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苏21 名高众矢

乌台诗案中，为营救苏轼而奔走的人中，既有在野党，也有当权派，不但有朋友，甚至还有政敌的亲弟弟。这样的场景，在明清两代是几乎不可想像的，到了近代乃至当代，这种朋友间的情谊、敌友间的格局，听起来就更像是天方夜谭了。

好了，我们只谈古，不论今。

继续。

与明清两代对于文人士大夫的苛刻与侮辱相比，宋代，即便有乌台诗案，也仍是文人的天堂。

在苏轼被皇甫僎押解返京路过南都（今河南商丘）时，他的忘年交张方平老人，立即给皇帝写信求情。

苏轼晚年从儋州北归的路上，向同行者刘安世讲了很多早年经历，其中就包含乌台诗案前前后后的一些细节。刘安世，元城（今河北大名府）人士，时称元城先生。多年后，他将这些故事转述给学生马永卿，学生据此整理出一部《元城语录》，记载了张方平老人为苏轼奔走上书的事迹。

张方平当年给皇帝写的求情信，最终并没有传到神宗皇帝案前，因为乌台诗案一发，天下士人皆起避祸之心，张老本想把信附在进京公文内呈上，但南都官员怕事，不敢帮这个忙，于是，老人让儿子张恕直接进京向登闻鼓院投信。张公子却胆小怕事，在鼓院门前徘徊良久，最终没有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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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干风雨图轴  清 樊圻

《元城语录》中记载，乌台诗案结案，苏轼出狱后读到张老写的信时，伸着舌头面露恐惧之色。

（东坡出狱，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久之。）

旁人问他怎么了？苏轼沉默不答。

后来，还是苏辙问出了其中缘由：苏轼之所以吐舌，实感后怕。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在乌台诗案中被整得那么惨，写诗讽刺新政当然是官面上的借口，在那个时局下，讽刺新政的人数不胜数，怎么就偏偏要跟他苏轼过不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轼是全天下的意见领袖，名声大到已经盖过了朝廷。

（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

可是方平老人是怎么求情的呢？他在那封准备要呈给皇帝看的信中写道“苏轼乃天下奇才”，这样的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神宗如果看到，几乎就能要了苏轼的命。

（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

元城先生分析，乌台诗案最终可以不杀苏轼，其中有一个原因不能忽略：在苏轼之前，宋代还没有过杀士大夫的先例，如果在苏轼这里起了头，在后世的记载中，就会把将神宗称为“杀文人士大夫第一帝”，神宗当然要顾忌后世风评。

要知道，中国正统王朝的所有皇帝中，也只有两位敢在庙号中用“神”这个字。自视甚高的赵顼，怎么甘心担此骂名？

（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止之）

风雨归村图  明 谢时臣

这件事对于我们理解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在传统的认知中，乌台诗案中，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是那三四名御史台的御史，是新党集团要以苏轼之死巩固政治资本，却都忽略了帝制时代一位皇帝在生杀之间的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苏轼的命运，只系于神宗一句话的上下。

明代史学家李贽在《杂说》中记载了一则北宋神宗朝的往事，或可佐证这位向以英明神武、自比尧舜禹之德的皇帝对于乌台诗案的处置心思。

苏轼入狱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位时代巨星的死期将近，再无回天。

一日上朝，宰相吴充问神宗：您觉得曹操这个人怎么样？

（魏武帝何如人？）

神宗不屑地说：不值一提！（何足道？）

吴充立即以此为契机，为苏轼求情：

陛下您一直想成为像尧舜那样的明君，看不起曹操那样的君主，因为您也知道，曹操其人，猜忌心太重。可是，即便是猜忌心如此重的曹操，也能容忍在自己面前嚣张跋扈的祢衡，您难道就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其宜也。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吴充其人，虽在北宋宰相列表中属于庸碌之辈，但能在皇帝面前说出这种话，是需要巨大的胆识、魄力与见识的。

吴充后代家世显赫，儿子娶了王安石的女儿，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欧阳修的儿子、吕公著的儿子、文彦博的儿子。亲家中有三位宰相一位文豪，可见其为人，绝非庸碌之辈。

回到这次早朝的君臣对话，神宗听了宰相之言，立即大惊失色道：我真的没有容不下苏轼的意思，将他下狱就是为了核对他这些年的指责得失，马上就放，马上就放！

（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而已，行将放出也。）

舆论猛虎，是每个时代最大的杀器。

谢谢观赏，再见

无犀 原创

《重新认识苏东坡》是我自2021年起之日更文章，以地点或事件为节，每月讲述苏轼人生片段，不求全，但求心与坡公片刻共鸣。

苏学已是显学，我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苏轼这样一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已不枉余生每日之“苏写时间”。

是为日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