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传奇
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即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初、高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没有固定薪金，许多人还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我的表哥就是一名赤脚医生。他在大同念完高中后返乡劳动，他的姥爷学过中医，他因此把中药的“十八反”“十九畏”背得滚瓜烂熟；还有什么“十全大补汤”“四君子汤”等汤头歌诀也能随口而来。由于社员们的一致推举，表哥才当上了一名赤脚医生，在那个年代能当上一名赤脚医生应该是一件很荣幸的事。
1969年下半年，堡子湾公社推广合作医疗制度，办起了“毛泽东思想统帅新医疗法学习班”。由大同市卫生局组织的“6.26医疗队”的医生做教员，培训公社卫生院和准备做赤脚医生的农民，大力推广“一根针”“一把草”治疗各种疾病的先进经验。
听表哥说，在学习针灸的时候，老师一讲完，他们就马上操作。学员们自己扎、互相扎，一个酒精棉球，裹在针上一抹，然后再在穴位处一搽，就算消毒了。那时候灸针也缺，一根银针、一个酒精棉球可以反复用十几个人、几十个穴位，直到酒精棉球都成了黑的了还在用。
他们常常是一边学，一边对外门诊。很多学员纯粹没有医学知识，对生理解剖一窍不通。常常有按摩至皮破的，也有进针后旋转过度，以至于皮下纤维组织缠着银针拔不出来的。
一天，一个老太婆因为眼疾来求医，一个胆大的学员就给她扎睛明穴。扎下去一寸多，然后提插、旋转，由于幅度过大，还没有取针，病人的眼睛就肿起来了。老师看见了，让他马上取针，等到取出针来，病人的眼睛已经肿的睁不开了。那老太婆惊慌地问：“医生，我的眼睛要瞎吗？”老师回答：“没事，明天就好了！”她回去后究竟咋样，就不知道了。
得胜堡的合作医疗站设在一个长期没人住的破庙里。有一张二屉桌、一个脚踏的药碾子、一把切中药的刀、一杆秤。玻璃注射器二毫升、五毫升的有五六具、五十毫升的一具。注射针头十多只、体温计两只、手术剪一把、出诊箱一个、听诊器一个。中药也就五六十种，每个品种很少一点；西药大概有三十来个品种：复方阿司匹林、安乃近、扑热息痛、四环素、土霉素、长效磺胺、阿托品、黄连素、甘草片，消炎粉，纱布、胶布若干。
得胜堡的社员还有个习惯，众口一词地把表哥的听诊器说成听病器，动不动就对表哥说：“用你的听病器给我听听，我到底有啥病？”
据表哥说，他们医疗站好歹头天晚上还要把注射器、针头煮一遍。而其他公社的医疗站，一般就拿开水涮一下。一具注射器、一个针头，要用一天。有的医疗站一瓶100毫升的蒸馏水，用了几个月，里面都生出一团团白色絮状物了，医生还在给病人注射时用。由于赤脚医生注射青霉素不做皮试，死人的事好像也发生过。
表哥说，一次他去堡子湾参观公社的合作医疗站。一个人称刘大夫的人拿出一支针管和一个针头正准备给人注射。
表哥问他：“你的针头消毒了吗？”
刘大夫把针头放在嘴里抿了一下，说：“这就算消毒了，唾沫就是杀菌的。”
表哥说：“这哪能行，太不讲卫生了，这样注射会感染的！”
刘大夫说：“没事，我一直都是这样打的。”
表哥说，那时农村缺医少药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贫穷的原因，农民生病有三宝：就是一拖二扛三草药，实在扛不过去了，才来找医生，常常因此把病给耽误了。
一天深夜，地主子弟孙富来找他。他听说表哥手里有青霉素，儿子病得特别厉害，想请他去给儿子打一针。打一针青霉素大概要七八毛钱，而他确实找不到钱，没钱又怕表哥不来，于是拉了个知青陪着，因为知青每月有固定的十元钱。表哥见有知青兜底，背着急救箱急如星火地来到他家。孙富老婆端过煤油灯来照着，表哥撩开破旧脏得看不出原色的棉被，看了一眼就赶忙退出来，把孙富拉到外面说：“孩子都死了叫我来做甚？”家人顿时嚎哭成一片。表哥说：“这孩子是蛔虫钻胆，疼死的，你们为啥不早送公社卫生所？”表哥失望地走了，他一出门，老婆就和孙富吵了起来，责怪他为啥不早去请医生，孩子已经在床上翻滚了两天了，为啥不早点向知青借钱……
天快亮的时候，孙富把儿子用席子裹着背了出去，埋在了御河边的草滩里。
还有一天晚上，表哥一人守在医疗站，一个农民抱孩子来找他。孩子有十个月大，发烧咳嗽，呼吸困难，体温39度多。表哥一边翻看《赤脚医生手册》，一边看药瓶上的说明，给孩子配了点复方阿司匹林、四环素、甘草片。第二天传来消息，那孩子回去当天晚上就死了，表哥听了好难过。
由于医疗设备不完善，误诊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次，一个女人领孩子来看病，说她的宝贝儿子有个耳朵发肿发痛，表哥用手摸摸，用电筒照照，以为是中耳炎，然后就往耳朵里灌药水，岂料这药水一灌进去，孩子的耳朵更痛了，洗一次痛一次。直到孩子无法忍受时，表哥才不好意思地说：你还是领他出丰镇看看吧！结果人家带孩子到丰镇卫生院检查，医生发现耳窝里生豆芽啦。用夹子把耳窝里的豆芽夹出来后，耳朵立马就舒服了。原来，这孩子在豆垛里玩，一颗黄豆跑了进去，表哥灌了药水，豆芽就在里面长大了。这也难怪表哥，因为没有反光照明设备，他根本看不清耳朵里的情况。
那时，得胜堡许多人都患过夜盲症，一到天黑，甚也看不见。有一回五舅出丰镇，回来的时候天已晚了，又下起了大雨。他骑个自行车，掉进了路旁的水沟，爬了半天才爬上来，摸索到家都快天亮了。
五舅的一个孙子是被注射了庆大霉素之后耳聋的。刚出生是个特别可爱机灵的孩子，后来因为常生病，一生病就去打针，那时就属庆大霉素便宜，结果把耳朵给打聋了。当然没有人去追究赤脚医生的责任。老百姓没有别的本事，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认命。记得那年过年时，他二叔拿鞭炮在他的耳朵边放，测试他的听力。鞭炮响了一分钟，他啥反应也没有。大家都笑，他也笑。
其实，在乡村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大队给的一些补贴；有的则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人叫，他们就得赴诊。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有时还要亲自陪着去。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个成本钱，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连成本钱也拿不出来，那就只好倒贴了。
有时候碰巧把病给人家治好了，老乡们也会千恩万谢。进门就说：“谢谢救命大恩”，然后放下几束挂面和几颗鸡蛋，作为谢礼，表哥再三推辞也不行。
表哥说，按农村习惯，农民们来看病，或者出诊，男人们都要向医生敬烟。表哥不抽烟，人们也要强敬，那些很廉价的烟，桌子上扔的到处都是。一天，大队书记告诉他：“堡奎，以后他们给你烟，你把它收好，给我。”从那以后，病人递烟，表哥就随手放在一个空药盒子里。大队书记隔三差五来这里翻看，干净的，贵一点的，就收走；脏的皱巴巴的他不要，自然会有不尊贵的人捡来抽。
听表哥说，堡子湾有个赤脚医生，因为懂得一点卫生知识，知道有些病会传染，所以轻易不碰别人的茶杯。但去病人家，也就是送个药、打个针，几分钟的事，却必定要吃人家一些东西。通常的情形是，他来时，一碗面条已经煮好，上面再卧两颗鸡蛋。待他拿完药打完针，就把面条端起来，毫不推辞。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这样招特，下次想请他，就难了。一次表哥看见他并非吃饭时间却在人家家里慢条斯理地吃，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你嫌人家茶杯脏，咋就不嫌人家饭碗脏呢？
得胜堡的大队书记和十来个妇女相好，闹得满城风雨。一次，他老婆跟表哥说：“不是我不许他在外面有相好的，但是太多了，伤身呀。”书记老婆是地主出身，一天因为他在外面拈花惹草，老婆追到街上和他打架，情急之下一把抓住他的命根不撒手。正好那天公社书记来了，于是老婆揪住公社书记诉苦。大队书记一见到上级，立刻大叫：“×书记，她爹是地主！”一时传为笑谈。
表哥学过劁猪，因此计划生育手术也会做。他说，其实就是切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完事了，挺痛快。
有一回，他配合大同来的大夫做计划生育手术，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不知道深浅：还跟着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就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二十多个，一口气干完了。
我好多年没回老家了，听村里人说，当年的赤脚医生全进城务工去了，表哥也去大同新荣区煤矿当充电工去了，后还来升任了班长，表嫂一直在矿区的食堂做饭。唉，农村现在还是缺医少药，老弱病残有点头疼脑热，还是没人管。你说该如何衡量赤脚医生这个业绩呢？我也不知道。
后记：
李晓（巴金公子？）在小说《大洪山》里写的是“我”插队当赤脚医生的故事，说是一天半夜队长命他去二十多里外出急诊，他见了患者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赤脚医生。老农惊诧不已，毛主席的医生？这么牛，御医啊！顺便还向他打问韩主席（韩复榘）现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