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见】少拉些大旗，多做些实事
少拉些大旗，多做些实事
教育虽不易，总有可为处
起飞
实在不忍心用“乱象纷纭”来言说当今中国的教育流派，但当我特意关注“流派”现象后，又觉得似乎只有这个词语，才能指称和涵概。
以地域论，有所谓的京派、海派、津派、浙派、粤派、鲁派、苏派、闽派、川派……似乎每一教育大省，或大区，都能“流”出一“派”；以哲学基础和教育主张论，据我所知，似乎就有新教育、新基础教育、生命教育、生本教育、三生教育、主体性教育、情境教育、情感教育、理解教育等学派。
2007年，《中国教育报》曾以“暑期特刊”的方式，连续9期的篇幅，作过“教学流派回顾”的专题，梳理罗列了建国以来“对中小学教学产生一定影响的教学流派”：卢仲衡的“自学辅导教学”、邱学华的“尝试教学”、黎世法的“异步教学”、张熊飞的“诱思探究教学”、李吉林的“情境教学”、王敏勤的“和谐教学法”、张思中的“十六字教学法”、马承的“三位一体教学法”、顾泠沅的“青浦实验”。看到“中国九大教学流派”的说法，无端想起“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这“沉沉一线”，便是教育教学。
作为教育者——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线教师——对教育教学进行研究、探索、实践，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由此而提出些理论、主张、操作策略，也是善事、好事，但不知怎么的，面对各种各样的流派时，我总会首先想起中国的“八大菜系”——民以食为天，或许也就体现在这“首先”的意味上。
菜系也称“帮菜”，按百度百科的说法，“是指在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方面，经长期演变而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风味特色，并为社会所公认的中国的菜肴流派”，所谓“八大”，鲁、川、苏、粤、浙、闽、湘、徽是也。因口福未至，所谓的“八大”，并未一一尝及，但我多少知道，由于地理、气候、历史、物产及习俗因素影响，这“八大”流派，既有独特鲜明的烹饪特色，又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从地域而言，北方菜以浓厚、咸味为主，华东菜以甜味、咸味为主，西南菜则多以麻辣、浓味为主。就烹饪方法而论，鲁菜擅长爆、炒、烤、熘，苏菜擅长蒸、炖、焖、煨，川菜擅长烤、煸、炒、烧，粤菜则擅长煲、焗、炒、炸——无论制作流程，还是口感效果，大多数都能说出个一二三的。
而时下所谓的“教育流派”，尽管有人用博、洋、厚、灵、精之类词语来约略概括，但既不明晰，也不准确。每个流派固然都有其理论基础，体系构架，操作模式，但此派与彼派间，区别既不显豁，特色也不鲜明。鲁派的个性特征是什么？浙派和苏派有何本质区别？“新教育”和“新基础教育”的逻辑差异在哪里？各流派在对立之外，有怎样的统一关系？……诸如此类问题，不仅一线教师“弄不拎清”，便是专家学者，也很容易“晕就一个字”。
读过郑金洲写的《大陆教育研究中的“京派”与“海派”》，他“从研究风格及特征的角度”，关注和梳理“京派”与“海派”的“大致分野”，并从“在吸收国外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上”、“在理论的阐释与建构上”、“在教育理论研究与政治的关系上”、“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甚至“在行文风格上”几个方面，梳理了“京派”、“海派”的不同，但读后细想，所谓的分野，并不迥然。
仔细想来，“八大菜系”所以个性独具，特色鲜明，既因为物产决定了食材，又因为地理决定了口味，同时影响着烹饪方法，而所谓的教育流派或教学流派，不过都是基于对“教育教学”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而“教育教学”问题，更多的是共性（如共通的人性、共同的文化，甚至共同的政策背景、统一的课程标准，统编的教材教辅……）。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八大菜系”是用不同的食材、不同的方法，做着不同的菜品，“教育流派”则只是根据大致相同的原料，用不同的方法，做着同样的菜品——倘使中国教育的大地上只出产大萝卜，“教育流派”们所能制作出的，也不外乎是拌萝卜丝、炒萝卜片、炖萝卜块、风干萝卜丝的区别。如此，无论给萝卜丝贯以“翡翠萝卜丝”之名，还是给萝卜块安上“白玉萝卜块”称号，也只不过是菜谱取名时所讨的口彩和谑头。
倘若只为讨口彩或玩谑头，还不要紧，可怕的是，今天盛行的“教育流派”，包括这样那样的“模式”，颇有扯虎皮、拉大旗、立山头、设香堂的征兆——“扯虎皮”以唬人，“拉大旗”以造势，“立山头”以聚众，“设香堂”以收纳信众、贩卖思想、萃集香火。大家都想着树旗设坛，都想着跑马圈地，都想着雄霸一方，都想着占据高点，都想着汇聚“拥趸”，因此而“乱象纷纭”，甚至由“派系林立”，而走向“派系之争”。如郑金洲先生所说：“大陆现有的研究体制和教学方式又使得各研究者团体倾向于成为一种相对封闭的体系，这种体系对其它研究风格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如此，纷纭的流派，纷繁的体系，听起来热热闹闹，看起来轰轰烈烈，一派虚假的繁荣，但是对教育教学，到底有多少实在的意义和价值呢？
近一百年前，有感于舆论界“偏向纸上的学说”的“大危险”，胡适先生写下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今天看来，亦不为过。尽管他所针对的是“空谈主义”，而今天的“教育流派们”，虽然并非仅有理论的空谈，但他们的理论，要么因画地为牢，而“相对封闭”，要么因过份强调，而“具有一定的排斥性”，甚至因为要惹眼球，想悦视听，而“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正有成为“抽象名词”的危险。而当这样的“抽象名词”，借助教育行政的强行推动，来盅惑一线教师、扰乱一线教育，则是更为可怕的事态。
这样的担心，并非杞忧，日益为人诟病的“模式”推广，便是明证。
在那篇文章结尾，胡适先生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把“主义”换成“流派”，针对今天的现实，这话也还是讲得通的。因此不妨套用胡适的主张，表明我对“乱象纷纭”的流派们的看法：少拉些大旗，多做些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