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之所依——重访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之三）‖ 十、功德谁能量？

2018年10月11日，我在云浮东站登上了开往广州南站的动车，开启了我重访母校的旅程。行程结束后，我撰写了14篇随笔散文，并以《魂之所依——重访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为名，结集出版。如今时间过去差不多两年了，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让我激动不已。母校之恋，同窗之情，此生无法忘怀！

十、功德谁能量？

华中师范大学能够拥有今日这样规模的博物馆，首先要感谢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王自申先生。

　　王自申先生原名洪伦,字纲举，湖南湘潭人。曾师从徐特立先生，也曾求教过毛泽东同志，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曾在《新华日报》社协助潘梓年工作，解放后任中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中南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他是华中师范大学真正的奠基人，为华中师范大学建校工作竭尽全力，最后积劳成疾，于1954年春因肾结石病不治去世。他的遗体就埋在桂子山东区。

　　

钱基博先生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的王自申先生前往钱基博先生家中拜访，看到钱先生家里各类文物收藏丰富，十分喜爱鉴赏把玩文物的他问钱先生：“我们学校是不是也建一个博物馆？”钱先生听后非常赞同，并带头将“数十年笔耕舌缛之余以渐积累……凡二百一十一件，自商周三代历汉唐宋元，以迄于明清”的藏品全部捐出，计有殷墟龟甲、旧玉、旧砚旧墨、古拓、书画墨迹、图书金石等10大类，其中玉器26件，青铜器80件，历代货币52件，古瓷25件，书法绘画28件。钱先生还担任了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席。博物馆于1952年开始筹建，1953年建成。在钱先生的带动下，校内外捐赠的人不断增多。学校教务处长卞彭是李鸿章的外孙，他的妻子王爱施是民国外交部长、国务总理王宠惠的侄女。王氏家族收藏有众多珍品画作，王爱施出嫁时，王家挑选了其中几幅作为她的嫁妆。王爱施慷慨地把这些古画和其他文物捐赠给了博物馆，具体为：《东方塑献寿图》等古画40帧，宋代汝窑碟古瓷10件(套)，乾隆珐琅大盘1件，古树根桌椅1套。张舜徽先生也捐出了他的敦煌石室唐代写本长卷。上世纪50年代初，学校经费十分紧张，但在王自申院长的重视和支持下，学校仍然拨出大笔资金购买了一批文物，并请来专业人士对这些文物进行详细的鉴定、整理和分类造册，纳入学校财产。钱先生在展陈文物分类编目、展品说明和档案编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亲自撰写了《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文物研究》以及30万字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未完稿）等。可以说，钱先生为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建设竭尽了全力。

　　

钱基博先生捐赠的石斧（左）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古文学家、教育家。早年参加革命，1946年任华中大学教授。钱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他推崇章学诚“记诵者学问舟车”的观点，学而不厌，“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以至“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他治学范围极广，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贯，造诣深湛。张謇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其学术著作主要有《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必读》、《经学通志》等，尤其是他的《中国文学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规模宏大，为其通读古今专集的基础上自出手眼的两部巨著。

　　我是通过网上搜集到的材料了解到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的历史和王自申、钱基博二位先生对博物馆建设所作的贡献的。这次重访母校，我十分希望能参观该博物馆。为了满足我的愿望，毕业后一直在母校工作的唐承通同学，在我回校前的10多天就与博物馆联系好了。10月15日上午，唐承通、鲁恩宏、李光满、刘平治4位同学和我一同来到图书馆（新馆）负一楼的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接待我们并为我们讲解的，是一位历史系三年级的女生，高高的个子，甜甜的形象，让我觉得她特别可爱，而校友的身份，又让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了距离。

　　走进馆内，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钱基博先生捐赠的石斧。这把距今近万年的石斧，表面非常光滑，乌黑发亮，这是历代收藏家把玩摩挲的结果，而这上面最后一层的光泽，自然是钱先生留下的了。

　　

钱基博先生捐赠的青铜双耳带盖方壶

我对钱先生有所了解，是在2011年初。当时我在网上选购了钱先生的《经史子集入门——钱基博谈治国学》，翻阅之后，得知先生生前是母校中文系的教授，钱钟书的父亲，我们的老师石声淮先生的岳父。对钱先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随之又想起了石声怀先生、温洪隆先生。遂在该书的扉页上作如下题记：

余从温洪隆先生习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一年，亦尝聆石声淮先生析唐人元结诗。据云石先生授课配画，寥寥数笔，惟妙惟肖；吟诵唱诗，声情并茂。惜未遇之。然石先生以字形证“於”为“乌”，故“於戏”之“於”读“乌”，精妙至极，至今不忘。石先生之师钱基博先生，钱钟书大师之父也，逝于反右之季，越二年，余乃生，故未得受其课，固憾焉，今得其《经史子集入门——钱基博谈治国学》书，亦可慰矣。

　　钱、石、温三先生皆设帐桂子山，三代师承，薪火相传，母校古典文学之教研蜚声学坛，不亦因之乎？

　　余忝列温先生之门，亦尝得石先生之授，然未曾一睹钱先生风采。自不敢妄言师承，而追本溯源，亦及之矣。唯余顽劣，未得先生学问之万万一，实有辱师门。

桂子山一别，匆匆二十又九载矣，石先生已逝，温先生亦已皓皓白首。今得钱先生书，读之如沐春风。其文也雅，其义也宏，未知终余生可悟其义之一二者否。

西历二千零十一年春宋德云记于云浮。

　　如今面对钱先生所捐的文物，可谓睹物如睹人，敬仰之情更甚。

　　

石雕螺髻佛头

在博物馆，我们看到了王爱施女士捐献的《东方塑献寿图》、古树根桌椅。看到了张舜徽先生捐献的敦煌石室唐代写本长卷。也看到了黎元洪、章太炎、林则徐所书的楹联。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故称黎黄陂，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墓就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内，整个墓园12亩，由牌坊、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墓墓碑、墓冢、黎公厅、游廊等旅游设施组成。我想，如果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没收藏有黎元洪的文物，那绝对是一种遗憾。

　　馆藏文物最有价值的，当属明代石叟嵌银丝铜观音坐像，该坐像属国家一级文物，作者是明朝晚期著名铜作工艺代表人石叟。坐像做工精美，人物体态端庄，表情祥和。铜像上的银丝与铜器融为一体，和谐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据了解，石叟所做观音像除北京故宫博物院有收藏外，存世甚罕。而展品中最吸引我们的，是在桂子山出土的一面宋代彭造凤鸟人物镜，镜面上的凤鸟至今仍清晰可见。据网上资料说，1953年前后，学校修建3号教学楼（我们当年不少课都在这里上）时，意外挖掘到一个小墓，墓中出土了一些随葬品，这块宋代彭造凤鸟人物镜是其中之一。

　　师妹给我们重点介绍了石雕佛头上的发型，指出魏晋、唐、元各朝不相同的地方。对照展品，我们又学到了知识。古代石雕佛头，是前些年文物走私的重点，价值之大，可想而知。

　　遗憾的是，钱基博先生捐献的殷墟龟甲、王爱施女士捐献的宋代汝窑碟，都没有展出。

　　据学者胡厚宣统计，甲骨文从1898年发现起，共计出土甲骨15.46万多片。中国共收藏12.79万多片，其中大陆9.76万多片，台湾省3.02万多片，香港89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2.67万多片。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收藏有多少片，暂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价值不菲。

　　

桂子山出土的宋代彭造凤鸟人物镜

师妹在讲解瓷器藏品时，说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瓷器藏品相对于其他类别的藏品要差一些。的确，从所展出的瓷器看，年代不算久远，且多是民窑所出。但我不同意她的说法，因为王爱施女士所捐的宋代汝窑碟古瓷十件(套)，足可以让博物馆的瓷器藏品达到不一般的水平。汝窑因产于汝州而得名，所出瓷器位居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关于汝窑的传世数目有两种说法，叶喆民《中国陶瓷史》认为传世不足百件。上海博物馆出版的《汝窑的新发现》则列举了传世汝窑瓷器65件，且注明了出处。根据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统计，目前已知传世汝窑瓷器为77件。另外根据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2009年12月“传世汝窑青瓷一览”的统计，世界范围内收藏的传世汝窑共计74件（不包括未经统计的民间收藏）。如此，王爱施女士捐给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的宋代汝窑碟，其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2000多件藏品，目前只展出了500多件。唐承通告诉我们，楼高三层的博物馆新馆已经建好，博物馆即将搬迁，届时将有更多的藏品展出。

　　一个多小时的参观，让我们领略到母校的文化底蕴，感受到老一辈先生的高尚人格。从博物馆出来，我们对钱基博先生、张舜徽先生、王爱施女士等为母校博物馆建设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不已，赞叹不已。在满山的绿荫和淡淡的桂香中，我把我的感情凝聚到我写的《参观母校博物馆》里：

大师捐建馆，功德谁能量！

龟甲卜辞古，敦煌写本长。

时空穿宋碟，诗酒醉周觞。

桂子秋山满，先生品自芳。

张舜徽先捐赠的敦煌石室唐代写本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