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溺戏剧的末世之兆

外在世界附着于人，故曰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与谁厮混一处。说唐虞，道古风，伶人每日扮演才子佳人，既久自会温文尔雅一番，扮演帝王将相，不由得透出几分轩昂气宇来。有人为此不悦，推断贼人演多了，难免心怀反意，皇上演多了，势必僭越之嫌，永乐九年，大明律便颁布有关于杂剧的禁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

女人当家，墙倒屋塌，晚清时，上激天变，国事纷乱如麻，下致民怨，邦本风雨飘摇，老佛爷垂青京剧照例不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非政府刻意提倡，却因皇家喜爱，一时间朝野趋之若鹜，奉行者以为定例。王公大臣好之过甚，整日口念烟粉之语，甘于俳优为伍，进而咿咿呀呀，粉墨登场，小白脸美学随之盛行。《黄鹤楼》中有刘备东吴招亲一出，一次，同治帝扮赵云，太监高四饰刘备。赵子龙上场，向刘备打躬行礼：“参见主公。”高四连忙起身：“奴才不敢！”同治说：“你这是唱的什么戏！不许这样，重新来！”台下的太后大乐。慈禧曾召集诸大臣同看《下河东》，演至戏中奸臣欧阳方君前拔剑时，当即传令把演奸臣的艺人按倒，心狠如椒，重重打上四十大板，台上演员苦苦哀求，台下大臣一脸尴尬。经国之道，便在戏里戏外、台上台下不言而喻的微妙中，尽得告白，无奈已是国势渐轻，臣工渐暌。戏剧救国，不是让花拳绣腿上战场，而是警示预言作靶子。

戏班子受邀进宫者也多，为此有人进谏，文廷式《知过轩谭屑》载光绪十八年事：“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史王濂奏：优伶贱质，不宜近至尊。有小叫天、十三旦者，闻尝召入。又有俞庄儿者，闻尤得亲近。此等污秽之人，岂可令其出入宫禁云。又谓：皇上必不能知此等贱人，度必有荧惑圣听者。奏入，上大怒曰：不知他还要说甚么？命枢臣传入诘问。俄传入军机房，张之万顿足曰：你为甚么参到皇上？遂问其上折是何意思？王濂曰：小臣风闻如此，只为有关圣德，故不敢不奏。上又令军机问之曰：伊折中言有荧惑者，试问荧惑者为谁？王濂奏曰：臣唯不知何人，度必当如此。若确知其人，亦必写入折中，不敢隐也。上又传问，伊此折有无主使？何人代撰？王濂奏曰：臣奏稿在怀中。遂以原稿递军机大臣曰：上问主使，此即主使矣。军机一一复奏。上欲即加以罪。军机为碰头乞恩。及上请懿旨，乃得宽免。”听人劝，下三滥，大臣直谏无错，却有拂上意。光绪痴迷于此，朱楼一角，人间万事，转移被囚之痛；慈禧耽湎于此，亲审剧本，琢磨音律，交替丧子之失。倚仗独立，耿耿于怀，王濂的举动有史可鉴，无可厚非，后唐李存勖便因宠信伶人而丢了卿卿性命，“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暮云合壁，寂寞残霞，沉溺于戏剧，终归一种末世之兆。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即便假王冠亦然。其实大可不必，只要做个县令，所有梦想轻易实现。旧事新演，戏中皆真情，一时风光，受人围观目送，难免入戏太深，将情绪化、感性化带入生活。袁世凯五十寿辰办堂会，那桐与老谭鑫培玩笑道：“今日宫保寿诞，老板可否唱个‘双出’（两出戏）为堂会增色？”谭本不想唱双出，又不便杵其意，驳其面，也玩笑道：“除非中堂给我请安。”谁知那桐竟当即屈膝道：“老板赏脸！”庆亲王为姨太太做寿办堂会，谭鑫培抵达时，竟亲至仪门迎迓，然后与之携手共进，使在场的文武官员不敢先行一步。

生有补于时，死留名后世，毕竟这样的伶人如凤毛麟角，而辉煌也只是一时的荣宠。有鉴于此，伶人做派，大有讲究。嬉闹有度，人人自留余地；出言有尺，事事退让三分。扮文装武，一生都在演戏，都在重复别人的故事。入行就得花言巧语，笑面迎人，逢场作戏而戏过无痕，久而久之，融入性格体系。人情得有，却不可太世故，否则便是在生活中演戏，难免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