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工作者怎么读《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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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300余万字，若加上《通鉴考异》与胡三省的注，则达600万字，记载战国到北宋建立前的历史，内容包括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等。

《资治通鉴》的成书经过

编写《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巨著，需要史学、史才、史识、史德。司马光学富五车，尤其对历史有着特殊偏爱。孩童时代，听人讲《左传》就很入迷。他自己说，“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献上自己写作的八卷本《通志》，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秦二世而亡的历史。其中，周纪五卷、秦纪三卷，与现在的《资治通鉴》的分卷一致，这应该就是《通鉴》最初的稿子。英宗读后，非常欣赏。英宗下诏设置书局于崇文院，由司马光牵头，他可以自己挑选人员，官府负责拨给经费，继续修史。皇帝想让司马光把精力放在编修《资治通鉴》上，而司马光心中也一直有一个接续《春秋左传》编撰编年体通史的梦想。

治平四年（1067年）初，英宗驾崩，神宗即位，继续支持司马光的编纂工作。神宗在阅读了司马光的部分初稿后，赞赏不已，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资治通鉴》，并把自己为端王时府中数千卷藏书也赐给书局，供编修时使用。神宗还提前写了《资治通鉴序》，当面交给司马光。

在政治上，神宗更看重王安石，而不是司马光。因为与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意见不合，司马光辞去了在朝廷的职务，要求专门到洛阳去修史，得到了神宗的批准。至此，一项为皇家支持的巨大文化工程得以全面展开。

司马光的修史班子包括刘恕（1032年—1078年）、刘攽（1023年—1089年）、范祖禹（1041年—1098年）以及司马康（1050年—1090年）等。这些人在对北宋时政的看法上，与司马光高度一致。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先立“丛目”，丛目是带有史料出处性质的资料汇聚。在丛目的指引下，助手们广泛搜集资料，汇集为“长编”。助手们的具体分工是：刘攽负责汉魏三国部分，刘恕负责晋南北朝隋代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五代部分则由刘恕等负责，司马光的公子司马康担任部分校勘和协助工作，参加校勘的还有黄庭坚等。最后司马光删削长编，编纂定稿。长编与定稿之间，还有一个对史实歧异记载进行考订的程序，其成果是《通鉴考异》三十卷。

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程序可以看出，司马光的雄心有两个，一是编纂一部给君王提供借鉴的政治教科书，另一个是编纂一部翔实可信的中国通史，后面一点可以从其《通志》这个最初的朴实书名中看出来。这两个既有交织又有冲突的诉求，构成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基本动力。

司马光有十分丰富的从政经历，从地方到中央，从南国到北陲，从馆阁、谏诤之职，到主持地方政务之任，面临过很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司马光又是一个有深厚学术修养的史学家，他在从政之暇，写过很多历史评论文章，《司马光集》中多有收录。司马光当初发心编纂《通志》的时候、后来得到英宗的支持设置书局编书的时候以及后来神宗赐名《资治通鉴》继续编纂的时候，其编书的思路、宗旨一直受到资治性和学术性这两条线索的支撑。我们阅读《资治通鉴》，也要明白作者的这两种写作旨趣。

然而有些看起来客观的书写，也要明白其背后的政治动机。《资治通鉴》的纪年最理性客观。比如，三国纪年，以魏为正统，上接东汉，下启西晋。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通鉴纲目》以刘备为正统。这反映了南宋士人对于刘备继承东汉、在成都建立政权持同情态度。南北朝的纪年，《资治通鉴》以南朝为正统，而且到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的公元589年，纪年才从南朝转到北朝，顺理成章。可是，清朝人编纂的《纲鉴易知录》，在南北朝部分，则以干支纪年，这反映了清朝史家不愿意委屈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考量。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资治通鉴》以承继中原的曹魏为正统，固然比较客观务实，又何尝不是因为北宋也是唐五代政权的延续这个因素呢？

王夫之（1619年—1692年）的《读通鉴论》是最全面的一部《资治通鉴》评论性著作，对于史实与史法都有精深的讨论。卷末的《叙论》谈到撰写宗旨，也谈到对如何阅读《资治通鉴》的看法。如有一段文字云：“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也就是说，读《资治通鉴》目的不仅是要知道历史的治乱兴衰，还要用其指导实践。

但是，历史与现实毕竟是有区别的，“夫治之所资，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关键是我们要用“心”（深思熟虑）去体察古今之时宜与事势。“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

在这里，对古人的作为要有同情的了解，对古人的谋略要有换位思考的情怀，“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场景中去学习历史的智慧，“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这样，古人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古今之“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挂在墙上，可以照见我们的衣冠颜容。但是，如何整理衣冠颜容，镜子本身是无能为力的，“鉴（镜子）岂能为功于我哉！”历史的经验只有通过我们内心的消化，“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

通过王夫之这番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资治通鉴》是一部记载历史上家国兴衰、治乱得失的书；第二，《资治通鉴》中的历史叙述，并不会直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我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势、条件加以分析判断。由此看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插入的史论——“臣光曰”只是他自己的一家之言，我们后人读《资治通鉴》不应该盲从司马光的意见。这是我们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需要明白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时段，包含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华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奠基时代。《资治通鉴》完整地记录了周秦之际的巨大变革，即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虽然百家争鸣、商鞅变法不是它记载的重点，但是它却全景展现了这场波澜壮阔变革的政治背景。秦汉时代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包括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结构，政府掌控下商品经济发达的经济特色，以及儒法合流“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格局，都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既融合又斗争的重要时期，也是民族融合与制度变革的重要阶段。进而，隋唐五代则出现了东亚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高潮，而汉唐间的文化与制度变革又为宋代以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总之，《资治通鉴》记载的这一段通史，是迄今没有任何一部史书所能超越的，从而铸就了它不朽的价值。换句话说，要了解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要对这段历史获得一个翔实而又可靠的总体认识，就必须深入阅读《资治通鉴》。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秘书工作》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