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奢侈品如此“征服”西方

油画《梳妆台前的罗马女士》

东西文化之间的奢侈品较量、廉价与昂贵之间的往复追捧，无形中促进了物质的进步，也增加了人们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可能性。

No. 13, Valse des fleurs - Tempo di Valse Kirov Opera and Ballet Theatre Symphony Orchestra;Boris Khaikin - La Playlist Tchaikovsky

在如今的消费主义时代，“奢侈品”成为主人优越富足的社会地位和卓越品味的象征。然而在西方文化历史里，奢侈品（luxury）一词曾更多含有贬义成分。

它起源于拉丁语Luxus（“多余的”，“过剩的”）以及Luxuria（“让人感到冒犯的”），先演化为法语词luxe，意指“放纵的”和“富有的”；在伊丽莎白时期进入英语世界，同样也是先以负面意思亮相。

莎士比亚的剧本中，luxury以及类似词根的形容词，也多数形容一个角色的腐朽和纵欲。

从隐含罪恶感到广受接纳，奢侈品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番波折，也与东方文明发生了诸多缠斗。

东方人才喜欢奢侈品？

公元前550年左右 ，在今天伊朗境内和黑海南岸发展壮大的波斯人，在居鲁士大帝的整合下，灭掉了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成为了希腊人在东方的重要威胁。

在亚细亚和黑海边的东部希腊城邦，逐渐沦为波斯帝国的附庸。包括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内的部分雅典人认为，东部同胞的沦陷，一个重要的诱因是他们被奢侈的生活方式“腐化”了：东部同胞迷恋香薰、金银首饰和各种贝壳做成的饰品，毫无战斗力，才最终被波斯人征服。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宾·莱恩·福克斯质疑这种看法。其理由是，除了武力悬殊造成的东部希腊城邦惨败，更重要的是波斯人本身也非常热衷奢侈品。

与波斯作战的希腊人发现，那些中低级将领，身上无不挂着贵重的金器，甚至有骑士全身上下的铠甲都是金打造的，武器也是金光闪闪的。

后来，弱小的雅典联合斯巴达等城邦击退了波斯帝国，希腊人又开始为自己的城邦民主制度感到自豪。“穿金戴银的东方波斯人”成为了他们嘲笑的对象。在希腊知识分子看来，奢侈品让人变得阴柔、不思进取，最终堕落。

电影《斯巴达300勇士》剧照

奢华、阴柔、神秘、富有、专制、铺张浪费、充满异国风情……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刻板印象，从此播下了种子。

雅典的政治精英，惧怕专制波斯的炫富作风危及民主政治。斯巴达的统治阶层，则担忧波斯的“阴柔”风气会影响斯巴达的“阳刚”气质，把战士变成“娘娘腔”。

然而，透过那个时期的金银饰物等文物，有人推断斯巴达社会的贫富差距比外界所知的要大得多；斯巴达所标榜的朴素、阳刚和平等意识，有些夸大其词。

波斯的奢侈品文化，最终还是渗透进希腊文化。在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二楼，笔者就见过不少古希腊鼎盛时期留下的饰物，包括用珍珠和贝壳打造的首饰盒，以及画满了各种美好人体的陶罐。

希腊的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面具藏品

马其顿王国一统希腊世界、征服波斯后，奢侈之风更加盛行。在今天希腊北部马其顿省出土的文物，有造工异常精致的马其顿王后金王冠和各种珍贵的金银首饰。不得不说，希腊人对奢侈品从厌弃到热恋，证明了追求美和欢愉的人性。

讽刺的是，当位置互换，希腊沦为被征服的对象时，它的文明也被认作“腐化”和“阴柔”。

雅典考古博物馆展品（何任远/摄影）

罗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希腊在文化层面征服了罗马。希腊的宗教信仰成为罗马在基督化前的宗教蓝本；大量的古希腊著作被翻译为拉丁语；希腊建筑风格成为罗马建筑的基础；罗马伟大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西塞罗，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能够熟练地引用柏拉图的名言；那些被派驻到希腊贯彻罗马统治的总督们，无一不热爱希腊戏剧；权贵们更是把大量的希腊雕塑和艺术品搬回私宅……拥有一件希腊裸男雕塑，成为了罗马贵族们炫耀品味的象征。

跟今天的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产生争辩一样，彼时的罗马共和国境内出现了“亲希腊派”和“罗马本土主义者”的争辩。

在最重要的“罗马本土主义者”加图看来，希腊的生活方式，包括美轮美奂的裸体雕塑、刻有美好人体的陶罐、各种金银珠宝等奢侈品文化，将会腐蚀罗马的生活方式，最终葬送罗马共和国蒸蒸日上的国运。

加图围绕希腊奢侈品发出的质问，到今天依然引人思考：凭什么一个裸男雕塑的价值比一亩田更加值钱？罗马贵族凭什么把钱砸在希腊陶罐的身上，也不愿意把钱投资于从事实实在在生产的农夫？

雅典考古博物馆展品（何任远/摄影）

极其注重农业发展的加图，仿佛当年的希腊人般警告：奢侈品所代表的“软弱”生活方式，最终会抹杀罗马人身上的实干、质朴和阳刚气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被包括奢侈品在内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浸润，罗马文化摆脱了早期的“粗野”气质，东风西渐的物质文明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认识的古典欧洲面貌——当然，欧洲文明中对“富有东方”的浪漫化幻想，即使到了今天，也在不断影响着西方人看待东方的心态。

日本与瑞士的腕表大战

另一场“东学西渐”，则发生在东方的日本与西方的瑞士之间。

一直是奢尚腕表生产大国的瑞士，从最开始积累的造表作坊生产模式，到20世纪转型为大规模的厂家生产，成熟的制造与深厚的文化传统，让其腕表始终深受各国消费者的喜爱。

然而到了1970年代中期，它的钟表行业遭受了长达10年的危机，半路“截击者”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日本。

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间，正当瑞士品牌的机械表风靡全球时，一场技术革命正在日本悄然酝酿。日本公司SEIKO在1960年代末成功研制出石英表，这种计时比机械表更加精准的技术，只需要更换电池就能够维持运作。

而此刻，瑞士的钟表业界存在一个误判：认为石英表的成本会远高于机械表，用一种不成熟的技术大规模生产，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在钟表业界，一种传统的思维认为，精度越大的手表，价格越昂贵。拒绝投入石英表批量生产的瑞士腕表企业，用研发奢侈品的模式开发石英表，试图以低销量和高额利润获利。

显然，这个战略在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日本石英表面前，造成了巨大损失。日本厂商还在东南亚等地大量设厂，于是石英表的制造成本一再下降，产量不断攀升，到了1979年，机械表的市场份额终于被石英表超过。

日本石英表高歌猛进，瑞士品牌节节败退。到了1980年代初，瑞士钟表业可以说血流成河、哀鸿一片。

从1973年到1983年，瑞士钟表行业原本的9万名从业人员流失了足足6万人，一些大品牌甚至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瑞士ETA公司依然不改之前的“奢侈品”路线，研发出当时世界上最薄的石英表——“Delirium”系列。它的第一个款式厚度只有2毫米，第二款的厚度更加只有1毫米。

然而这个系列尽管吸引眼球，却毫无实用价值。只要轻轻一压，这个腕表就彻底变形报废了。

瑞士ETA公司推出的当时世界上最薄的石英表——“Delirium”系列

不少投资者相信，瑞士的钟表业将会成为夕阳行业。这时，来自中东的企业咨询家尼克拉斯·哈耶克空降瑞士，成为几乎沉没的瑞士钟表业的“救世主”。

瑞士钟表行业的两大巨头：ASUAG集团和SSIH集团，被哈耶克称作两个“失败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里，部门各自为政，零部件要在瑞士的不同语言区之间生产，生产团队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壁垒很明显；集团的领导层大部分是从瑞士联邦军退役的军人，而车间运营团队又大部分是当地居民，两者之间毫无默契。

据此，哈耶克认为瑞士钟表行业需要整合，需要一份清晰的产业战略。

尼克拉斯·哈耶克

经过4年的“血洗领导层”，哈耶克把两大集团打造成了一个新的巨头——斯沃琪（Swatch）集团。合理的架构，让斯沃琪集团在1980年代中期——新一代电子表技术开始浮现之时，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开始用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模式把石英表“打”下去。

斯沃琪集团设计师让·罗伯特推出的塑胶外壳电子表，被认为是让瑞士钟表业起死回生的“神器”。

斯沃琪联合发明人雅克·穆勒展示他公司的廉价手表

此前几乎没有设计过钟表的罗伯特，成功地把一款“老式的女士内衣”转化为“时尚性感的新潮内衣”——这款塑胶外壳的电子表，迎合年轻消费群体的口味，让年轻人意识到腕表也可以是活力、阳光与朝气的代名词。

自推出以来，比石英表更加廉价、更具设计感的斯沃琪塑胶电子表开始横扫北美年轻人市场，石英表被逐渐驱逐。斯沃琪电子表在5年内卖出了1亿只，研发了超过350个品种。到了1990年代，瑞士钟表业已经完全翻盘。

不过，塑胶电子表的横行并不意味着机械表的末日已到。相反，随着中等价位的石英表遭淘汰，大量廉价电子表充斥市场，一些追求品味的买家开始重新买入了机械表。

1980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兴起，瑞士的制表商发现一些新兴富豪阶层对机械表特别青睐。

英国的《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这些受到商人群体青睐的媒体，也逐渐成为瑞士机械表——比如劳力士等品牌的重要投放阵地。

时至今日，机械表成为了精英阶层的一种自我身份标榜。劳力士更加成为了世界闻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赞助商，与古典音乐的顶尖团体结合，主打富有品味的成功人士市场。

以劳力士为代表的瑞士机械表受到新兴富豪阶层的特别青睐

每年全球关注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直播一开始，镜头里首先出现的，就是劳力士的牌子。

伴随着东西文化之间的奢侈品较量、廉价与昂贵之间的往复追捧，奢尚就这样在无形中促进了物质的进步，也增加了人们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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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本刊记者 何任远

编辑 | 尤丹娜 [e-mail]

排版 | 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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