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友讲述集邮往事，集邮缘自一颗糖

小时候，大概4岁左右的我很羡慕大哥的“邮册”，花花绿绿的邮票非常好看。但他怕我弄坏了他的宝贝，连看都不让我看。我只能在他欣赏或整理邮票时，偷偷瞄上几眼。一天，大我7岁的大哥一反常态，拿着他的邮册和一颗糖，问我想不想看他的邮票？想不想吃糖？糖和邮票对我这样一个不大懂事的“萌娃”吸引力是难以抵挡的，我忙不迭的点头。看完邮票吃完糖后，大哥又问我邮票好不好看？糖甜不甜？我连声应道：“好看，好看；甜、甜、甜。”大哥一看“时机成熟”了，便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到传达室找老吴头，见到好看的邮票就“截留”下来。好处是可以经常看他的邮票，并有糖吃。我一听这很容易，便向他敬了一个礼，大声回道：“保证完成任务。”

老吴头是报社传达室的门卫兼收发，50多岁，人很瘦，但精气神十足。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是报社的领导，母亲在城北的公路总段当会计，他们工作都很忙，顾不上管我。两个哥哥上小学，没人跟我玩，于是，传达室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老吴头也很喜欢我，他不但故事讲得好，还会敲着搪瓷碗唱京戏，晃着脑袋一板一眼唱得可好听了。难得有这么一个忠实的小“粉丝”，老吴头待我很好，经常给我一些好吃的，什么花生、瓜子、红薯、洋芋呀等等。我找到他把大哥交给的任务一说，老吴头立即表示支持。从那以后，凡是寄给我父亲的信件，统统由我拿走交给父亲。当我向父亲说明来意后，父亲便让我自己把信封上的邮票揭下来，结果笨手笨脚的我，揭下来的邮票，不是少边，就是缺角。父亲一看，直摇头，便拿过信封，将有邮票的那块信皮用剪刀剪下来，泡在洗脸盆里，过了一会，邮票和信皮自动分离，漂了起来，一张完整的邮票就这样到手了。我真佩服父亲，我这小脑瓜子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好办法。从此，父亲在他的办公桌上审阅稿件，我给信封开天窗，父子俩各得其所。不过，只是得到父亲信件上的邮票是不够的，别人的信封上也有很多漂亮的邮票，我也想要，但又不能直接拿走，于是，只好“守株待兔”。等到叔叔、阿姨们来取信时，就缠着他们要，他们无一例外的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满足了我的愿望。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惨……从那以后，因为失去了邮票的来源，我只好停止了集邮。当我上小学4年级时，大哥参军走了。临行时，将几本邮册交由我保管。有一天，随姥姥来我家玩的舅舅，把我大哥的邮票全贴到了墙上。舅舅生活在乡下，不懂得邮票的价值，只是觉得好看，便贴在了他睡觉的床头墙壁上。我放学回来一看，就懵了。抓住舅舅的衣服，哭喊着要他赔我的邮票。舅舅吓得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好。就这样，我的第一次集邮“生涯”毁在了舅舅手上。

其实，第一次集邮，我集的都是信销票，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集邮，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孩子“玩票”。

懂的集邮，是在参加工作后。我们是大型国企，有职工数千人，喜欢集邮的有好几十人，厂里成立的有集邮协会。我调到工会后，就兼任了邮协的秘书长，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集邮爱好者。为了活跃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厂工会每年都要举办一次邮展，有时候国庆节、党的生日或其他重大节日还要举办专题邮展。由于工会经费有限，为节约开支，展框、展架等都是邮协会员们自己动手做的。邮展的展厅就设在厂俱乐部的大厅里。展出的邮票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全部，最珍贵的是研究所石师傅的民国邮票，而技术科杨工程师的外国邮票是他留学德国时集藏的，让人大开眼界。每次邮展都会吸引很多职工前来观展，那个热闹场面，让我很有成就感。为提高邮协会员的集邮水平，我还多次请市集邮协会的专家来办讲座，给大家讲解集邮知识，并答疑解惑。我近水楼台，也常常向专家们请教，使自己的集邮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我是厂工会的秘书，也是厂宣传报道组的成员，经常向报社投稿，宣传我们企业。我们集邮协会的动态也被我写成稿件发表在各级报刊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写起了邮文，从最初的一般性报道，到后来有一定深度的点评，发表过七八十篇，还曾经被《集邮天地》报评为年度优秀通讯员。

几十年来，集邮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提高了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而且对我的写作也很有帮助。我写的文章和诗歌中，许多灵感都来自于邮票，少说也有五六十篇（首）。

正是当年大哥的一颗糖，让我喜欢上了集邮，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的业余生活充实而富有情趣。现在，集邮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还结交了很多邮迷，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成为了朋友。每次买邮票时，大家在一起交流集邮心得，畅谈快意人生，嘘寒问暖，其乐融融。和远方的邮友，虽然天各一方，但通过鸿雁传书，加强了交流，增进了友情。

我最想说的是，一颗糖让我结缘集邮，使我甜并快乐着。

来源：中国集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