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同质化与求异质性｜杨早·早茶夜读657
657 | 读城记2020
文/ 杨早
47岁，文史学者
各位读友大家好，我是杨早。
转眼就是7月了，又到了我当领读者的月份。咱们7月读的这本书《中国都市史》，日本的斯波义信著。
怎么开始我的领读？从6月份的一个新闻讲起，就是大家知道的，高邮的汪曾祺纪念馆，有人说抄袭了乌镇的木心美术馆。后来媒体也采访了木心美术馆的馆长陈丹青先生。陈丹青说了一个词儿，叫做“同质化”。我对这一点，确实心有戚戚焉。
组图来自“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2020年6月4日文章
《几分雷同几分真诚：汪曾祺纪念馆开馆，建筑设计被指与木心美术馆相似》
同质化是一种相对而言最省力的做法。有的人也叫做“山寨”。陈丹青说到的“天下建筑一大抄”，来自“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句俗语。事实上，同质化伤害的是什么？它伤害的是活跃的创意和我们不断探索求新的可能性。
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为了敲门砖，不是为了升学，不是为了找饭吃……如果是自由的阅读、思考和写作，去同质化，可能是我们最终要追求的目标。我们一定要读出、想出和写出我们的独特性。这就是我认为真正的目标。所以我自己的对自己要求就是：别人能干的事我就不想干，或者别人干过的事我就不想干。任何时候我总是希望能够想到一些跟前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所以我看到跟别人不一样的，跟主流、跟已有的成果不太一样的精神产品，我都会心里很高兴，很想把它分享给别人，当然不一定效果好，但是我真的很想分享给别人。
所以《中国都市史》大概和之前我们读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基本上都属于这样一种产品。
像蒙元那本书，我不是很赞成大家把它当成一本历史书来读。我推荐这本书，其实最希望大家能够学到作者那种视角，完全破除了中国惯常的历史叙事——尤其是关于南宋叙事的视角，重新来整合资源，重新给你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的某段历史。
刻板印象
当然谢和耐那本书是比较早出版的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它有这种创新的意义，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所以为什么在那次领读的时候，对于去关注南宋史的文章，我不是很感兴趣，我认为那样的话，又把读这本书的用意，扯回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缺乏想象力的那种表述上面去了，治乱循环论，华夷恩仇，时代是怎么推进的等等这样一些命题。
斯波义信这本《中国都市史》，在日本出版于2002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已经是2013年了，里面有很多斯波义信对各种新的历史研究成果的综合和归纳。他自己说，出版社是希望他写一本通俗书——天，这本书叫通俗书！但是，确实，如果你嫌它通俗的话，我推荐你去看斯波义信也是作者之一的，施坚雅主编的那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保准你会看得比这本书要吐血多两升。
斯波义信这本书，我看得很高兴，为什么？它处处都充满着对固有知识的挑衅。我最近看的一本书，是赵妍杰（罗志田的学生）写的，叫《家庭革命》，罗志田在书的序言里面谈到，其实有很多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比如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家庭革命，这个是大家都谈得太多了，都以为自己已经完全能够掌握的一种知识，固有的知识，但是你真的去追问，它里面有好多环节，好多问题，其实都是模糊不清或者是模棱两可的，是可以挑战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比如说五四，《新青年》，其实有好多的生长点，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都已经被前人说得差不多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关键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破除那些所谓的固有知识。
斯波义信这本书就很有意思，作者在《后记》里解释本书为什么叫作《中国都市史》，而不是《中国城市史》。当然日本人说话没有那么直接，但他明显地表达出这个意思，就是“城市”指的是由城墙构成的城，但是中国的都市最早是没有城墙的（大都无城），后来出现的是城市国家，然后变成了“都市国家”，意思是说在城市之外的范围，比如说市郊农村等等，会变成都市的一部分，城墙以外，并非与都市无关。“城乡”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概念，而作者不这么认为，所以书叫作《中国都市史》而不是叫做“城市史”。
在《前言》里面，斯波义信也对好多这种固有的思路进行了挑战，比如说因为“大量中国历史文献的写作者都是官吏或者学者，所以他们所关心的政治及决策，正统思想的脉络已经讲述得足够充分了”，“但是这些千篇一律的记录手法必然不能汇集，能够解析社会现象和市民生活方面的资料”。这一方面确实是日本学者要做得比中国学者视野要更广，也更能深入到都市的日常生活当中去。
另外斯波义信谈到了，不管是大众还是学界，往往都会过度的关注对古都长安、洛阳以及北京的研究。其实我们一般人也是这样子，说到中国城市，就会想到这些古都，好像他们就代表了中国的城市。其实远远不然，“可能是因为在欧美各国，对各地文化传统、地志的记述行为已经成为常识，在中国却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其实这样一种状况，跟中国一直以来的政治架构是自上而下的，有密切关系。在大一统格局下，选择代表性的城市，往往人们会选择国都。今年没能实行的走城计划，为什么我会选择，比如说扬州来代表唐朝，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长安，在这本书里，你也可以找到答案。
到了唐朝的时候，长安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消费型的城市，它是个政治中心，它也是一个消费中心，但是它已经不再是经济中心。从武则天以后，很多唐代的皇帝皇后，他们会到洛阳去“就食”：长安已经供养不了庞大的首都人口了，所以帝王将相们，会跑到洛阳去吃饭。那么洛阳是什么？是交通枢纽所在地，而真正的经济中心还要往东南去找。
开封为什么建都？开封建都是一个枢纽优先的决定，它并不产出政治与商业需要的货物，它需要利用汴河这样的交通枢纽来为它运送物资，它的位置很像日后的北京，也是靠运河来维持它的运转。唯一独特的，可能就是我们刚讨论过的杭州/临安，它本身是一个商业都市，从商业都市变成了临时的首都，它的商业城市的气息可能远远大于它的政治气氛。
《中国都市史》有很多类似角度的思考，包括提出“县制都市”，把一个县看成一个都市，而不仅仅是九里之城那么大的城市，而是包括周边的各种地区，都是囊括在都市的考察范围当中。特别是越靠近代，斯波义信越会关注到一些不那么中心的城市，比如说宁波、泉州、佛山、汉口，这样一些在西方或日本学者眼里非常重要的，具有典型性的中国城市。但是往往我们（特别是北京人）会认为这些都是小地方。这样一种对中国城市的刻板印象可能遮住了我们的眼睛。
前几天小丹讲，大连和安庆之间的这种漠然与无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相信安庆人反过来对大连也没有多少了解。我们中国城市互相之间的认知和了解，往往都建立在巨大的自我认知（就是自恋）上面，其次是将其他地方模式化地贴上标签，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广东人认为南岭以北都是北方，上海人认为上海以外都是乡下人，北京人认为外地人都是“地方上的”等等。这种对各个地区、城市独特性的漠视，呼应着各个城市奋起直追的自我同质化，不管是建筑还是城市设计，还是旅游推广，都在走着一条同质化的道路。
我们很难去阻断或者挽回这种同质化的进程，但是至少从认知上面，我们应该尽量破除同质化的思维倾向。同时我们希望在思考写作的时候，也能够打破这种同质化的陷阱，追求每个人写作的“异质性”——这点我可能一直在强调，我觉得也是需要强调的。你看过去的四个月，大概读到后半个月，大家多少会有点审美疲劳，一方面确实疲劳，另一方面也在于对异质性的重视与强调还不够。有两种倾向，要么是完全写成一个读书笔记，容易将好多大同小异的话重复一遍，很套路；另一种丢开这个书，完全去讲讲自己的经历。
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对我们来共读这本书，没有构成知识上的增益。怎样才能够给已经搭起来的积木，增添上一两块，当然后来者比前面要困难，因为前面的人已经把占据了基础的位置。但那也没办法，对吧？
我不是要求大家——我每次都得说得这么谦卑——不是要求大家，但是我希望咱们共读的话，能够往这方面去尽量地追求，当然是最好的了。还是说回来，不是要求大家，随便大家，能交就不错了。那就这样。希望大家7月份过得愉快、健康。
今晚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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