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成功的两个必要因素，中国第一女刺客成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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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成功的两个必要因素，中国第一女刺客成功的一生
■文 | 老杨
每一个人都是有追求的，每个人都不想碌碌无为地终老一生。
成功是每一个人的理想，但成功与否在每一个人终老一生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离开之前觉得无憾事可言，有的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怨天尤人。
成功没有量化的指标，成功只是一种心态，如果你不用到死就能做到心无挂碍，你就成功了。当然生在纷繁的世界里心无挂碍是很难的，没几个人能做到，死之前能安然闭眼，也算是成功。
我说的这些成功都是广义的成功，在平时我们一直追求的成功是心理和生命意义之外的、带有目标性的成功，可以称做狭义的成功。
无论是广义的成功，还是狭义的成功，想成功就要有两个必要的因素。
坚持下去的精神和宽广的胸怀。
这两个因素经常是矛盾的，坚持下去一般追求的是“有”，而宽广的胸怀是让你做到“无”。心中没有“有”就很难坚持，胸怀中没有“无”就很难宽广。
人的一生是一个追求从“有”到“无”的过程。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有了生命，但除了父母给的生命，你什么都没有，从这开始“有”成了活下去的第一目的。要离开的时候，无论你有了什么，也将全部失去，就连生命都没有。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抱着“有”不放，就会死不瞑目；如果你能胸怀一切，哪怕你什么都没有，你也会了无牵挂，死而无憾。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奇人，她用一生诠释了坚持下去的精神和宽广的胸怀，是常人的一生，也是奇人的一生。
她的名字叫施剑翘。职业：女刺客、居士。
施剑翘的原名叫谷兰，深谷幽兰为什么成了翘剑所指，这要从民国时代的军阀混战讲起。
施剑翘的父亲叫施从滨，安徽桐城人，15岁投清军，后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3年（1914年），任镇江镇守使、第一混成旅旅长，驻守镇江。民国5年（1916年）成为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下，张宗昌对施从滨很器重。
张宗昌算是民国军阀中最混蛋的一个，被称为“狗肉将军”、“混世魔王”，我在老杨品谈中多次提过。
1925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苏的地盘展开战争，时任奉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的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曾连发三封电报要施同他合作，但施不予理睬，反而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的交锋中兵败受俘，被孙传芳枭首于蚌埠车站，示众三日。
孙传芳当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是张作霖的手下，也是依靠张作霖起家。
施从滨被杀时施剑翘年仅21岁，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
施剑翘从小受父亲宠爱，深居闺阁，还缠过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在家中有私塾老师教授学问，对古文诗词颇感兴趣。13岁时当家管事，18岁时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
被俘牺牲无公理
暴尸悬首灭人情
痛亲谁识儿心苦
誓报父仇不顾身
这是1925年得悉父亲惨死的确切消息后，施剑翘所作明志诗的后四句。
作为一个裹足女子，弟妹又都年幼，施剑翘先是将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也在张宗昌手下，担任烟台警备司令这一要职。但此后施中诚却反劝其打消复仇念头，因为想杀孙传芳太难了。施剑翘因此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在父亲遇害三周年的忌日上，痛苦的施剑翘母女惊动了前来借宿的同乡人施靖公。施靖公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是施中诚的军校同学。施靖公表示愿意承担报仇雪恨的大事。
为了给父亲报仇施剑翘以身相许，嫁给了施靖公，并同他迁居太原。
到了1935年，施靖公被提拔为旅长，而报仇之事却一拖再拖。施剑翘在要求施靖公为父报仇遭拒后，与其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娘家。
对于施剑翘来说活着的目的只有一个——报仇，坚持的下去的方向也只有一个——手刃孙传芳。
十年过去了，一个弱女能有这样的坚持，已是无人能敌了。
施剑翘有感于十年中空付许多心血而父仇未报，吟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并从此由“施谷兰”改名为“施剑翘”。并把两个儿子的名字由“大利”“二利”，分别改为“佥刃”和“羽尧”，组合起来便是“剑翘”。
这一年施剑翘的弟弟施则凡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他带回一把日本军刀，发誓要手刃孙传芳。施剑翘却一反常态，反对弟弟为父报仇。她是不想弟弟出意外，报仇是她一个人的坚持。
为了报仇施剑翘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双足，并练习枪法、暗杀等功夫。从此一个弱女子、一个人妇走上了刺客的道路。
她一边练习着暗杀的功夫，一边打听孙传芳的消息。
当施剑翘打听到孙传芳兵败寓居天津的消息后，立刻前往天津。这一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施剑翘的父亲遇难十周年这天，她到天津日租界观音寺为父亲举行纪念法会。从受邀前来的富明法师（富明大德）口中得知孙传芳已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
居士林是佛教居士们学习教理、开发智慧、弘扬教义、净化身心的活动场所。差不多是为俗家弟子开的佛教学校，居士就是佛教的俗家弟子，这个学校的学生。
孙传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看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易旗，投靠了蒋介石，便无心政治，到天津隐居。
但孙传芳直系老大的身份还是很有影响的，九一八之后日本人看中了他的身份，想请孙传芳出山，为日本人做事。
在天津的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开始拉拢孙传芳投靠日本。冈村宁次和孙传芳是在日本军校里的同学，冈村宁次利用同窗关系多次登门，动员他出任伪职，而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内心还是不愿意当汉奸，因而严词拒绝。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孙传芳在天津组织佛教居士林，自任理事长。
施剑翘得知孙传芳组织佛教居士林，随后化名“董慧”，委托一位女居士介绍加入了居士林。施剑翘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孙传芳的身貌、口音及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的具体安排：将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遗嘱印制出来，打算在行刺后散发；并把11月13日（星期三）定为替父报仇的日子。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前来听经的孙传芳端坐在佛堂中央。施剑翘本来在靠近火炉的后排座位，离孙传芳较远，她以背后的炉火太热为由要移到前排去。看堂人允诺后，施剑翘来到了孙传芳身后。待众居士闭目随富明法师诵经，施剑翘悄悄拔出勃朗宁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射出了第一发子弹，紧接着又朝他的太阳穴和腰部各射一枪。
一个统治过全国的大军阀就这样死在了一个无名的弱女子枪下。
施剑翘的坚持得到了结果，这些年她心中的“有”是仇恨。
当天下午，《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报道了“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特大新闻。次日，天津、北平、上海等各报都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施剑翘刺杀成功后便投案自首。
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施剑翘对杀人供认不讳，讲了经过和原因。按照当时的法律，施剑翘的行为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这一案件，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为有期徒刑10年。
看来民国那时的法律还很人性。
当时女权意识正在中国兴起，施剑翘的事迹传遍了全国。1936年4月13日，《新天津报》刊登了她在狱中写的文章《亲爱的同胞，赶快奋力兴起吧》。此谋杀案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报章、杂志争相报导，称赞她为“女中豪杰”“巾帼英雄”，要求政府特赦。
一切希望都是坚持出来的，坚持能让没有希望变成有希望。
在全国妇女会和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这些大人物的帮助下，1936年10月14日施剑翘被特赦释放，只在狱中待了11个月。
这真是个奇迹。
特赦后抗日战争爆发，施剑翘随当军官的弟弟先后移居湖南和四川。目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百姓蒙受灾难的悲惨情景，她主动面见县长，请缨开展救灾工作。1942年，施剑翘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的响应，她捐出了自己的所有金银首饰，被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最终募得3架飞机的资金。为此宋美龄特地通过冯玉祥在重庆约见施剑翘，并邀她到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工作，被施剑翘婉言谢绝。
这时她就懂得了什么叫“无”，什么叫放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施剑翘在苏州的安徽同乡会馆创办私立从云小学，自任校长。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
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间，周恩来、邓颖超撤离南京到达上海。施剑翘为解决办学经费到沪上募捐，曾造访周恩来、邓颖超的居住地。在此期间，她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有过多次接触。
1948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施剑翘率领学校师生走上街头扭起秧歌、敲起锣鼓，欢迎入城的解放军。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施剑翘于是送两个儿子参加解放军，分别进入第二野战军及第三野战军的军政大学。
1952年，施剑翘将倾其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管理。此时疾病发作，她赴北京到协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子宫癌，手术后前往五台山疗养。同年移居北京，后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直到1979年去世，终年74岁。
施剑翘从有仇恨，到有胸怀，到放下一切。她用坚持和胸怀走完了自己成功的一生。
当然还有一说，当时国民党害怕孙传芳投靠日本人，毕竟孙传芳和冈村宁次是同学，不能没有这个担心，决定除掉孙传芳以绝后患。国民党军统局利用了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态，通过各种渠道使施剑翘得到了一支勃郎宁手枪，借刀杀人。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历史就是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东西，里面藏着无数的机缘巧合。但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
人生不过三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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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谈世事，凡人品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