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声:有些回忆,永远不会褪色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是陶渊明《挽歌》中的四句,意思是——

亲戚们有的余哀未尽,别的人又已经唱起歌来了。人死了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寄托躯体于山陵,最后和山陵同化而已。

在葬礼上,最能感受一个人在他人心中的真实性。

因为此刻,已无须玩虚假,流露出来的应是真性情。

当一个人死后,能让亲人以外的人怀念,应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一个走散了的人,能让别人在多年后,心里还会疼,那这个人不简单。

傅斯年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

孟真的去世,使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者与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有一种力量,并发挥其领袖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们最大的损失。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留念。于是,傅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1949年3月底,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与台大学生联合起来,高呼“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口号,引发当局严重关注。

4月6日,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闯入校园欲开杀戒,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

傅对前往执行任务的警备副总司令彭孟辑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彭孟辑禁于傅的气势,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

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而师院不但有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还有七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

事件过后,师范学院受到了停课整顿,师生重新登记并接受军训、校园戒严等惩处。

而台大虽受波及,但比之师院要好得多,皆得益于傅斯年竭力庇护、斡旋之功。

许多年后,师院师生还就这次事件与台大相比,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软弱无能,而对傅斯年夸赞不绝。

傅斯年

卢作孚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走了,未满五十九岁。

自杀前,他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中写道——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晏阳初,四川巴中人,平民教育之父。

1940年,他在四川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1955年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

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他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晏阳初回忆——

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1939年1月,卢作孚和长子卢国维(右)、次子卢国纪摄于成都晏阳初家

卢先生的一生,说来也很简单——实业救国。

1937年7月战争爆发,卢作孚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1938年1月,卢作孚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此时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批政府机构、学校人员及工厂设备,后撤西南大后方;同时四川军队亦整军出川抗日,卢作孚及其所领导的民生实业公司船队,承担此运输重任。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后,形势更为紧急。此时宜昌岸上尚有3万多人员及9万吨以上器材待运入川,一时人心惶惶,争着抢运,导致秩序大乱。

军政部长何应钦要征收民生公司的船只,卢作孚不同意,说征收也不是解决的办法。他亲赴宜昌,妥加安排,以最低运费,采三段航行方式,在日机昼夜不停骚扰下,在枯水期到来之前,于两个月内由宜昌抢运至重庆,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传奇色彩更显浓厚。

这个企业家,就是卢作孚。

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梁思成与林徽因

1990年,陈占祥去哈佛大学演讲。

曾与费正清夫妇小聚,谈及梁林夫妇的早逝。

已经衰弱不堪的费正清动情地说——

失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失去了大半个中国。

梁林夫妇与费氏夫妇,相识在1932年的北平美术俱乐部。

那天,梁思成、林徽因去看画展,与画家费慰梅及其丈夫费正清一见如故。

当时正清正在读哈佛研究生,来到中国要进行四年的学习,慰梅刚从哈佛女校美术系毕业,而思成曾在哈佛研究生院就读。学长、学弟、学妹,一条无形的纽带将素昧平生的两对夫妻牵引。

林徽因爽朗热情不失真诚,梁思成幽默风趣不失仁蔼,这对东方夫妇深深吸引着费氏夫妇。费氏夫妇为自己能在北平遇到梁林二人而惊喜。更重要的是梁林二人都精通两国语言,通晓西方文化,他们很快建立起了友谊。

四年的学习一晃而过,费氏夫妇要回国了。

正清如此回忆1935年的12月——

我们不需要坚忍不拔。Wilma(慰梅)和我即将动身到一个比较幸福的世界去了。离开思成、徽因让人黯然神伤,共度的日子让我们已不分你我,难以割舍。徽因成了我和慰梅最亲密的朋友。分别令人心碎。

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天坛祈年殿屋顶上

1937年七七事变,梁氏一家离开北平。

徽因一路给慰梅写信,即使隔着万水千山——

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无以言表。

有时,徽因也会向慰梅描述——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来……但看来除非有慰梅和正清来访,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林徽因到了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后,不久就病倒了,身体消瘦得几乎不成人形,她的肺结核病复发,连续高烧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用体力慢慢地煎熬。

这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写信邀请思成去美国访问讲学。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知道他们的情况后也力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

思成复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温馨絮语,岁月留声, 正清如是说——

思成和徽因,在我和我的妻子的一生中所产生的影响是独特的。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1950年,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讨论国徽设计图案

金岳霖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岳霖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要和大家一起纪念。在座的一些人看看这位终身不娶的老先生,偷偷地掉了眼泪。

金岳霖的爱是内敛的,《林徽因传》的后记中写到这样一件事。当时作者想请当时已经86岁高龄的金老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老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金岳霖

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学生。他说——

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复这个问题。

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

我又接着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后来,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自己的影响——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

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金岳霖

金岳霖性情温和敦厚,与人谈话总是“如果这样,那会怎样“,又或者是”或者……,可能……“诸如此类等等。

1950年,成立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徐永瑛出任主任,金岳霖是编译之一。徐永瑛很器重老学长金岳霖,《实践论》、《矛盾论》翻译中遇到重大疑难,往往请他定夺。

解放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但就过不了关。而金岳霖在运动中进步较快,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金岳霖到冯家做工作,一进门,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晚年的冯友兰撰文——

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时期的嵇康。稽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表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的现代影子。

金岳霖

叶企孙

在叶企孙的遗物中,有一张保存了60多年的考卷,答卷人是李政道。李政道在西南联大上大学时,他的电磁学教授是叶企孙,而这张考卷上,严厉的叶企孙只给了83分:理论题一个小的疏忽扣2分;实验“不够认真”,扣15分。当时总拿满分的李政道在学校小有名气,这个83分,深刻印在他心里。

1945年8月,因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调任重庆中央大学校长,叶企孙继任联大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傅斯年,频繁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办理学校复员事宜,叶企孙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并主持联大校务,成为事实上的西南联大第一把手。期间,国民政府实施“种子计划”,在吴大猷推荐下,叶企孙力挺年少聪敏的物理学天才李政道公费出国学习。

当李政道到南京去取路费和护照时,人们惊异了一个“童子军”,当时李政道只有19岁,“穿着短裤”。

1998年,叶企孙少年就读的上海敬业中学隆重举行叶企孙诞辰100周年纪念及铜像揭幕典礼。数学家苏步青题写“一代师表——叶企孙”,李政道应邀出席,他对自己的老师感恩备至,说:“叶师,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李政道(左)与杨振宁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

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钱三强、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郭永怀。

其中叶企孙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理学院主政和任教期间培养的学生如下:

王淦昌,1929届。赵九章,1933届。彭桓武,1935届。钱三强、王大珩,1936届。陈芳允,1938届。屠守锷,1940届清华航空系。邓稼先、朱光亚,1945届。

叶企孙学生之学生: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另有两位院士级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1934届;胡宁,1938届。

叶企孙

1974年,“文革”渐进尾声,沈从文找到馆长,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给馆长写了一封长信——

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质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

此刻,仿佛听到杜鹃啼血的哀鸣,但上级依旧无动于衷。无奈之下,沈从文离开了历史博物馆,再也没有回去……

在表侄黄永玉的笔下——

他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啮,也是从不想到报复。这原因并非强大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已不是他的工作习惯。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一直都微笑着,他说他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的尽心尽责,连缝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抠了出来,然后有些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

此时,一个刚出道的女记者站了起来,走到沈从文的身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沈老,您受苦了。“眼里隐约有泪光闪动。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的沈从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记者的胳膊,失声痛哭了起来,劝也劝不住,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一样,哭了很久才慢慢缓和下来。在场的很多人都说,从来没见过沈老这么失态过。

沈从文八十岁重访自己出生的凤凰旧居

1980年,聂华苓(美籍华人作家)夫妇来到北京,来到沈家——

您不写了,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我的小说过时了。

好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过时。

现在研究古代丝绸,不是写作的心情了,也写不出来了。

沈先生捧出一叠厚厚的本子,是一片片精美厚朴的锦绣。那是他在漫长艰苦的日子里,用另一种方式而凝练的艺术匠心。

华苓夫妇惊叹得说不出话。

沈从文微笑着,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恬适,无挂,无虑,无求。那微笑透着摸不透的禅机。

1984年6月,北京,聂华苓再见沈从文,没久留,也没多说话——只是要沈先生知道,天涯海角有那么一个人,在为人和写作上,沈从文是她仰望的天空。

1982年5月,沈从文回老家时,竟然听到了家乡的傩(读作“挪”)戏,而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打鼓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颇具古风。沈从文听了,连说:“这是楚声,楚声!”并动情地泪流满面。

汪曾祺最懂沈从文:”沈先生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1988年,沈从文逝世。

汪的笔下——只通知少数亲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花、康乃馨、菊花、菖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

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从文

俞大维

俞大维,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便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后来,他婉言谢绝美、德等国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国,要为中华民族效力。

俞大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诣的兵器弹道专家。他于1933年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1946年初任交通部长,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湾出任“国防部长”。1993年7月8日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96岁。

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的表彰研制“二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大会上代表受奖人员所致的答谢词及感言中的一段话——

钱学森说:“今天受奖者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科学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队及第三代梯队,我们第一代梯队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张成绩单,算是对国家的期望有了一点交代。在此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有三位先贤前辈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感恩与怀念的,由于他们三位的远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宽宏胸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才有今日的开花结果,以丰硕的成就呈显在国人面前。”

“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听到这里,在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这段显示我国科学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和严谨治学态度的讲话,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疑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钱学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怀念”的三位先贤前辈都是台湾学贯中西的著名科学家,他们是:俞大维先生、吴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钱学森说:第一位先贤是俞大维先生,他是以学者(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及德国柏林大学弹道学专家)身分受邀从政,于一九三三年初担任国府时代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主管全国军火武器之研发与生产制造。俞氏上任后,深感中日大战,一触即发,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从德国、瑞典及捷克等国购买武器,弹药、枪炮材料,引进有关科技,大力整顿金陵、汉阳,巩县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厂之生产方法,革除陋习,并有独到的创见与建树:

第一点,他深知工业的发展,要在科技研究发展方向扎根,所以在“九一八”东北事件后、抗战军兴之前,即成立许多研究发展机构,如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航空兵器研究所及军用车辆研究所等,并高薪聘请德国弹道学权威克朗兹(Cranz)博士来华教导并协助工作相当时日,同时在国内延揽理化方面专才随克朗兹工作,他培育了许多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点,他深知军品的品质,关系到整体的战力,必须提升制造能力,建立军品规格与检验制度,于是在各兵工厂设立工具、样板工厂,加强制造能力与产品精度;由各研究机构,会同兵工署技术幕僚,订定各项军品的规格及机械产品的图样法规,并建立产品验收制度,再由验收零件成品,进而作配装半成品检验,再进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点,他深知工业管理经济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导工业,掌握效率的重点在成本会计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军火弹药生产的成本会计制度,全国各生产工厂及大企业多纷纷仿效,在当年重庆大后方蔚为风气,对我国工业水准的提升有深远的影响和助力。

当年留学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理工学人专家,国内各大学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参加国防科技研发及武器弹药生产工作为报国之志,并引以为荣!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战爆发,俞氏奉命将全国二十多个兵工厂迁移到大后方,抗战八年期间,国军作战所需轻兵器和弹药不曾短缺;而兵工厂也培育了大批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孙家栋,黄纬禄,以及未受奖的火箭专家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等人均曾在俞大维领导下的兵工厂及相关的研究机构打下了坚实的兵器设计与制造本领。

钱学森接着说:在我国导弹研发领域中,我钱学森不过是理论上及精神上领导者(Theory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体设计、工艺、实际生产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兰如及谢光选这一批出身兵工厂的人,所领导的一群技术工人们的集体杰作成果。俞大维主持兵工厂业务长达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誉。他是我国近代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位大力开拓、耕耘、播种,灌溉、施肥的始祖园丁,我们不能忘记他。

钱学森的讲话不仅告诉人们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诉人们,中国大陆取得“二弹一星”的伟大成果,得益于后来到台湾的俞大维等先贤前辈们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大维

一个走散了的人,能让别人在多年后,心里还会疼,那这个人不简单。

一个男人的面容,即是他人生的履历表

【山佳原创】卢作孚——一个不能忘却的人

生活的本质,是人注以怎样的品相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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