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闺秀现象学

在上海开车不太容易，那些马路向来不是横平竖直南北分明，却是深深浅浅曲曲折折直到把你绕晕。这种地方的女人自然就有了非主流容身之处：她们可以抽身一边，看潮流来了又去，看他起高楼，看他楼塌了，只要里弄与阁楼还在，不管多少人浮浮沉沉生生死死，上海女人就在那里，在骤变的命运面前，旁人感受的是震惊与无奈，而她们却还能温婉从容地整定一日三餐。

呈现于王安忆、陈丹燕、程乃珊、郑念等人笔下的，真是一门上海闺秀现象学啊。

如若不是生逢乱世，平常人生多见的是温室花，不知何故，上海这个城市多产温室里的树——精致，却能抗风雨。陈丹燕有一本著名的传记《上海的金枝玉叶》，写的就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郭氏家族的郭四小姐（郭婉莹）黛西的一生。她的人生从上海四大商厦之一的永安公司的四小姐开始，到她90岁在上海临终献出遗体供医学研究，最后几年在没有空调夏天必须开窗冬天抱着石英取暖器的小屋子里度过。这种人生在上海多得数不清，但黛西引起陈丹燕的关注是因为她那说起自己由富变穷人生经历时两手一摊的优雅姿态：“你看，我不也好好地过来了？”

好人家出身的小孩往往天真：“日本人来了都过得日子，怎么解放了就过不得？”。她的家族在上海算是有名的富户。永安公司创办于1907年，郭婉莹郭四小姐的父亲郭泉是co-founder。由一家水果批发商在南洋起家，成为上海南京路上四大华资百货公司之一。郭四小姐在澳大利亚悉尼出生后很快随父母来到上海，入读当时的中西女中，后去北京燕京大学学心理学，原本是要出国留学，后来与清华毕业的吴毓骧结婚，眼见得粉红玫瑰为她一路铺就平坦的人生道路，所有的目标就是：“Is it fun？”晚年时的她却对陈丹燕说：“要是生活一直象我小姑娘时候一样，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心有多大，能对付多少事，现在的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那是大多数人没有的。”但说实话，当变革临到头时，她作为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家庭主妇是完全懵的。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第九条规定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共同负责经营管理。公私合营引起企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资方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1954年以后，私营工商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部分私营工厂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部分私营商店停业，收入大幅度下降。这些困难，迫使私营工商业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加强改组改造等措施以渡过危机。1953年底、1954年初，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影响下，不少私营工业企业及企业主主动提出自愿合营要求。从1953年到1954年初的3月15日，共有316家私营业主向政府部门表示了合营要求，符合政府部门计划要求的有93家，如大隆机器厂、上海水泥厂、浦东电气公司、华生电器厂、信谊药厂、新亚药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大中华火柴厂、广勤纱厂、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美亚绸厂、章华毛纺厂、景福衫袜厂等等。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是1955年自愿要求公私合营的，他们的“自愿”有着非常实际的动机。1953年起，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糖食、食油、棉布等都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国外的东西进不来，国营批发部又限制数量，永安百货公司的货架上很快空空荡荡，无货可卖。1954年相比上年，永安的营业额降了一半多，到1955年2月，他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当年秋天，永安的老板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要求，当年11月获批准。1966年，永安百货改成“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1969年改名“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永安再度改名为“华联商厦”，2005年，回到永安百货店名。永安百货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营后，担任了一段时间总经理，后来还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文革后仍因资本家身份遭批斗，1974年心脏病发逝世。

以上所述有些来自百度百科，有些来自文件。直线条式平铺直叙国家与企业的走向，其中裹挟着无数的个人命运是被忽略的。

由奢入俭难，一般人家的奢与俭不会大起大落，著名富户就大不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也有破产的大企业主沦落到去做侍者谋生的新闻，但面临命运骤变，大多数人要么自行了断，要么浑浑噩噩尽可能让自己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当然会有某一类人为了让自己拥有不同于众的丰富人生而主动寻求坎坷。但郭黛西这样的富小姐，温室中的玫瑰，不是这一款。小时候我周围也有几位曾是资本家小姐的奶奶，回忆起那时的印象，她们平时话不多，说起话也是很和气，爱看些闲书，却不与邻里多搭闲话；平静的眼神下藏着难以觉察的警觉。柔婉中带着点硬气——很上海。“否则你对付不了这个城市里的人和事情。”王安忆作品中写到过她家隔壁一幢楼的三层楼，老先生是协大祥绸布行主，老太太是浦东本地人，带着一男二女住在弄堂里，长媳很漂亮，“长子在她19岁时娶了她。文革时全家都瘫倒时，全靠她撑住了一个家。他们家当时进驻了整整一周红卫兵，“我从后弄厨房走过，看见她在淘米，旁边两个红卫兵在问话，这种情况下她还正常地准备一日三餐，谈话时那么淡定，穿着干净体面。”

“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些什么，我就接受它们。”戴西被扫地出门搬到亭子间生活时，她依然可以用铝锅在煤球炉子上烤出带有彼得堡风味的蛋糕；在农场劳动时，她每天晚上劳动结束时要穿过整个上海回到家里看护尚未成年的儿子，但她还会想到从农场带回一只小鸡让儿子开心一些。甚至她的儿女都觉得自己的母亲还和以前一样沉稳，没什么变化。晚年接待来客时，戴西依然会化好妆穿戴整齐，她说这是对人最起码的礼貌，去世的那天她依然把自己收拾得精致整洁。90岁的人，自己上的卫生间，然后吃力地回到床上平静告别人世。让人不得不相信，有些人就是不能被改变被打倒的。

郭小姐的这种秉性和承受力何来呢？以陈丹燕的采访与了解，很大部分来自早年间波丽安娜（Pollyanna）的影响，在那本风靡美国整整一个世纪的童话——《波丽安娜》中，那个失去父母的脸上长着雀斑的１１岁的小女孩，总是能够把不幸的事情经过自己的阐释，转化成高兴的事情，总相信乌云过后有晴空。戴西写回忆录时，花了很多笔墨来描绘她的童年生活，那个在澳大利亚蓝色天空下的美好生活。也许是一个人有了美好的童年，很多好的品质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接受并消化所有的命运，在泥潭里也尽最大努力保留自己的尊严。明亮的童年更容易培养出高贵坚韧的品格。“她的生活充满惊涛骇浪，像一粒坚果被狠狠砸开，她的心灵和精神散发出被寻常生活紧紧包裹住无法散发的芬芳。她的人生也从此成为审美的人生，别人看着壮美，但她历练苦难。”原来一个人没有信仰，也可以非常坚韧。一个人不是为了大众吃苦，也可以保持顽强的尊严。”“要不是我留在上海，我有的只是和去了美国的家里人一样，过完一个郭家小姐的生活。那样，我就不会知道，我可以什么也不怕，我能对付所有别人不能想象的事。”

顾城在“论薛宝钗”一文中说这就是无所求的人，你不能以市俗经验推想她的动机，为什么要什么，她就像“月映万川”，只是现象罢了。也即是说，她行出来的一切皆出于本能和下意识。怎么说呢？这就类似于一种“道”的存在。

在农场刷洗厕所的黛西终于轮到了退休。可她并没有忙不迭扭转身就走，竟是一趟趟跑回去，只为去要一张“光荣退休”的证明书，可以让她挂在家里的墙上，以证明她不是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小姐，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合上书反思，开百货公司出生的父亲和中西女中的学习给予她的应该相当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与教养吧。但就是这样的出身与教育给了她后来应付世事的态度。换句流行语：这样的童年能够治愈她的一生。而不象别的倒霉蛋，要用一生去拼尽全力治愈童年。也许并非是所谓的富裕出身与良好教育让她面对恶意滔天时能持守平静优雅，而是内在的“天真者”生出来的力量。

过去，她生活就像在吃一只奶油话梅，含在嘴里，可以轻轻咬一点儿，含上半天，细细地品味。后来的生活就像捧在手里的冷泡饭，大口地咽下去，不去体味，只求把这一顿打发过去，把这一天，这一月，这一年，甚至这一辈子都好好打发过去。原来这样的人生，归于最本质的简单时，就是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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