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观察：日本武士道的畸形发展
| 方略
【提要】提起日本的传统文化，人们总会想起樱花与武士道，似乎这两样事物，已经定格为东瀛的象征。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崇尚凶猛、神秘的一面，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日本有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会受到的普遍尊崇。武士精神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至深至远。日本走上侵略扩张道路，与其民族文化中浓厚的武士道精神密不可分，武士道精神越千年，生命力极端顽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武士道滋生于日本封建幕藩制度土壤中，是日本意性文化的结晶，代表着古代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渊源于封建土壤的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畸型发展，成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国民普遍的行为道德和行动准则，成为日本统治者推行军国主义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明治政府经过一系列改革，基本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得不和封建武士势力相勾结，使得封建武士在明治政府中掌握了重要特权。于是，在日本近代社会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其中，封建武士道几乎被全部保留下来。因为明治统治者发现武士道有利于巩固统治、控制军队，更便于驱使新时代的“武士”去进行侵略战争。
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戒”：用武士道精神强迫军队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说军人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为了加强军队控制，1881年建立了严酷的宪兵制度，在此基础上又于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重申军人要严格遵守武士道。这样，武士道就成为军国主义的灵魂，一方面维护天皇的权威，一方面紧紧控制军队使之为天皇的战争卖命。
在众多日本学者的武士道论述中，武士道就是日本精神和民族传统的代名词。明治维新以后，把持权利中枢的武士军人政治家运用国家权利和天皇的精神权威，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全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先是通过《军人精神基本》、《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以武士道构建近代军人精神；继之又通过《教育语》，将武士道扩展为国民道德，揭开了武士道发展史上的崭新的一页，封建的武士道摇身一变成了“天皇的武士道”。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人，即将效忠对象由多元转化为一元。因为天皇总揽国家大权，效忠天皇就是效忠国家。
其二，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德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
其三，将山鹿素行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而极端鼓吹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明治时代对武士道的改造，是与明治政府确立的武国立国方针相一致的。
明治政府确立武国方针后，全方位地进行扩军备战。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颁布《教育敕语》为标志，把原来只适用于武士阶层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全体日本国民，使具有军国主义内涵的武士道成为全体国民的行动指南。就这样，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改造，武士道成为毒化、控制日本国民的重要精神工具。
被武士道武装了的日本民众在日本政府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野蛮、残酷、好勇斗狠、殉死、“玉碎”等武士道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使日本国民深受其害，更给被侵略国家和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武士道的精髓就是忠诚，其次是勇敢，这是尚武传统与禅宗结合的产物。“武士道就意味着死”，武士的自尊意识极为强烈，视名誉重于生命，为了荣誉可以不顾一切，以至切腹自杀。十七世纪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说：“对于武士来说，最为要紧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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