政策发展经济、富国安民。这样，建国初期所遇到的复杂社会矛盾遂一一迎刃而解。
《史记》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即土地盐碱化)、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这些文字清楚地记载了齐太公是如何成功地奠定了齐国富强的基础，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民族政策是怎样赢得人心，使东夷人民心悦诚服地成为齐国的附庸国的。
春秋初期，封建领主制崩溃，封建地主制出现萌芽，导致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中原混乱，北方的少数民族戎狄和南方荆楚乘机夹击中原各国，使中原地区遭到空前的浩劫。
中原各国为了自己的安全，纷纷在国内进行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对外则与亲周的诸侯国联盟，以便抗击入侵的敌人。齐国便首当其冲地进行了最成功的改革，达到了富国强兵之效，并且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盟主，率领中原各国共同击败了北方戎狄和南方楚国的进攻，为中原地区的生存发展和保存先进的文化建立了历史功勋。
领导齐国改革的是姜齐第十五代国君齐桓公(小白)，他即位后任用了雄才大略的管仲为相。管仲继承发展了齐太公的建国方略，并提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著名理论，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制定了许多有效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受到国内外人民的普遍拥护，以致齐国国内政通人和，对外友好团结，在国际间颇有威望和号召力，而经济的发展更使齐国富国强兵，具有了领导诸侯的资格。
管仲也像齐太公一样注意民族关系，他的政令中包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关市讥而不征”，即与东夷人开关通市，友好贸易，并用免税的办法鼓励东夷人到齐国经商，彼此互惠互利。
所以东夷人对齐国越来越依赖，关系更加密切。
经齐国十几代国君的努力和太公、管仲的两次改革，使齐国国势越来越强盛，为了进一步的发展，齐国在团结邻邦的同时，也利用手中的专征权“合法”地并吞了一些小国，如纪、谭、遂、莒、牟、夷等国，并终于在公元前567年把东夷族最大的莱国也并入齐国。这样齐国的版图逐步扩大，成为与鲁国隔泰山而治、据有山东北部及整个山东半岛的大国。它西濒黄河，南至临朐，北至盐山，纵横千里。
从此东夷各部族就成为地地道道的齐国人了。
齐国为开拓疆土而并吞小国的做法，显然带有侵略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中国由分散封闭的众多小国走向大一统的局面也是历史的必然。
东夷人民作为齐国人，为齐文化的发展、辉煌添了多少砖、加了多少瓦，恐怕是难以统计出实数的。
其实，东夷人不止建设了齐文化，而且将他们的海岱文化传播到中华大地各个角落，又与各族人民一起建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早在夏、商时代，东夷人就“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开始了大迁徙。他们不但进入中原、到达江淮和陕、晋，而且还沿着海岸线北上、南下，遍布于中华及海外。
春秋战国时代，西进的东夷人已与内陆人混合同化，难分彼此。根据秦国为赢姓这一点，可以断定秦人实为风夷人后裔；赵国的图腾与东夷人同为鸟，也可知赵人系东夷部族的一支。据司马迁考证，商纣王的武将东夷人蜚廉、恶来父子，正是秦、赵两国统治者的祖先。可见，赢、赵二氏将东夷文化带到秦、赵，与该地土著文化相融合。
东夷人的足迹北至辽东半岛、贝加尔湖南畔、斯塔诺夫山脉以东地区；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吴、越、楚。
几千年来东夷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汇融合已足以在“人类学”中写一本专书。直至新中国建国前很长一段时期，“闯关东”的山东人大多数仍为胶东半岛土著居民。
正所谓“天南海北东夷人”，他们永不停息地为全民族、全人类的文明进步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光和热。只不过他们早已不再叫作“东夷人”，而叫做“中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