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文人收藏之嬗变
口述│施远
整理│本刊记者 刘礼福
如今收藏领域热衷研究的古代文人，其真正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历史进程的核心动力，是自宋代随科举制度的完全成熟之后。正是由于古代文人是士大夫的后备军，所以他们玩收藏的理念、目标与其世界观、价值观相一致，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致君尧舜等的抱负、追求中发挥自己的才能，收藏自然要为此服务。
施远，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 研究对象以中国古代竹木牙角雕刻为主，广泛涉猎传统文人工艺及现当代工艺美术等领域。主持策划上海博物馆“竹镂文心—竹刻艺术特展”（2012）、“竹素流芳—周颢艺术特展”（2016）、“金石筼筜—金西厓竹刻艺术特展”（2019）和“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2020）及“2012竹刻国际学术研讨会”。
讲文人收藏，不能不首先谈到藏书。毕竟从古至今，藏书肯定是文人收藏中排第一重要的品类。时至宋代，出版业已非常发达，活字印刷的发明就是明证之一。因为书籍中记载的皆为古代圣贤的言论、前朝的典章制度，直接承载的是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所以藏书极受重视。当然，古今藏书的追求不同，在宋元时代的文人看来，藏书还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分高下，追求内容完备性，而不像今天看重的是其古董价值。排在书籍之后的便是晋唐法帖和名画。由于宋代崇尚复古，儒家尊经，“三代”成为儒学理想的治国状态，所以“三代”的铜器成为礼乐文明的载体，被称为“吉金”的青铜器也就具有很高的收藏地位，并从古铜器扩展到古玉器，收藏之风大盛。在唐代，收藏的重心是以前朝法帖、名画为核心。随着北宋金石学的发展，金石拓片类的收藏在文人中间渐渐流行，但那时还不是收藏的重点。从北宋开始，古琴也被纳入重要的收藏之列。南宋至元明清，对北宋名窑瓷器的收藏蔚然成风。时至晚明，漆器也成为重要的收藏对象。凡此种种，皆可从《格古要论》等著述中找到相应的记载和品评。其实在明代中期之前，文人在收藏事业方面的眼力和财力并未分离，到了晚明则不同。随着文化的普及，大量专业文人的出现，且卖文卖字的收入大不如前朝，文人在经济上失去了优势，而当时的收藏市场规模很大，各色人等参与其中，尽管从品种来看多半是文人收藏品，但愈加富裕的商人阶层的积极参与，使得古董和时玩成为更加昂贵的奢侈品，所以文人不能仅凭兴趣寄托来收藏，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学问和艺术判断力来捡漏，去发现有价值的藏品，确定古玩真伪优劣的标准，并逐渐积累经验和修养，开始了学术性的思考，这是晚明收藏之风不同以往的一大特点。黄士陵刻 “伤美人之迟暮”青田石印章 3.9×3.9×9cm另外，晚明文人还凭借自己的艺术修养和趣味逐渐开发出许多新的收藏品种，或者重新认识和利用古玩，如把汉玉镶嵌在古琴上，或者做成镇纸，诸如此类，将原本经济价值并不高或者残缺的老物件改造再利用，变成收藏品——从一开始只是满足自我需求，到因其颇具雅趣而为世人争相效仿，类似的实例在晚明各类文献中记载非常多。如晚明书画家、藏书家孙克弘，就对赏石和硬木雅器收藏的带动很大。据历史记载，他善于设计硬木雅器，还在上面用银丝镶嵌纹饰和文字，形成一种新的雅玩风格，风靡一时。入清以后的文人收藏以乾隆为界分两阶段，乾隆以前的状况与晚明时期没有太大区别——基本延续晚明的风潮，但由于乾隆好古，且在位60年，于是天下收藏尽归于宫中。晚明文人尚能奢谈自己收藏一两件晋唐法帖、宋元名画，但到了清乾隆时期，文人就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哪怕市场上出现了类似的藏品，也会很快入宫，而江南的大收藏家也在年节贺寿时整批地往宫中输送藏品，以至民间的高端藏品趋于枯竭。文人也无力与清代盐商拼财富。故此，清中期文人收藏的主要对象趋于一些不那么贵、皇帝不感兴趣的东西，比如碑志拓本。碑学的兴起一与文字狱有关，二因前朝书法名迹与法帖善本平常难得一见，为能在书法上继续吸收前人的养分，只能找寻秦汉以来各种碑志的拓本。从宋代开始兴起的金石学，至清更加繁盛，亦从过去的纯粹作为做学问的资料收集，到清中期以后变成收藏对象，古钱币、古铜镜、金铜佛像等金石类古董逐渐成为文人收藏的大宗。当乏力收藏名贵古物后，时玩便成为清代文人开发的另一片新天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紫砂器。一因紫砂器经济价值不高，使用功能强——什么都能做；二因紫砂上能让文人充分发挥才能：刻诗、铭字、雕画。于是，自清代中期之后有雕镌才能的文人大量涌现，此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折扇也是继晚明之后于清中期攀至高峰。但两个时期的折扇收藏之风表现不同：晚明时文人追求的是扇子做得好，即扇骨、扇面工艺精美，为此晚明涌现出很多名存著录的扇工；而在清中期，扇子作为交友的重要媒介，文人恨不得每天换一把，但最能扬名于世的是有文人书画的扇骨雕刻。可溯源自南朝至晚明开始走热的奇物收藏，有清一代更是大有进展，不仅门类众多，而且形态愈大，如对天然形态的樱木、竹根等把玩件的重视，妙趣横生。清末民国初期的收藏者主体，仍是“亦官亦藏”的文人群体，他们对藏品多经考证，重视来源、流传，或题记，或钤鉴藏印。将收藏与学识相贯连，成为硕学鸿儒乐享其间的雅事。进入民国，文人普遍比清朝时更穷，又有了旧式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的交叠，所以当时的文人收藏主体是以大学教授、学者及传统文人艺术的践行者，如书画家、篆刻家等专业人士。比如，吴湖帆便是清代上流文人书画收藏模式的延续；而郭沫若、鲁迅则是新式文人收藏的代表，他们寻找的目标是适合自己文化、艺术主张和学术研究的收藏，并非为收藏而收藏。当代的文人收藏，起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目前还在建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未来可期。首先，其延续晚清民国时注重学术、文献和资料价值的收藏，如文人信札、学术手稿等。收藏者本身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在收藏过程中变成了文人——因为要关注、学习、研究，而后著书立说，也就变成了新时代的文人。这是此前没有的现象。在新的文人收藏形态的构建过程中，可能会催生出一些接续传统文人收藏理念、方式的群体。毕竟现在的很多人受过良好教育，变成文人较为容易。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传统艺术的重视，新的文人收藏逐渐构建成为必然。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最先进入收藏领域的不以文人为主，所以收藏的目标更多偏向于商业投资，而且不是所有文人的收藏都可称为文人收藏，比如文人喜欢喝酒、喝茶，若将茅台酒、普洱茶或红酒、雪茄、手表等称为文人收藏，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就此还需讨论的关键是文人收藏如何接续“文脉”的问题。从古到今、从贵族时代到文官时代或平民时代，文人收藏是一脉相承的，首先着眼于艺术，其次着眼于其作为经典文化与历史的载体，再次关注与文人日常从事的文化活动相关的器物。这三个特点是与其他群体的收藏不同的。所以，由此来判断什么样的东西算是文人收藏，自然不会误入歧途，更不会凌乱不堪。比如进入硬笔时代，顶级的钢笔归入文人收藏，顺理成章；但电子产品算不算，就是一个需要保持开放性的话题——毕竟除了功能性之外，电子产品缺少学术性和艺术性的支撑，于此它还有诸多关节没有突破。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历经数千年发展的工艺美术中可冠以文人工艺之名的艺术品不胜枚举，由此形成的收藏更是蔚为大观。其实，文人工艺的概念，不特指某一类物品，而是一个集合，与传统所谓文房雅玩、清玩的概念大体相同。对此有几点学术上的考量，首先是文人和工艺之间的关系。过去的文人和工匠是各自独立的，文人最先是这类工艺品的使用者和占有者；后来成为功能与样式设计的参与者，对工艺品的造型、纹饰等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有些甚至深入到材料选择与技艺运用的层面，此时的文人工艺是明确针对文人的需求、反映文人审美而制造的工艺品。当然，核心的文人工艺肯定还是文人自己直接参与创作或创造的工艺美术品。
吴湖帆画竹、金西厓刻制 白竹秘阁 乌木箑骨 长27cm 宽8.3cm 高2.3cm；长32.8cm 宽2.5cm
北京保利2015年春拍 成交价207万元
盛唐之前不存在文人工艺，直至北宋才产生，这有墓葬出土的实物可以证明。如蓝田吕氏家族使用的工艺品，就已经与盛唐的华美不是同一路数。在此中间从中唐到五代，文人工艺审美理念有一个孕育过程，一是源于贵族文人化，不是文人的贵族是无法完全进入政治中枢的。二是越来越多的庶族进入政治核心，拥有了一定的财力和权势地位，复古思潮因而兴起。如韩愈的古文运动，旗帜鲜明地将审美追求逐渐转变，复古到三代圣王的高简，不再一味追求豪门贵族的奢华。当时的文学创作出现向清逸简雅的美学转变。这方面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问世，此处不再赘述。文人工艺的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盛唐之前，中国最高端的工艺品、最好的材料和工匠都是为宫廷贵族和高级士大夫服务的，文人在美学追求上的特征是和贵族完全重合的，这从初唐以前诗文格调的追求和审美取向即可窥见。虽然那时已有明确的文人，如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文人的出身大多都是贵族，但他们是以文立身。随着时代推进，审美趣味的转变体现在器物、品种方面。比如，越窑、邢窑之重视釉色，造型和装饰却趋向单纯洗练；在排佛过程中，对佛教艺术中华丽繁密之风的摒弃；伴随“去胡化”，将热烈鲜艳的西域风格逐渐排除。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了晚唐时期，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甚至包括金银器、漆器，都不再是华美飞扬的作风，而开始变得内敛含蓄。再经历五代，尤其是南唐、西蜀的文人皇帝，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基础上，开始注重文人简素的追求，风潮一直持续到北宋徽宗和他儿子南宋高宗时，便将素雅的审美追求推到了顶峰。宋代以来，文人工艺的美学追求，第一是简，去除繁复的装饰；第二是素，注重材料的本体。此时，中国的艺术就有了完全和西方不同的一支河流——文人艺术。西方有贵族艺术、宗教艺术和平民艺术，但中国还有独特的文人艺术——纯艺术和工艺都包括在内，还包括建筑和园林等。文人工艺在宋代非常鲜明地建立起来之后，文人在文房用具、生活环境等物质文明方面都明确提出了属于自己的审美追求和趣味。如，宋人编辑《文房四谱》时，不仅从功能的角度对其进行审定，而且还从审美上做出独特的评判。围绕着文房四宝这个核心，文具的品种不断开发，种类越来越多——从宋到明，开发一直未间断过。如宋代没有笔筒，有笔船、笔插，但到了明代，笔筒出现并成为主流文具，开辟了一个能展现文人审美趣味和才艺的巨大舞台，各种形态和材质的工艺都在笔筒上得以施展。有明一代，文人工艺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文人对用具的文人化、审美化改造，还体现于生活用具上，如家具、游具、茶具、香具等，根据文人自身的需求，提出功能和审美的双向需求。
宋 仲尼式古琴 通长123.3cm 肩宽21.6cm 尾宽14.6cm
中国嘉德2018年春拍 成交价782万元
如果说从宋到明代中叶，文人在工艺上的参与主要还是指导；那从明代中叶以后，文人则直接参与工艺制作，参与度更高——或组织匠人进行制作，自己参与某一环节，或者独立完成。有史料记载，明代有获罪的大臣在狱中靠制作扇骨、木器来排遣苦闷。到了清末民国初期，文人参与工艺制作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满足于自身的需求，而是开发产品、进入商业经营领域。因为晚明以后科举制度的复杂竞争导致很多文人不得不投身到其他领域来寻找生计和发展，部分便介入工艺美术领域；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消失，文人更不得不投身其他领域，而社会对文人工艺的需求并未中断。因此，进入20世纪，文人工艺的成分就体现得比较复杂，少数文人还和以前一样，将工艺制作视为遣兴、交友的一种方式；很多则变成一种谋生手段，制作产品，体现文人趣味；还有不是文人的手工艺者，按照已经形成的文人工艺标准和模式来制作工艺品。进入20世纪中叶，文人工艺完全消失。毕竟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使得原来具有使用功能的文人工艺品变成了几乎没有实用功能的特殊工艺品。少数人的业余爱好，因没有量而不具有代表性。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今天人们都在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随着财富积累的不断增加，第一是让文物艺术品收藏复苏，必然也带动文人收藏及其玩赏方式的复苏。第二是国家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定为战略目标，文化的大发展必然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对经典文化的推崇，对文人风骨与澄澈境界的欣赏，对传统生活美学的追求，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文人文化被越来越多地赋予正面意义，自然会催生新的文人工艺品。尤其在审美和文化领域的复兴，不仅是在形式上的复兴，更重要的是审美领域的复兴与具体器物功能上的复兴。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艺品的制作都是为了赚取外汇，所以很多都是仿古或者按照出口需求来制作。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的工艺美术已经开始转向了面向内需的生产、研究和开发。因为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体文化水平也在提高，审美追求随后也在提高，民众必然会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原本在古代盛行于文人群体中的娱乐、生活方式以及相关的器物，便得以复兴。其实，古代的文人已经开发出一个庞大的玩物天地，现代人只要一个个去复原、发掘，就可以让生活充满惊喜，更何况还要面对一些新需求，开发一些新品类，其中生活乐趣无穷。毕竟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有脉络可寻，一旦受到重视，首先便是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清乾隆 “乾隆乙未年重裝”（漆盒）、
“大清乾隆年制”（御墨）“龍香”御墨一套（共十方）尺寸不一
北京保利2015年春拍 成交价822.25万元
但要明确的是文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以文会友的群体。目前，国内的收藏热潮还停留在以文物会友的阶段，还没有恢复到古人以文会友的高度。从收藏投资的角度来讲，已经把环境建立起来了，先有物的置备齐全，但核心内容还没有展开。不过，这种进程已然开启。等到了真正的以文会友阶段，所有的文人收藏都会被推动，文人工艺的发展和繁荣也会是其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