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我们需要反垄断吗？

《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法”。中国的《反垄断法》在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此前已经有了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1997年的《价格法》。

美国的反垄断法要早得多。一百多年前的1890年7月2日，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谢尔曼法案，也就是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中国的反垄断法，显然受到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影响。

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反垄断呢？

对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曾经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美国反托拉斯立法的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反垄断的看法几乎是一边倒地赞成。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法案时的压倒多数，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的反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很多产业中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型企业，美国社会因此有了一批“大亨”：铁路大亨、钢铁大亨、石油大亨、化工大亨、造船大亨等等。

这些企业的规模之大，生产力之强，这些大亨的财富之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加之当时美国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措施不多，这些掌握巨额财富的私人，会不会利用这种巨大的实力破坏市场竞争？这是美国社会舆论当时很担心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部法律，核心的目标是把“限制贸易”和“进行或企图垄断”作为违法犯罪行为来打击。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确信，必须用反垄断法控制那些大企业，防止他们破坏市场秩序。

凭借反垄断法，美国政府办了几个大案，比如分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和分拆AT&T。不过，更多的反垄断大案则是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诉讼，比如1969年开始的分拆IBM案，最终在1982年以撤销诉讼告终。

并非巧合的是，正是在IBM这个案子进行中，也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反垄断的看法有了转折性变化。

首先，人们发现，反垄断法针对的目标——“限制贸易”和“进行或企图垄断”，都是很模糊的说法，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后来，美国国会追加了好几个补充性反垄断法案，但仍然没能改变这种模糊性。

比如最基础的问题，占据多少市场份额就算是“垄断”了？市场份额第一？还是超过半数？还是超过80%、90%？

不同行业的特点不同。有的行业容易向头部集中，比如铁路、电信、市政设施，不可能有很多家公司同时竞争性经营。有的行业，则天生就很分散，比如餐饮、服装，就算是行业巨头，也占据不了多大市场份额。很难精确划定一条统一适用的“垄断分界线”。可是，不精确划定，法官怎么判案呢？

接下来，顺着“把事情说清楚”这个思路继续研究，经济学家们逐一分析了反垄断法禁止的那些商业行为，比如价格歧视、排他性交易、公司并购等等，运用科斯开创的交易费用理论。一番分析研究下来，经济学家们发现，这些被禁止的“垄断行为”其实都是合理的市场操作，不是提高效率，就是降低成本，并且，也没有“限制贸易”。

这场经济学的研究催生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法与经济学”。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新学科，把经济学知识，尤其是交易费用的知识，引入了传统上没多少经济分析的法学之中。

“法与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很有活动能力，不光著书立说，还给美国联邦法官开培训班。几百位美国法官听过他们的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瑞典领完奖，急着回美国，就是因为轮到他给法官们讲课了。

这一番努力成果很大。现在，美国所有的法学院都配备了经济学教授。经济学思维改变了很多美国法官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这给美国的反垄断法来了个釜底抽薪。经过“法与经济学”，谁再主张反垄断法，简直就是愚蠢可笑不可理喻。用科斯的话来说就是：“我烦透了反垄断法”。

经过这么一翻个，看来，反垄断法的正当性已经荡然无存了。所谓反垄断法，其实就是经济学知识不足的结果。大家多学点经济学知识吧，别再提什么愚蠢可笑的反垄断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对“法与经济学”的反反垄断，又提出了新问题。照这个势头下去，很可能会出现“反反反垄断”。

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今天的局面，类似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私人巨型企业。不同的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在中国是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这些行业没有出现私人大亨。中国出现的巨型私人企业，主要在房地产、互联网等新兴行业。

按照“法与经济学”的观点，对这些企业，即使他们的规模再大，也没有必要实行反垄断。他们的那些商业操作，诸如大数据杀熟、强迫供货商“二选一”、低价倾销占领市场、巨额补贴打击竞争对手等等，“法与经济学”都早有解释，可以证明，这些市场操作都有合理性，并且不会危害市场竞争秩序。

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熟悉中国社会现实的人，恐怕都不会因此放下心来。明显的事实是，这些新兴的垄断企业，还有很多“法与经济学”没提到的“操作”手段。

我曾经参加某省宣传部门组织的活动。闲聊中，宣传部门的干部提到一件事。某互联网巨头有了丑闻，但是很快，相关帖子在网上被删除得一干二净，丑闻的影响被降到最低。

有人因此讽刺宣传部门说，你们的工作，可够“努力”的啊。言外之意就是宣传部门积极为巨头服务，把网上的丑闻帖都给删了。宣传部门得知后，大吃一惊，原来，那根本就不是他们下命令删除的，而是互联网巨头运用自己的力量删除的。更重要的是，用宣传部门的话说：要是我们想删，可删不了那么干净！

看到了吧，这个巨头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网络舆论——比国家宣传部门控制得更严密更有效。产业巨头因为垄断而拥有的力量，绝不会局限在市场竞争中，而是会用到各个方面，包括控制舆论和插手政治。

这可是“法与经济学”的那些经济学家没提到的。

经济学家们虽然逐一分析了反垄断法禁止的种种市场操作，并且证明了这种禁止都是多余的，那些市场操作其实都有其合理性，但他们的假设是：企业只是个经济组织，只谋求经济收益。

问题在于，这个假设不成立。

对个人和组织来说，当掌握了足够巨大的财富以后，他们可不会把自己的影响力限制在市场竞争和经济领域中。只要有助于他们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没有什么领域是不能进入的。而因为拥有巨额的财富，他们有无数种办法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政治、法律、舆论甚至外交这样的国家事务中。

“法与经济学”的那些学者们，之所以会忽略如此重要的现实，或许是因为，在战后的美国，政府的各项机制相对完善，垄断者兴风作浪、纵横捭阖的空间很小。这给他们造成了错觉，好像垄断者的威力必然局限在经济领域中。

可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可没有美国那种完善的机制。所以，在这些国家，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行业垄断者，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插手政治，甚至控制国家。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法与经济学”证明了企业并购不构成垄断，证明应该让企业自由扩张，这样才是效率最大化。美国因此拆除了储蓄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混业禁止。很多银行借机混业经营——什么赚钱干什么，怎么赚钱怎么干，于是，就有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且，他们还是“大到不能倒”，国家和民众还要继续出钱供养他们。

类似情况，在美国或许只是个经济危机，但换了其他国家，可就是政治危机、国家危机乃至生存危机了。黎民辗转死沟壑、生灵涂炭，并非夸张。

既然如此，我们需要反垄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