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哈的一亿美元遗产纠纷

几天前,围绕已逝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一亿美元遗产、长达数年的法律纠纷,终于告一段落。

ZHA(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的主要负责人兼首席建筑师帕特里克·舒马赫败诉,这意味着他想成为扎哈遗产唯一执行人的愿望落空了。

帕特里克·舒马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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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2016年。这一年建筑“女魔头”扎哈·哈迪德的突然离世,给世界留下了无尽惋惜遗憾,还有一笔巨额遗产。

这份遗产包括扎哈个人的绘画、素描、建筑模型、ZHA的股权和在迈阿密与伦敦的财产,总价值近1亿美元(现价值1.33亿美元)

扎哈去世后,根据其遗嘱协议,扎哈的事务所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侄女拉娜·哈迪德、好友布莱恩·克拉克、好友彼得·帕伦博四人将成为遗嘱的执行人,和扎哈的家人一起分得其中部分财产。

剩下的约8500万美元(现价值1亿美元)则放入扎哈·哈迪德基金会(Zaha Hadid Foundation)慈善机构,同样由四个遗嘱执行人担任基金会负责人,在扎哈去世后的125年间对这笔钱拥有完全的酌处权。如果四人在分配的期限内产生了分歧,则将把这笔钱交由基金会全权处理。

遗嘱料理完毕,事情到此本应告一段落,不想却揭开了一段四年纠纷的序幕。

2018年6月,帕特里克忽然辞去了基金会负责人一职,并在同年11月向伦敦高等法院起诉拉娜·哈迪德、布莱恩·克拉克和彼得·帕伦博三人,要求将三人从基金会和遗嘱执行人撤职

帕特里克认为,三人在接管Zaha Hadid Holdings(ZHH)董事会的控制权后,试图“改变Zaha Hadid Limited(ZHL)的建筑实践的原则和商业模式”,破坏了ZHA持续经营的能力。

而且三人对他还存在毫无道理的敌视,比如:三人不允许他在2016年9月的扎哈追悼会上讲话;强迫他从基金会中将987万美元转移到由其他执行人控制的一家控股公司中;告知他不符合共同执行人的要求,将被ZHA解雇等

帕特里克起诉另外三个遗嘱执行人的报告截图

被控诉的三人随即聘请律师予以还击,认为帕特里克不过是想罢免他们的职务,使自己成为遗产的唯一执行人,以便从遗产中牟利。而且帕特里克此前“曾滥用否决权,未能区分利益冲突,对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缺乏承诺,还与公司员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两年。

最终法院判定帕特里克的指控因难以证实而无效,扎哈的遗产归扎哈·哈迪德基金会(Zaha Hadid Foundation)慈善机构所有,用于建立一个博物馆,并提供奖学金支持阿拉伯妇女的建筑教育。

扎哈·哈迪德基金会的扎哈遗产展品

在打官司的两年里,帕特里克个人曾饱受质疑,被质疑最多的就是他意图通过控诉来成为扎哈遗产的唯一执行人。

“我别无选择。”

帕特里克用委屈而无奈的语气地解释说,他只是希望按照扎哈的意愿推进诉讼程序

而扎哈的侄女拉娜·哈迪德则表示:“我姑妈扎哈要是了解舒马赫在做什么,我们会很沮丧的。我们感到有义务抵制他的主张,以捍卫她的好名声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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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控诉双方都以“捍卫扎哈的遗愿”为自己辩护,这起法律纠纷就有了罗生门的味道。甚至连法官都一度称之为一起“有毒争议(toxic dispute)”。

但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帕特里克本人想必是清楚的。

毕竟这世界上最了解扎哈的,非他这个与之搭档了28年的合伙人莫属。

帕特里克于1961年生于德国,1980年代初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哲学和数学,随后在斯图加特学习建筑,并于1987年在伦敦南岸大学进修。

“我开始在ZHA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尽管当时还没有建成作品,但她的设计是如此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并且富有张力和美感,已经使很多学生对她的绘画和设计深深痴迷。

1988年,当我还是伦敦南岸大学的学生的时候,在一个解构主义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扎哈。我在大会上深切感受到她作品的美。不像大会上其它的发言人,扎哈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是极其真挚的,毫无炫耀。从那刻起,我就决定要加入她的事务所了。

当时扎哈的工作室很小,只有一个房间。今天,尽管事务所已经占据了整栋建筑,但我们仍然保留着这个房间,而我的位置也仍然在这个房间里。28年过去了,这就是我起航的地方。”(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帕特里克曾经用细腻的语句描述过和扎哈相识和共事的往昔。在那段经历里,两人既是一起打拼的合伙人,也是共同探讨建筑理念的益友,相互支撑着走过艰辛、迷茫和没有项目的日子:

“刚开始工作时我很纠结。肩头的担子很重,压力巨大。我每天顶着压力工作到深夜,不仅要做出非同一般的设计,还要保证整个团队的成果都完美卓越。我曾一度羡慕清洁工平淡简单的工作,没有任何压力,只要认真打扫几小时,肯定是会打扫干净的。相反,我却完全不能确定我的工作与努力是否有好的结果。

……我们曾经是完美主义者,现在也是。而扎哈则是追求完美主义的极致。我们经历过的困难时刻太多了,每一次都充满压力、挣扎与抗争,通常是因为我们无法让自己满意,同时,要满足外界对我们的期望也真的很难。

在维特拉消防站之前,事务所并没有任何建成项目……维特拉消防站终于在1993年建成,非常成功。我们在所有草图和图纸中所设想、模拟的设计和效果,手绘出来的所有场景,最后都一一成真了。我也曾犹疑、彷徨,但维特拉消防站的建成终于让我释怀,确信我们的设计是可行的、有意义的。”(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得益于维特拉消防站,事务所积累了不少名气,也接到了不少项目和竞赛。

但扎哈和帕特里克的风格和理念在当时实在过于超前,导致事务所屡屡碰壁。二人只能折衷处理,结合实际项目中遇到的问题不断简化、调整设计风格,使其更加“合理”、更容易被甲方接受。

随着项目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事务所受到的媒体关注和找上门的业主也与日俱增。事务所的项目遍及全球,与之相对的是不断扩张的公司体量。

“在我(帕特里克)入职时,事务所只有4个人。从2003年到2008年,我们从40人发展为450人。公司扩张其实正是我所主张的,但扎哈却对此有点担心。我一直在招新人,因为我知道我们会有更多的项目,会赢更多的竞赛。

事务所那时就是一个自下而上完全自我运营的系统,根本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管理或者正规的责任机制,对每个项目应该派多少人、花多长时间进行设计完全没有控制。每个人都非常忙碌,东奔西跑地做项目,坐着公务舱满世界飞。但由于设计费是足够的,因此没有对这些开销在意太多。我们沉醉于这种过山车般的体验,所有事情都那么迅速与激烈。”(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面对不断变化的事务所和设计市场,帕特里克在公司内的角色定位和设计理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奠定了他参数化设计理念和手法的雏形,也间接影响了扎哈:

“扎哈是个有极高原创性的创作者,她的作品新奇,有冲击力,引人注目的同时又兼具可行性。我的角色最早是协同设计,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把控并且论证这些创意的合理性:通过采用流动曲线扭曲与变形,使设计适应任何不规则的场地、实现建筑空间灵动同时完成复杂的建筑功能性要求;渐变效果以及对景观与地势进行推衍,可以创造出相互渗透、跨层的空间,并把丰富的空间无缝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当代社会是复杂与多元的,讲究开放与流畅的互动,我在早期就意识到,这些创新是符合这些需求的。于是我创立了一些概念以及理论来解释这些理念,并协助扎哈一起,引领事务所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协助扎哈与上升中的新一代看齐,以保证设计的前卫性……我认为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并且有凝聚力的做法,也是放下解构主义、加入新浪潮的契机。

我说服扎哈这是正确的道路,但这并不是她会去做的事,因为把自己这样一个极富创意的天才与他人归为一列,她对此自然是抗拒的。她可能从来没有清楚地承认过这一点,但在我看来,这是事实。

事实上,从建筑研究室出来的学生用计算机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扎哈最终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将来的设计不能再依赖草图或绘画来呈现了,三维建模与编程就是未来的方向。”(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对现代主义的研究性批判和反思,以及项目的成功,使二人配合看上去无比默契,对于参数化建筑设计的探索也越发成熟和自信:

“我(帕特里克)会以理论为依据,思考建筑的历史意义以及人类文明的需求,深入审视我与扎哈的设计直觉。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最终的分析中,我们的设计没有任何含糊不清或解释不通的地方。我对所有“艺术感”的事物的合理性以及设计手段存在质疑。

在21世纪,设计的理性比上个世纪更加复杂。20世纪的建筑理论体系尚未成熟,与之相比,在当今的理论环境下,搭建我的理论大厦是更繁复的,将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当代城市的复杂性催生了解构主义。参数化主义承接了由解构主义开启的这一使命,并且更有说服力与影响力。参数化主义的发展要更加长远,已经诞生了更多的建筑师以及更为重要的作品,这是解构主义从未企及的。不需要通过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参数化主义也已经在建筑领域站稳脚跟,并且已超越了建筑范畴……参数化主义的发展充满挑战,但是我深信它终将迈向全球化。”(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帕特里克用图像对参数化主义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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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搭档的猝然离世,使帕特里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为了ZHA和扎哈的参数化帝国继任者

与扎哈的锋利而含蓄不同,帕特里克喜欢著书立说,而且不忌讳在媒体和公众前陈述具有争议的观点。

(上图摄影:Jerry Yin) “扎哈对于参数化主义是含蓄的,这也是因为她知道参数化主义将面临很多批评。

另一方面,她对参数化主义抱有当年对解构主义一样的态度,不希望自己标签化。但她从没有阻止我使用“参数化主义”,她友善地容许我在教学与公开演讲中,用我们的作品为参数化主义加以说明与辩论,而在她的教学中,则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读这些作品,我当然也是尊重她的做法的。因此,我们互相理解包容彼此稍微不同的态度,但归根结底,作品还是同样的作品,不同的只是解读的方式罢了。”(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作为ZHA的总建筑师、大学导师、作家和理论家,帕特里克对于学术和展览的邀请也鲜少拒绝,频繁地出现在公众前,自信地分享他对于参数化主义的独特见解。

帕特里克是各大讲座和论坛的常客

这些独特、超前、激进的观点,让他收获了一大批拥趸者,但也遭到不少批评和反对。其中最具争议的是他在2016年世界建筑节上的发言。

在演讲中,帕特里克呼吁政府摆脱法规干预将所有公共空间私有化并废弃社会保障住房提倡让自由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伦敦住房危机

这些措施包括:

1.规范规划者:必须以发展权为出发点,严格定义和界定规划者的范围和限制发展权的正当理由;

2.废除所有土地用途的规划:让市场自发分配土地用途,直到找到与工作和娱乐场所的适当平衡;

3.停止所有对“ 社会环境保护”徒劳无益的尝试;

4.废除所有规定性的住房标准:市场有最好的机会发现最有用,最有生产力和生活/繁荣的地方混合。实行住房标准不会保护任何人,只会消除选择,从而使我们所有人都变得贫穷。停止对(住宅)真实国家市场的所有干预和扭曲;

5.废除所有形式的社会和经济适用住房:不再强加各种类型的经济适用住房配额,逐步淘汰和私有化所有议会住房,逐步淘汰住房补贴制度;

6.取消政府对购房的所有补贴,例如“帮助购买”;

7.废除一切形式的房租控制和租约监管,取而代之的是按租约条款自由签约。这是创建密集的城市结构的秘诀,是在后福特主义网络社会中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关键条件;

8.将所有街道,广场,公共场所和公园私有化,甚至可以将整个市区私有化。

此番惊世骇俗的言论立即引起伦敦居民的强烈抵制,反响之强烈甚至波及到了已逝的扎哈。

为此,拉娜·哈迪德、布莱恩·克拉克和彼得·帕伦博三人第一时间和帕特里克划清了界限:“帕特里克·舒马赫最近表达的关于关闭艺术学校,放弃社会住房以及在海德公园上空建筑的观点是他的个人观点,与我们无关。大家知道扎哈女士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她(如果在世的话)将完全反对这些观点,并且将自己与这些观点分离。

此后三人和帕特里克的关系一落千丈,矛盾不断,为文章开头的那场纠纷埋下了导火索。

帕特里克本人则深陷舆论漩涡中,被打上了无政府主义建筑师”、“讨厌先生”的标签。

对此,他尴尬地解释说:“我只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并获得比我的讨论更多的东西。然而事实证明,我所涉及的主题过于敏感,根本无法以任何直接的方式来进行。”

帕特里克还认为,限制工作时长将使欧洲公司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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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言论上的争议,帕特里克作为ZHA业务负责人也同样不太如意。

今年4月份,ZHA的帐户显示在截至去年4月30日的12个月中,公司营业额为5660万英镑,比上年增长30%。但是税前利润却从430万英镑下降至190万英镑,低于2018年的470万英镑。

与前一年450万英镑不同,公司去年也没有向股东支付任何股息,也没有向扎哈·哈迪德基金会捐款。但2020年的账目却包括一位董事(被认为是帕特里克)的“应计薪酬” 530万英镑,2019年的账户则不包括类似的账目。

ZHA2019财政年度按地区划分收入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和帕特里克的业务能力有关,但ZHA的发展显然没有预期中那么顺利

再加上三个遗嘱执行人、12个ZHA副董事、扎哈·哈迪德基金会等多方势力的存在,帕特里克要掌管如今的ZHA、处理好这笔巨额遗产,早已不是单纯的刘备托孤孔明,倒像是ZHA版的《权利的游戏》。

要传承好扎哈衣钵,谈何容易?

在个人理想和资本利益紧密纠缠之后,帕特里克既可能是维护扎哈遗愿的卫道者,也可能成为伺机从遗产中牟利的伪君子。

他那句捍卫扎哈遗愿的口号,听上去就难辨真假了。

于是,有人说他是个精明的商人,嘴上高喊参数化主义,心里却全是项目生意;

有人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利用扎哈和事务所的影响力,来达到自己名利双收的目的;

也有人说他和扎哈共事了28年,早已视彼此如知己。在继承扎哈遗志、扩大ZHA影响力这一点上,他一直尽心尽力。

……

无论外人如何评价,也只能回到开头那句话,帕特里克的意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只有时间能给出最终答案。

而对吃瓜群众来说,这场一亿美元遗产纠纷的最后结果还算皆大欢喜。

因为只有这样,两个建筑师之间曾有的深情厚谊、临终嘱托、建筑愿景,不至于在金钱利益面前化作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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