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三种国家叙事（上）｜泰德·麦卡利斯特
按：作者泰德·麦卡利斯特（Ted McAllister），美国保守主义学者，现执教于美国的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本文译自美国保守派网站柯克中心，英文标题为“The Stories We Tell：The People We Become”，大约可以译为“我们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民族”。原文以《圣经·约书亚》第四章1-7节开篇，讲到了希伯来人的历史叙事，行文颇为思辨，缺少宗教和哲学背景的人可能会一头雾水。为便于阅读，本文直接切入正题。待正文发布后，我们再把引言附上。英文原文见文末下方的“阅读原文”，正文约1万字，分两次发布，敬请关注。本文已取得作者授权。顺便提一句，在国内，我们对美国了解最多的主要是自由主义叙事或激进主义叙事，对保守主义叙事则几乎闻所未闻，本文颇值得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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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无法抛弃历史。即便历史，或者说过去（past），在一个社会中被贬低了，这个社会依然会被它对自身的叙事（Story）所塑造，或是以直白的方式，或是以不易察觉的方式。讲故事（Story-telling）是人性的一部分。因为人是文化的生物，我们需要一个预先存在的文化给我们以认同感。文化通过世代相传的语言使人们有条件追求最高尚的人类潜能：思考何者为善（deliberation about the Good）。文化将一系列复杂的传统、道德观念、习惯代代相传，从而为塑造形形色色的个人提供了资源。同样重要的是，文化还提供一个供个人自我定位的宏大故事。作为社会动物，人归属于其他人，这些叙事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相互关联性。对某种事物的归属，有助于人们解决最迫切的需求——解答有关目的或意义的问题。如果没有叙事，人的生命将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叙事，我们将会效忠于谁？善与恶又意味着什么？生命的意义又在何处？
历史——或者说是对过去的叙事（story-telling）——对一个民族的健康至关重要。它将人们编织在一起，将不同的世代连结起来，既有世俗的也有神圣的意义。坏的历史叙事能解构一个民族，正如好的历史叙事可以形成一个民族。不论从本体论还是从道德角度上讲，好的历史叙事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叙事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天性，帮助他们理解他们生活的意义。当我们忽视我们的叙事，用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话，我们会变成道德口吃者（moral stutterers），一旦我们毁掉我们的历史，就像纳粹当年毁掉德国的历史那样，我们就会成为野兽。
以往阅读美国历史教科书时，我注意到几种关于我们历史的相互抵触的叙事——即人们希望我们记忆的几种方式。每一种记忆方式都塑造了不同的人民，他们拥有不同的理想、不同的罪恶、不同的目标。接下来我将简述三种争夺我国灵魂的叙事。很显然，关于美国的国家叙事不止这三种，我在这里也只能给出简化版本。不过，我认为我提供的这些梗概可以说明我的观点，并有助于我们理解选择不同叙事的潜在后果。
有必要说明，每一种叙事都是真实的，因为每一种都建立在证据之上，它们的叙述者都依据历史学科的基本规则作出断言并暗示相关因果关系。美国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事实证据足以支持多种相互竞争的叙事。尽管做出评估很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选择，并且运用证据和论述来论证我们所认为的最好的叙事或成为最好的人民。
请允许我给这三种叙事贴上简化的标签。我将第一种称作自由主义叙事（Liberal Story），第二种是激进主义叙事（Radical Story），第三种则为保守主义叙事（Conservative Story）。这三类在受欢迎程度上是依次递减的。
一、自由主义叙事
自由主义叙事强调，个人从自己的行动所受的外部限制中逐步解放。这种叙事的思想根基源于新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自由主义者从逐渐发展的非历史的个人主义（ahistorical individualism）概念中构建了普世主义的道德议程，霍布斯和洛克这类思想家始肇其端。他们把人类理解为自然状态下拥有权利的个人，而非历史的创造物或从各种文化形态中获取特殊性的存在，所以自由主义者强调保护个体权利，强调将个体从所有非自愿的权威当中解放出来。
按照这种观点，美国是一种理念而非一个民族。将我们连结起来的并不是历史渊源、种群纽带或文化共性，而是一种共享的理念。美国革命正这一解放过程的决定性时刻，《独立宣言》则是这个国家的决定性文件。在1776年和此后的时间里，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追求变得熠熠生辉，并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形式。这种叙事强调《独立宣言》的第一部分，这部分断言主张了一种最为杂乱（promiscuous）的理想：“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请注意这里的主题。这些主张都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存在于事物的本质当中。人类因人类的身份本身而拥有这些权利——而非此文化或彼文化的民族通过形成他们的文化习惯、习俗和对于某种生活方式的钟爱而获得的权利。此外，《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人可以在不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的情况下正当地对其行使权力。最后，如没有征得民众的明确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非法的。
那些持有自由主义叙事的人强调理想比现实更重要。在1776年，这些重大的非历史的（ahistorical）道德原则已经变得不言而喻，但是对这个国家乃至对这个世界而言，兑现这些原则依然需要时间。最重要的不是美国达不到她最高尚的原则，而是在达不到这些原则时，美国人从不放弃相信它们，也从不放弃实现它们。按照这种方式，《独立宣言》的理想在体制、习惯、态度上掀起一场场阶段性革命。自由主义叙事是一个进步主义的神话（progressive saga），它着眼于未来而非过去，并寻求从过去中解放出来。
在建国之后，自由主义叙事歌颂第二场美国革命，当时，林肯作为自由主义英雄的万神殿中最显赫的一员，不但领导了终结奴隶制——它的存在是对美国理想的最恶劣的冒犯——的改革运动，还再次阐明了这些理想。可以说林肯重申了平等的原则，将《独立宣言》提升到了它的应有地位，仅次于乃至高于宪法的地位。就这样，林肯清晰地表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晰——民主并不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还是对人类最崇高的政治潜力的表达。同样地，民主将人民的身份从臣民提升为公民。
这个叙事的叙述人并没有无视巨大的不平等，更不必说内战之后美国的制度性不平等。但是随着这个国家的民众更加致力于平等与自然权利的原则，他们的习惯将随之改变，他们的制度也加以适应。许多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关于种族的。与此同时，同期工业与经济的巨大扩张所创造的财富，将成为更为广泛的民主平等——这种平等允许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这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增加每个人的机会——的先决条件。
因为《独立宣言》主张永恒的、普世的道德义务，所以这些原则的信奉者最终会将它的逻辑应用到外交政策领域。等到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时，这个国家已经拥有了依据《独立宣言》的某项道德义务而行动的能力。如果有人相信，正如杰斐逊明确信奉的那样，“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产生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那么此人必然将所有未经被统治者明确同意的政府视作非法的、非正义的政府。伍德罗·威尔逊，《独立宣言》理想的热忱信奉者，根据这份文件的逻辑而行动，并将这个国家投入一场战争，并不是以国家安全、利益、土地或金钱为名，而是以民主与自然权利（以及国际法）为名。自1917年以来，所有美军参与的战事都有着与威尔逊类似的理由。我们依然为了使世界变得对民主安全而战斗。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宪法按照《独立宣言》的思路解读，而非相反。
除外交政策外，按照这个叙事，在实现《独立宣言》所表达的自由与平等的理想的过程中，20世纪的美国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其中“罗斯福新政”最具争议性。在许多人看来，新政意味着在一个自由企业传统中，为平衡自由和经济保障所作的重要而适度的妥协。对其他人来说，新政是对诸多原则的颠覆，因为它将政府视作被统治者的保护人而非公仆。
对自由主义叙事的大多数提倡者而言，民权运动是20世纪最重大的国内事件，它最终解决了奴隶制残留下来的制度性不平等。马丁路德·金，如同在他之前的林肯，将《独立宣言》作为这一运动的思想与道德源泉。金和他的同伴取得了颇为切实的成果。1964年的《民权法案》与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实现了法律面前的平等，最终完成了那场始于1861年的斗争。剩下的就是习惯和情感上的变化了，而这些都在政府的权限之外——或许在2008年（注：奥巴马当选总统），我们见证了情感上的变化。
最后一个便是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里根比其他任何总统，都要频繁地讲述这种美国历史与理想的叙事，强调美国进步、解放的一面。外交政策上，里根强调将所有尚未自由的人民从专制政权解放出来。国内政策上，他设法将人们从一个过度扩张的联邦政府——它威胁个人自由、向民众课以重税——中解放出来。里根将自由主义叙事中常常隐含的内容明确表达了出来——即美国是一个救世主国家（redeemer nation），依照上帝的旨意将自然权利与民主带给世界。
自由主义叙事强调抽象的个体，强调将个体从外部限制中解放出来，以进入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并依照个人意愿过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进步主义史观，过去是一种需要被超越的东西——古老的传统需要让位于新的形势。历史叙事的作用就是，提醒我们注意这些我们不断重申的非历史的原则。
二、激进主义叙事
激进主义叙事与自由主义叙事一样信奉平等的原则，不过两者对平等原则的解读大相径庭。自由主义者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与“机会平等”（这个术语不免令人存疑），而激进主义者强调的是更为实质的平等——近似理解为一种条件均等。此外，激进主义叙事背后的根本逻辑是，有权势的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这种剥削常常不易被人察觉。
这一叙事始于欧洲人对美洲人的剥削，掠夺自然资源、偷窃土地、奴役或虐待美洲原住民。在英国人定居初期，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促使（殖民者）在南方的烟草、水稻、靛蓝种植地引入了基于种族的奴隶制。此时新英格兰貌似有着最为民主的社会政治秩序，然而，宗教领袖们却在拼命维护着他们的霸权。在这种叙事中，即使是著名的“半途信约（half-way covenant）”这样受下层压力而做出的妥协，也被解读为是用宗教信仰作幌子来抵挡对他们权威的挑战。
美国革命的原因有很多，然而，这种叙事认为，美洲殖民者反叛英国议会的主因是经济。波士顿（一定程度上包括弗吉尼亚）等地的经济权贵，发现继续留在大英帝国将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于是，革命领袖们撰写了挑战英国议会权威的文献，他们博采宗教和哲学文献为革命构建了一套颇具说服力的意识形态辩护词——这些说辞掩饰了他们的经济动机。
这个新国家关于自然权利和平等的高尚理想，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幌子。自由主义叙事强调这些理想、强调民众再次致力于这些理想的意愿——当他们无法兑现这些理想时。激进主义的叙事与此不同，在后者看来，理想与现实的悬殊印证了某些见不得人的动机。杰斐逊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他本人却蓄奴。有什么方式可以使他的言行一致？同样地，制宪者所创造的统治性文件服务于他们的经济利益，这一点经济混乱过后的一段时期、在他们对新兴民主制的恐慌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些人——他们毕竟也只是人——痛恨民主，设法构建了一种可以制约多数人意愿的政府形式——我们可以在宪法文本中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民主的压力逐渐加剧，在整整一代人之后，大大小小的改革逐渐削弱了最强势的利益集团。南北战争（起因很多，主要是经济原因）起到了一种革命性作用，就是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尽管奴隶制消灭了，但是，南方的老权贵仍然在前邦联的落后州重拾霸权，并建立起一个再次剥削黑人和贫穷的南方白人的社会政治秩序。与此同时，在北方，一个新的权力精英阶层浮出水面，他们控制了新兴的生产工具，这种工具被含糊其辞地称为“工业”。这些“强盗资本家”剥削着正在增长的城市人口，渴求更多、更便宜的劳动力，不断鼓励移民来增加城市的贫穷人口。这个新兴权力阶层控制了政府机器——包括各州和联邦的——并运用他们对铁路和银行系统的控制，以剥削美国的农民。
但是，改革者大无畏的、不懈的努力在新世纪初期得到了回报。女性获得了投票权，新的宪法修正案允许直接选举参议员，在城市、各州、联邦政府进行的进步主义改革使民众对庞大的利益集团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其他团体，如印第安裔美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资源或组织，因此无法发动类似的斗争，所以依然是美国最受剥削的社群。
“大萧条”为人们利用联邦政府服务民众的诉求，创造了另一次机会。但是“罗斯福新政”所出台的社会项目被最富有的那部分人所操纵，导致条件平等的原则再次搁浅。相似地，民权运动改善了美国某些受剥削最重的群体，向他们提供了缺席已久的法律保护，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变化只是隐藏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剥削与更微妙的种族歧视，这些经济剥削与种族歧视维持了一个权力精英阶层的存在。1960年代以来的多次抗争正在重塑美国历史，关注重心不再是那些有权势的白人男性，而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阶层。在1970年代，社会史的兴起预示着一个更加完整的、丰富的、多元文化的叙事浮出水面——这个叙事生动有力地揭示了那些与我们国家理想相悖的剥削和不平等。
（激进主义叙事）对美国历史解释的重新关注，至少在两个方面为人们赋权。第一，这赋予人们一种归属于某个群体的自豪感，这个群体在历史上常常受到压迫，现在，他们在美国的叙事中获得一席之地。通过这种叙事，个人找到了对美国的归属感，并因所在的群体的独特性——而不必堙没于白人文化的霸权下——而获得自豪感。第二，通过揭露权势阶层在剥削弱者时所采取的持久的、微妙的方法，个人有能力洞察到我们自己文化当中的剥削。激进主义叙事，关注明显的不平等（gross inequality）和有害且常是隐蔽的剥削，渴望向听众发起挑战，使其着意于改革，并且养成对权势阶层的动机的猜疑、养成对当权者的不信任。
注：明天推送美国的“保守主义叙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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