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望山摩崖造像 | 中国仙“佛”并立第一窟

孔望山位于江苏省连云刚市海州锦屏山东北，属云台山脉的一支，去古海州城不过五里。至迟到康熙五十一年，此地一直濒临“海口”。秦汉至唐宋，孔望山与锦屏山皆以“朐山”为名。据传，孔子曾登临此山，东望大海，故而明代称之为“孔望山”，以至今日。

此地疑似是秦东门所在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 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兴二年“东海朐山崩”，秦东门应该是在此时崩塌。至宋代，《太平寰宇记》中有载：“今石门犹存，倾倒为数段，在庙北百许步。”此处的庙即为东海神庙。东汉永寿元年，东海相满君为祭祀东海神，祈祷风调雨顺，在秦东门崩塌的遗址处建起了一座庙，名为东海庙。在魏晋时期的史籍文献中，这座祭祀东海神的庙宇被又被称作“植石庙”。“植石”者，立石也。很显然，植石庙的称谓即来源于《史记》中“立石东海上朐界中”的记载。

东汉熹平元年，满君的继任者，新任的东海相任恭在修缮东海庙时，将满君建庙的功绩撰写成文并摹刻于石碑上，这便是极负盛名的《东海庙碑》。在碑阴处，任恭刻上了一段17个字的铭文：“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这足以证明了秦东门和神庙的关系与位置。

从孔望山摩崖造像区域现存的遗迹和考古发现来看，首先，可以基本确定此地是东海神庙所在地。其次，如果神庙位置确定，综合前述文献，我认为《史记》中记载的“秦东门”应该也是这个位置。最后，确定神庙和秦东门的位置，有利于解决摩崖造像和附属群像的一些问题。

关于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内容，连云港博物馆1981年刊载的《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有详细的描述。关于摩崖的时代，俞伟超和信立祥先生有《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一文，非常重要。在文章中，二位先生认定“这些造像应当是永寿元年到中平元年间的作品。”更进一步指出：“孔望山摩崖造像和立体圆雕, 应是东汉桓灵之时的道教寺院—“东海庙”祭坛上供奉的神像及其附属建筑雕刻。”

我非常认同这个看法，并结合神庙和秦东门的位置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大海—“秦东门”—“东海神庙”—摩崖群像构成了一个寻求“升仙”的“礼仪通道”。秦汉之际的寻仙访药已不必赘述，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派徐福渡海求取仙药更是人尽皆知。综合史料和历史遗迹来看，孔望山的历史遗存，应该是道教进行“神格化”仪式的宗教场所。

二，孔望山摩崖石刻的位置，显示了其处于这个仪式的起点：道士先进行参拜神像，然后通过神庙（神道）、秦东门、达到大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仪式过程。

三、孔望山的摩崖造像当为道教造像。然而受佛教东传的影响，已经出现了仙人化的佛教形象。温玉成将其称之为“仙佛模式”。俞伟超先生称孔望山“ 是一处佛道杂糅而以道教为尊的礼拜场所”是基本正确的。因此，孔望山理所当然的是中国最早的“仙佛并立”，以道教为主的摩崖石刻群，这也本文标题的来源。

有些新闻标题说：“孔望山摩崖造像石刻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佛教摩崖造像。”我觉得是不严谨的。

关于孔望山造像的题材，阎文儒《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题材》中将一些群像定为涅槃图，还有舍身伺候图，以及佛像、力士像。我认为均不正确。巫鸿在《礼仪的美术》一书中写有《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2—3世纪)》，也对此进行了否定，他认为“实际上，抛开某些基本概念上的相似，很难判断在孔望山的这组造像与犍陀罗涅槃图之间有何特定的联系，甚至称不上是犍陀罗涅槃图的粗略摹本”。巫鸿还进一步指出，孔望山的某些造像，尽管他们清晰的表现出印度佛像的某些特征，却可以明确地说并非佛像。

信立祥在《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道教人物考》中把三尊主像定为太平道教的神像，但是其认可了阎文儒涅槃和舍身饲虎的说法，认为道教强调“升仙”，佛教强调“涅槃”，将佛教的两幅图像分布在道教两侧，“极有可能当时的人们把涅架图和舍身饲虎图理解为升仙图, 才将它们刻在那里的。”我认为，通过士大夫传播的佛教，不太可能将佛教思想与道教进行这么无缝的对接，显得不合常理。

因此我认为，孔望山的主像只能定义为道教神像，至于究竟是谁？因为缺少榜题，将其解读成“老子化胡”的老子看起来似乎是合适的。

上图是所谓的涅槃图。

引人注目的孔望山佛教因素是人们争议最大，研究最多的内容。巫鸿认为孔望山造像中存在着佛教因素，包括孤立的“佛像”，高肉髻的特有标志等。这说明佛教因素此时已经达到海州地区，在公元2-3世纪深刻影响着本土宗教——道教。因此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一种佛教与中国传统神仙并存的，如同温成玉所言的一种“仙佛模式”。可以更进一步的断定，这里的“佛”仍是道教里的仙，只不过是具有糅合了佛教因素的中国神仙而已。

如此就不难解释孔望山，这一历史现场的种种迹象了。一个祭祀海神的道教庙堂，断然不会奉祀另外一个截然不同宗教的“神”。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主持仪式的道教一方，亦或是老百姓，怎么能容许一种“异教”居于祭祀的中心位置。所以，这是一个具有佛教因素的中国传统神仙形象。

孔望山的几尊圆雕也非常引人关注，一个是大象，一个是蟾蜍，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东海庙碑的底座。在汉代，蟾蜍被作为月精，居于月宫之中，南阳汉画馆的嫦娥奔月，或许可以解释成“升仙”。人们把蟾蜍作为一种瑞兆，有辟五兵，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之功。而大象并非是佛教中的大象，这是频繁出现在汉代艺术中的祥瑞题材。巫鸿也指出，大象在商周艺术中绝不陌生，并不能以此说明这个题材源于佛教，他更是举出了张衡《西京赋》中“白象行孕”的例子。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只白象和蟾蜍或许是东海神庙庙前神道的遗物。当然，这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来进行佐证，现在只能是一种猜测。

孔望山还有龙洞，上有宋、明题记，足见当时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山顶还有杯盘石，也是汉代遗物，时间关系没有上去找寻，留给下次了。

孔望山摩崖石刻群像虽然表现的不是正统佛教概念，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只鳞片甲的佛教元素的结果，然而这些石刻的出现与刚刚萌发于2-3世纪的中国佛教艺术是密不可分的。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还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进入海州，学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就我肤浅的认识来看，应该是经僧侣和普通信众不遗余力的传播佛教思想的结果，佛教因素被僧侣和信众携入本土宗教中，和这些宗教信仰相结合，才能生根发芽，不断壮大。

如果是这样，我们后来所见之敦煌、云冈、龙门诸石窟规模庞大的佛教造像，也不过是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传入中国后，在本土宗教的力量夹缝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结果。

佛教选择了海州，这个靠近佛教史中屡屡提到“大事件：楚王英奉佛之事和笮融所建之浮屠寺”的发生地——彭城。佛教选择了他在中土最早的一个立脚点之一，小心翼翼的将自己的形象铭刻在孔望山——这个奉祀海神的太平道神圣的庙堂之上。

此后的佛教，大放异彩，如梦如幻的石窟寺遍布华夏大地，谁能想到，那个海之滨，山之崖，庙堂之上的孔望山，才是所有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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