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刘先生《导乎先路论》

推荐阅读刘先生《导乎先路论》

渐新堂

历史轨迹常常留有深深的烙印，需要我们去爬梳整理。

一则关乎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修养的争论，使得刘先生发来了他十多年前的一些思考。

在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涉及到教育理想人格的培养时，刘先生的这些思考，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现将《导乎先路》贴于此，供感兴趣的微友花时间阅读。

我在2004年10月说过下述这番话：
    和孔子一样，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治国人才。他的教育内容是：培养人的美德、教人学习广博实用的知识、教人锻炼身体。孔子以六艺教学生，即：礼、乐、射、御、书、术。从广义的范围来看，他们都注重了人的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我隐隐感觉到，苏格拉底的学生比较善于进取，而孔子培养的人才，应该是雍容大度的。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他的学生是要为君主服务的，在君主的领导下治理国家。而孔子的学生是在治国之道上比各国君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人，他的学生是去“辅佐”君主的。这即是屈原说的“来吧，让我在前面给你带路”。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他追求的是将自己的学生培养成君子。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子路的志向是治国使民有勇知方，冉有的志向是治国使民富足，公西华的志向是愿为宗庙小相。这些志向都是孔子教育而产生的积极结果。但孔子表示特别赞赏的却是曾皙的志向——暮春时节与一群年轻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皙的志向中不见治国，但这恰好是具有高尚文化品质的人徜徉在高雅生活情趣中的动人画面。黄仁宇说孔子雍容大度。孔子评四子的志向即体现了这一点。
   但在刘向《说苑》中，却记录了另一个“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焉”的故事(1)。也是孔子使各人言其志。子路的志向是“举兵而击，攘地千里”，子贡的志向是“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而颜渊则言其志为“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西汉刘向《说苑》记录的这个故事，很大程度上是杜撰出来的，但刘向所处的时代，的确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的基础上大大向前迈进了。即使在别的儒家学说中，孔子单纯的“雍容君子”的教育目的，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产生于孔子之后的《礼记》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阐发了儒家教化的最终目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人，在止于至善”，也提出了君子治理学问的最高境界。在孔子时代，孔子的学生不担心不被人使用，但到了孟子时代，则不同了。孟子看到学成君子的人也有人没有机会进入仕途，或是进入了仕途但不被重用，于是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知识分子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强调要善于“养浩然之气”。《贾谊新书》中提出君子要僶俛加志，学习达到尧舜的圣贤境地(2)。《扬子法言》中说“孔子铸颜渊” (3)，也要求知识分子锻造自己，“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 (4)。
    稍晚于孟子的《荀子》，杜撰出孔子“人有五仪”说(5)。把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称为“庸人”，受过教育而逐层上升的人再分为“士”“君子”“贤人”“大圣”。他借助孔子的名分阐释“圣人”为：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乎万物之情性。
孟子、荀子以及《礼记》等儒家学说，都在教育出治理国家的人才上，阐述了教育的最终培养目的。与孟、荀时代相近的屈原，更在《离骚》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屈原说楚怀王为何不“抚壮而弃秽，改乎此度”呢？他殷切地对楚怀王说：我将“乘骐骥以驰骋兮”，你快来吧，“来吾道夫先路！”(6)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教育理想将培养治国精英的任务担在了自己的肩头，“为明王圣主作相”“为君导乎先路”就成为了那个时代（先秦，诸侯割据争雄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
     能否为国君“导乎先路”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国家统一了的时代里，这一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而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杜甫则是“导乎先路”的典型例子。长安十年经营杜甫想的都是如何进入统治集团内部。当他当上官以后，他写的“三吏”“三别”表现的是关心民生疾苦的儒官情怀。安史之乱后，杜甫有机会走到皇上身边，做起了“拾遗”谏官，才真正有了“导乎先路”的机会。毛泽东主席赞赏的杜甫写的《北征》诗(7)，正是产生于这个谏官时期，《北征》表现了知识分子浓烈的“导路”情怀。虽然作谏官的时间很短，但对杜甫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人生阶段。他后来流落西蜀，流落东川，流落到湘江，对别人提起时，最光彩的还是这段谏官历史。
    但像杜甫这样得到在皇上身边进言机会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唐代的柳宗元是个很不错的知识分子，但他的所学，一接触到现实的政治生活就碰了壁，路还没有导多久，就遭贬谪（许多知识分子都像柳宗元一样遭受过贬谪），柳宗元因此转而强调修炼自身的“刚健、纯粹”之气(8)，强调“植志持身” (9)，强调“师成友增” (10)。柳宗元走了孟子“穷独”的路子。走上穷独之路依旧不能释怀的知识分子，比如陶渊明，比如苏轼，则不是像孟子说的那样去自我养心，而是奔向道家（陶渊明）、奔向佛家（苏东坡）去寻求思想上的苦闷解脱。
    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依旧有知识分子保持着这份先导理想。北宋时代的胡瑗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 (11)，他的教育理想也是这种观点。他认为自己生平所读书，即“事君之礼” (12)。
     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学者们更多地认识到“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 (13)。现实启示了他们，别再希冀着皇帝能谦恭地让知识分子时时、事事在前面给自己带路。他们转而研究起“明人伦”的问题来。我曾经说过，宋朝理学归结到“明人伦”，一定是“导乎先路”出了问题。理学家们不再考虑怎样给皇帝带路的问题了。程颢说：“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伦，化成天下。”(14)他直接把教育的目的表述为“明人伦”。“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伦，敬而已矣，便是约处。”(15) “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16)程颢有这样一段话：“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17)理学家推崇颜渊的处世态度，世既无人，可以像孟子那样以道自任。如果有人，就应该学习颜渊。但问题是程颢所处的时代，哪里有像孔子一样的人在呢？程颢一定是有所隐而不发的原因吧。程颐也提出：“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18)。” 程颐更从学者自身找原因：“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19)程颐在程颢“明人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察自身”的观点，他说：“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20)南宋的陆九渊循此“察自身”而发展为“尊德性”，提出心中求圣。他把“吾心”与“宇宙”等同起来看待，“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21)，“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22)他的这种心中求圣的观点，与唐代六祖惠能扩大吾心而为西天、心中求佛的思维是一致的。惠能在唐，陆九渊在宋，中国的思想界在这个阶段都逐渐从儒家的唯物思想发展而为理学家、佛家的唯心思想。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宋代的理学家不走陶渊明、苏轼在道家、佛家中寻得心理安慰的路子，而是借助孟子的心性学说，去深挖起唯心的东西来。他们讲宇宙，讲得一番大气，自以为宇宙的所有道理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其背后是儒家道德思想在支撑。我看宋代理学家，于是想到：理学家们研究道学，培养所谓的道学家，于政治无益，于政权无害。千百年后视之，陆九渊心学非真学问也，不过是培养了一群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辩士而已。
   南宋出了个叶适，28-60岁官运亨通，60岁以后直到73岁去世，都在永嘉城外水心村家居著书，人称水心先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学家们的要害：“‘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23)他反对脱离“事功”而空谈“义理”，他“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24)。我觉得叶适走上仕途做学问，因此他的看法比起别人来更脚踏实地些。他是第一个明确批评“导乎先路”论的学者。他说：“唐虞三代之为学，其君皆圣贤，以身所行，与士相长，取材任官，又与相治。后世不然，但立表置舍，以存其名，如贾谊、董仲舒之流，尚不知人主当自化，而徒欲立学以化人。”(25) “人主当自化”，用不着为臣者在他前面“带路”，叶适的这个观点，应当警醒许多知识分子。叶适还提出了理想的君士关系，承认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天下者一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所能为也。”他认为士人就是“追配《雅颂》”的人物，完成“隆民之所尊，教民之所贤，用之以时而不使壅，养之有源而不使息”的人物(26)。他认为当时社会上追逐为官，是因为为官者忘记了自己作为“士农工商”之首的“士”的责任。他认为应该“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 (27)。叶适的观点是那个时代比较先进的思想观点。
     但“导乎先路”是已经根扎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最高理想。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最后以身殉此道。文天祥正是高唱着孟子开唱的“正气歌”凛然赴死的。过了三百年，又有一个人物以自身的实践走了这条路。他就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35岁时，清兵南下，他在吴中纠合同志，召募义兵，并率家族子弟共赴国难，从事于勤王生活，奔走达五六年。失败后，从事于讲学、著书，清政府虽屡次征召，始终坚持不出。黄宗羲为知识分子“导乎先路”做了最后的句号解释。黄宗羲的思想源自东林学风，所以有很多民主主义的东西。在后来，他逐渐认识到了知识分子该走的道路。他提出“仕为万民”的观点。他说：“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28)从忠君勤王，到后来的“仕为万民”，黄宗羲最终否定了“导乎先路”的思想。
      既然黄宗羲提出了“仕为万民”的主张，那么，应该说“导乎先路”不该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了。但在中国，这个思想依然还有它存在的空间。为这个理想做出最后牺牲的，还有1898年的戊戌六君子。康梁的维新运动，正是一批想要给皇上带路的知识分子掀起来的。慈禧太后一动手，六君子就人头落地。在皇权至上的中国，慈禧太后最后给知识分子堵死了这条天真的“导乎先路”的路。1898年后，中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么？大概是没有了吧？
中国古代的教育有“导乎先路”的成分在里面，不管它是否时隐时现，不管它被论述时如何填充以理想的热情，它都或多或少地置根于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理想追求之中。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思想弥散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里面。我们今天的教育显然不是要培养“导乎先路”的人。这是今天的教育者必须深刻铭记的一个观点。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我们的语文教师，尤其是高中语文教师，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对学生进行古代文化传统教育时，要客观冷静地分析这个所谓的古代教育理想。
       【注】
（1）《说苑》《指武》：“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焉。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尔志，丘将听之。’子路曰：‘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于天，旌旗翩翩，下蟠于地，由且举兵击之，必也攘地千里，独由能耳，使乎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愤愤者乎？’子贡曰：‘赐也原齐、楚合战于莽洋之野，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赐愿著缟衣白冠，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独赐能耳，使夫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辩者！士乎？仙仙者乎？’颜渊独不言。孔子曰：‘回！来！若独何不愿乎？’颜渊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与焉？’孔子曰：‘若鄙心不与焉，第言之！’颜渊曰：‘回闻鲍鱼兰芷不同箧而藏，尧舜桀纣不同国而治。二子之言，与回言异。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则由何愤愤而击？赐又何仙仙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举手问曰：‘愿得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愿者，颜氏之计，吾愿负衣冠而从颜氏子也。’”
（2）《贾谊新书》《劝学》：“谓门人学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与我同性，而舜独有圣贤之名，明君子之实，而我曾无乡里之闻，寛徇之智者，独何与？然则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
（3）《扬子法言》《学行》：“或问‘世言铸金，金可铸欤？’曰：‘吾闻觌君子者，问铸人，不问铸金。’或曰：‘人可铸欤？’曰：‘孔子铸颜渊矣。’或人踧尔曰：‘旨哉！问铸金，得铸人。”
（4）《扬子法言》《学行》：“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5）《荀子》《哀公》：“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哀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庸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 心不知色色，不知选贤人善士托其身焉，以为己忧，勤行不知所务，止交不知所定，日选择于物，不知所贵，从物如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正，心从而坏，如此则可谓庸人矣。”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谓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则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故富贵不足以益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如此则可谓士矣。”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大圣矣？”孔子对曰：“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百姓浅然不识其邻，若此则可谓大圣矣。”哀公曰：“善！”
（6）《离骚》：“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7）杜甫《北征（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皇帝二载秋，润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贵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开篇四句用史笔的手法记叙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后用16句写背景。这是在战乱之中，受到皇上恩许回家探亲。诗人拜别皇上时，一方面感谢这恩典，一方面又为国家大事担忧。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这段写离开行在，回首眷顾。人烟稀少，山深谷险，涧水湍急。
菊垂今秋花，石载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这段写从深山中经过时见到的秋天景象。万物在自然界的阳光雨露滋润下，到秋天来都呈现出成熟景象。想到自己为了走入仕途而远离自然，这一辈子选择的人生道路真是没有选好。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这段写经过战场时的所见所感。潼关一战，秦民半死。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呜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涕，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这段写回到家中的感觉。妻子穿着百结补衣，娇儿哭涕，赤着垢腻的双脚，两女也是穿着补丁衣服，而且补丁上的图案千奇百怪。杜甫拿出带回家来的粉黛衾裯，杜夫人施粉后，变得漂亮多了。大女儿也学着她母亲的样子，梳了梳头，又抹了抹粉，又画了画眉。孩子们扑到杜甫怀里，竟然挽着父亲长长的胡须玩耍。这样细腻的天伦之乐，在其他诗人的诗作中是很少看见的。生活入诗，琐屑小事入诗。全是家庭细事，但笔端下却见出作者在写自己的心情，写自己遭受苦难后的心境，刻画出一个胸襟中全是儒家思想、没有丝毫可掖可藏念头的坦荡老人形象。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这句表达的是这次回家并没有给家里带回多少财物。全国人民都在遭受苦难，杜甫不想过多地谈家里今后的生计问题。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气豁。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何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故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这是诗歌的结尾段落，完全采用大段的议论，没有描写。这时的杜甫关心的是国家大事。诗人把自己摆在“拾遗”的位置，对当前的国事，坦陈自己的看法。
（8）柳宗元《天爵论》：“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夫天地之贵斯人也，则付刚健、纯粹于其躬。……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则志者其一端耳。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则明者又其一端耳。”
（9）柳宗元《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
（10）柳宗元《师友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
（11）胡瑗《松滋县学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在学校。”
（12）《宋元学案》《附录》：“先生尝召对，例须就阁门习仪。先生曰：‘吾生平所读书，即事君之礼也，何以习为？’”
（13）《程氏遗书》：“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14）《明道文集》：“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伦，化成天下。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乡射亡而礼义不兴，贡士不本于乡里而行实不修，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此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
（15）语出《宋元学案》《明道学案》。
（16）语出《宋元学案》《明道学案》。
（17）语出《二程语录》。
（18）《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孝其所当孝，弟其所当弟，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
（19）语出《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20）语出《二程语录》。
（21）《象山全集》《杂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事。”
（22）《象山全集》《语录》：“居象山，多告学者云：女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23）《水心集》：“学修而后道积也，……学明而后道显也，……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
（24）黄宗羲《艮斋学案》：“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朦胧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
（25）《习学记言》《后汉书》：“唐虞三代之为学，其君皆圣贤，以身所行，与士相长，取材任官，又与相治。后世不然，但立表置舍，以存其名，如贾谊、董仲舒之流，尚不知人主当自化，而徒欲立学以化人。明帝始终能以学为重，然褊察无弘裕之益，其意谓不迁怒，不贰过，惟用之诸生而已。此自汉以来知劝学而不知明义之故也。”
（26）《水心别集》《战国策》：“先王知天下者一人之所能有，而非一人之所能为也。是故以天下而为天下。夫以天下而为天下者，隆民之所尊，教民之所贤，用之以时而不使壅，养之有源而不使息，故其要在士。”
（27）《水心集》《科举》：“何谓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兔罝》之诗所以作也。盖有羡于为士则知义，知义则不待爵而贵，不待禄而富，穷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动其自守之勇。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然则尽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砺，义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
（28）《明夷待访录》《原君》：“缘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感从也。……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
（29）这是本文作者的一种推论。“导乎先路”者，为“君”而导也。一要君叫你导，二要你导得符合君的心意。一切皆以君的情感为准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客观地分析认识“国家制度”，产生不出卢梭的“民约论”；也很难有对自身天赋权利的认识，而是以对爵禄的追求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士人不像农、工、商人，士人在社会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依靠，必须待“君”赐予。所以他们只能一心奔走在这条仕进的路上。他们没有对自由的追求，反而是在为君导路时，更加看出了扼杀“理性”和“自由”的必然。清初李塨《恕谷年谱》中说：“此诚先王谕民之道，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也。后儒于民动辄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顽愈梗。”所以作者认为，士将导之责任担于己，必愚民。
（30）对“导乎先路”要做全面客观的分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经历了两千年。它的正确的一面是，为知识分子担当民族、国家重任指明了人生方向，激发了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热情，带给劳苦大众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它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但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应当既看到这种思想的积极一面，也要看到它的局限。选取教材时要审慎，高中语文教师在给高中生讲授古代文化传统时也要审慎，毕竟我们培养的不再是古代的知识分子，而是现代公民。
（二〇 一 一年十月八日-九日文稿，二〇 一 一年十二月六-七日加注）
                      (2020.5.7整理发唐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