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闻:宁夏作家阿舍、马占祥入选201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布公报 ,经过专家论证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核,确定201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入选作品10部。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旨在发现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中青年作家,推出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力作,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收到201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推荐作品54部,经论证、审核,最终确定入选作品10部,分别为中短篇小说集4部、散文集3部、诗集2部、理论评论集1部。

宁夏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散文集《像风一样》、回族诗人马占祥的诗歌集《西北辞》入选该丛书。

此前,宁夏作家李进祥的中短篇小说集《生生不息》、乌兰其木格的评论集《喧哗中的谛听》入选2018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目前宁夏入选作家已达到4位。

阿舍,原名杨咏,维吾尔族,汉语写作。上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现居银川。《黄河文学》编辑。鲁迅文学院第15届、第28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核桃里的歌声》《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流水与月亮》《白蝴蝶,黑蝴蝶》《撞痕》,随笔集《托尔斯泰的胡子》。2010年2011年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2014年获《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2016年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获《十月》文学奖,2016年小说《左耳》获《朔方》文学奖。


阿舍:从《我不知道我是谁》谈起

来源:宁夏文艺微信公众号   采访者:田鑫

                 阿舍: 我不知道我是谁

很长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二零一四年深冬的一个傍晚,一个文学座谈会终于进入尾声。窗外夜幕漆黑寒星闪动,与会者倦意满面,一整天的交流让情感、概念、偏见、善良和期待交织在一起,那些形形色色的言词化为体态不一的精灵,低回于天花板下。我因为感冒而沉甸甸的大脑像灌了铅水。到了最后归结部分,突然,一段关于我为什么是我的话语罩住我的耳郭,扯紧我身体里最敏感的一束神经。发言者分析了我为什么是我的原因:既因我的母系血缘,也因我的父系文化。虽为即兴,但剖解到位,推导合理。彼时彼刻,我的“理性之躯”领会着发言者的准确,也为其真切心存感激。但同时,我的“感性的身体”却紧绷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绳,霎时闪回戈壁童年,怔在与此相似的一幕幕图景面前。不能置疑发言者的好心,这只是我——一个还未为自己是谁准备好的人——本能而简单的生理反应。那一瞬间,时间哗地裂开一条口子,我看见其间纯白的光芒在同一时刻蓄积而落,落成一条白茫茫的长路,徐徐移向我的脚下。显然,时机已到。它如此明了,又如此自然。它似乎在等待这个让我身体“紧绷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绳”的时刻,让我因为深陷其中而生出一种极度的烦恼,生出极力摆脱这种生理反应的渴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烦恼与渴望呢?是你眼睁睁看着别人指认出“你是谁或者不是谁”,而你却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不是谁的尴尬和焦灼。必须结束这种尴尬和焦灼,必须把自己从身体的仓皇失措中解救出来,必须要在别人指认你之前,首先认出你自己。我对自己说。(节选)

主持人:田鑫     受访作家:阿舍

田鑫:《我不知道我是谁》,这篇几万字的散文,一直围绕“身份”这个问题进行,您介绍下这篇散文的创作情况吧?

阿舍:这篇文章是从2015年3月份开始写的,花了六个月写完。但正像我在文章中写的那样,“身份认同”这件事困扰我已经许多年,加上腹稿时间,少说也有五六年了吧。之所以想写这个题材,当然首先是因为自己被他困扰多年,再有,是在这种困扰中意识到,“身份”问题是个普世问题,并不独在我这样有着多重血统、多重文化身份的人身上。大家应该都有感触,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多重身份,简单举例,比如家庭身份、工作身份、社会身份,再往细分,一个家庭身份下面又有多个身份,因为我们同时会是女儿、妻子、母亲、儿媳等等,我们每天都会在各种身份之间穿梭,到了哪种身份,就得说哪种身份的话,各个身份之间都有各自的责任与义务……

田鑫:这篇散文发表之后,读者的反馈如何?能不能看做是您的代表作?

阿舍:比我的任何一篇作品反响都大。首先是刊物的编辑,多处推介并赞誉这篇作品。随之而来的是刊物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不少,阅读量也不错。再后来,是一些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对这篇散文的喜爱,其中包括宁夏著名作家石舒清老师向我发来短信祝贺,给予我莫大鼓励。最给我感触的是一位新疆读者,他经由宁夏审计厅的朋友辗转联系到我,在电话里向我表达了这篇散文在他内心引起的共鸣……

田鑫:有评论认为“阿舍的散文,将散文的传统尊严逼到了一个尴尬的死角,极大地延展了散文伦理的新疆域”, 作为一个有多重身份、多民族血脉的青年女作家,您的文字很明显区别于同龄作家,能说说您的创作理念么?

阿舍:可能正是因为我的多民族文化身份,使我的文学关注点、文学敏感区不同于他人。但话说回来,每个人的文学关注领域都与别人不同,因为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出发点是个人经验,个人经验是无法相同的。我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些,除了多重血缘,又出生在新疆兵团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文化形态的地域,所以看到的外面世界、遇到的问题,都有特殊性。再加上比较固执的性格原因,比如说,有些问题非要搞清楚,极其不愿意人云亦云,所以写作的差异性比较明显……

田鑫:阿舍老师这个环节我们谈谈阅读和写作。您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呢?

阿舍:首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阅读要远远大于写作,阅读除了能教给你观察和思考外面世界的方法,除了能教给一个作家写作的技巧,更大的价值在于,阅读让你看清你自己的位置和坐标,找到你写下去的方向。当然,我所说的阅读是指文学经典,和一切带给你知识和间接经验的各个门类的真正好书……

田鑫:在成为文学期刊编辑之前,阿舍老师做过很长一段时间记者。记者和作家之间,有很多区别,也有相同点,我想知道的是,您是怎么分配时间在两者之间穿梭的?

阿舍:我很感激自己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新闻工作给我带来的最大补益,是让我对现实一直保持敏感。这很重要,因为写作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对现实保持敏感,文学作品的主体是人,而人是处于现实中的,人的任何选择与行为都与现实有关,没有现实,人也就不成立。工作与写作,有时候是互相给予,有时候又互相抢夺,比如在时间分配上,我的做法是,绝不把工作带回家,家里的时间只用来阅读与写作。有了个原则,就会为了回家的写作,下意识地在单位提高工作效率,做好时间规划,让两边的事情不要打架。但事实是,一开始两边经常打架,一打架我的心情会不好,不好就会影响两边的工作效率。所以,为了搞好两边的关系,就得自觉地形成一套纪律,而自己,就是那个既制定纪律、也执行纪律的人。纪律对一个作家很重要,它的作用非同小可,任何事情好像都是如此……

田鑫:您在《青年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了不少作品,感觉挺密集的,平时写作是计划性的还是随意性的?您对自己的创作有要求吗?能说说您一天的日常生活吗?什么时候写作?都有啥爱好?

阿舍:刚才已经说了,我对自己有一套纪律,对纪律的执行很重要,好在这些年我已经形成了每天写作和阅读的习惯,所以,阅读与写作的方向是越来越清晰。一般来讲,会有短期和长期计划,阅读和写作同时进行,都是有明确方向的,不再是像初期写作时那样随意。你所说的创作要求是哪方面的?在数量上面不会特别要求自己,比如说每天必须要写多少字,没有这个要求,只是尽力去写,写好每一句,边写边改,写多少算多少。我一般每天早晨和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阅读,打破这个节奏时候会有心理不适。我的爱好很多,种花、打乒乓球、画画……但今年下半年我发现不能这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要把自己想成是万金油,那样什么都做不好。想要做好一件事,就得学会放弃其他。我在慢慢收减自己的爱好,只留下不能舍去的那部分……


马占祥 ,生于上世纪70年代,回族,宁夏同心县人。就职于同心县文联,宁夏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朔方》《飞天》《诗潮》《绿风》《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诗刊》,并入选多种选本。出版诗集《半个城》《去山阿者歌》《山歌行》。曾获朔方文学奖、六盘山文学奖等,参加第28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17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第七届青创会。


马占祥:我的诉说高不过一座山

严英秀

  宁夏和甘肃比邻而居,据说以前是一家子。我去过宁夏的许多地方,但认识宁夏诗人马占祥却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我见马占祥时,他已到达北京文学馆路上一处幽静的小院了。据说马占祥坐汽车赶火车,风尘千里,车马劳顿,终于到了那座著名的鲁迅塑像下,他卸下行李,感慨万千地说道:“唉,北京真是太偏僻了,离我们宁夏这么远!”

  

  马占祥是一个安静沉稳的小伙子。机关干部的打扮和中规中矩的小平头,使他和另一些从头到脚洋溢着诗人气质的人区别开来。使他和别人区别开来的还有吃饭。吃饭时,他远远地一个人坐在清真席上。他是人群中惟一的回族。后来,大家熟了,不十分拘礼了,便也端着饭盆坐到他那一桌。但无论是笑语喧哗三五成群,还是形单影只向隅而坐,马占祥都是那么安稳,他笃定而自信。从他的背影,读出的不是孤独,而是孤独的力量。

  

  后来,我读了马占祥的诗集《半个城》。半个城就是马占祥生活在宁夏的小县城同心的别名。马占祥生在宁夏,长在宁夏,他热爱宁夏。而他的诗歌,从命名到内容,自然都是关于宁夏的。

  

  半个城,虽然是“这座不显眼的小城,在传说中失去了半个城”之后剩下的另一半,但它“依旧养育着庄稼河流大地和人民”,所以在马占祥的诗歌里,它是完整的,是被放大了的,那就是马占祥用赤诚的文字建构的诗歌宁夏的形象:西部的,干旱的,回族的;苦难的,坚韧的,壮美的。这是地理学层面的宁夏,更是精神意义的宁夏。马占祥深情歌咏了宁夏广袤的大地上那些被前人写过的壮怀激烈之地:六盘山、贺兰山、西夏陵、腾格里、西海固,他有理由在这些名词里自豪沉醉,做出登高望远凝眸历史的姿态,因为他确实写出了那种裹挟天地的浩然长风,那种苍莽浑黄的西部气息。但马占祥没有这样,他做的更多的不是凭吊昔日之荣光,而是抚慰今日之疼痛。他用诗集中近2/3的诗篇,细微精湛地展现了那些卑微、沉默、坚忍的山山水水,一村一壑:庙儿岭、张家井、石塘岭、赵家树村、周家河湾村,村里那道干涸的河床,河边被雨水遗弃了的芨芨草。他详尽描述了所有满含希望又收获泪水的农事,那些过早成熟的山芋苗,没能高过手指的糜子……宁夏,宁夏南部龟裂的山川大地,就这样柔软地、丰润地走进了马占祥的诗歌。

  

  海德格尔说过,归乡是诗人的天职。幸运的是,马占祥不需要寻找,不需要归去,他从来都在那里,他生命和诗歌的根都深深地扎在那里——半个城,这是具体实在可感知的地理学的故乡,更是一个他聊以安妥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他在《小城之一——同心》里写道:“城南是一条河。它如一双手般∕将小城同心托起。而旁边一块阔大的坟地里∕有我的爷爷。三个奶奶。两位兄长。已无法数清的乡亲以及∕刚刚大去的李阿訇。城北一大片荞麦长势良好。一大片玉米∕迎风挺立。我的父辈在小城同心生活过,我在小城同心∕生活过,我的后代也会一样。在小城同心满足而安然。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不止这些,在马占祥厚实悲悯的诗歌里,可以肯定的还有更多的人和事,那些苦难而亲爱的地名共同构建了他的宁夏“干旱的地理”:“小城西吉如此狭长。像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从清晨到∕傍晚。它依次发召唤声。诵经声以及祈祷声∕长长的声音布满了整座小城。它安详平和却包含了∕更多……那里还有些坚韧的人。身穿长袍。将头叩向大地。心中燃着∕火焰。仿佛传说中的部落……”在就连“向日葵都放弃了春天”的山城固原,“在山与山的间隙。总有秦腔抑或花儿飘起∕那是怎样的声音啊∕我该炸裂几次才能干净地收听”;“一天之中五次祷告∕一年之中一次宰牲∕给每个人都赋予圣者的名字∕在韦州,命定的生活里∕一切都相安无事。就连暗淡的太阳∕也会在傍晚把头叩向宽阔的∕大地”;“窑山,这大地上的一粒暗痣。内心蕴藏着∕煤炭般的黑焰火。在五十载不遇的大旱之年∕只让绒毛般的芨芨草淡淡地绿了一下子”;“十万山峦汹涌着聚集张家塬,抬起或深埋了∕无数村落。那一刻:鹞鹰收拢了双翅陡然冲向拥有∕三棵老槐的山湾”;“我可以肯定堡子山是寂寞的。一个撑天的高大身影在∕小城泾源∕撑起云朵。鸟鸣。山风。留下阳光。水声。它经历了∕更多的目光的∕质询。因此它可以见证:一个漂泊的人在小城泾源∕听到水声……”

  

  就是这样,干旱缺水、荒凉贫瘠的宁夏高原,赐予马占祥的却是一个雨水丰沛、葱茏自足的诗歌世界。故乡成就了马占祥,一生“在塬上寻找粮食和水”的父老乡亲,给了马占祥一双以悲剧的重量轻盈飞翔的翅膀。他沉重却不芜杂,澄澈而又深邃,他随意拙朴又深情苍凉的诗句使一个叫“半个城”的地方岿然屹立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版图中。

  

       马占祥在诗集后记中说道,写诗20年,从初次提笔的顽童时期已到两鬓渐白,诗风由抒情转为写实。的确,马占祥的诗看上去非常朴实,因为他以极写实的手法描述乡土世界,但实际上,他的写实既有抒情的传统的根基,又具备一种内在的现代特质。他用词简约,语言克制,摒弃了可有可无的辞藻和修辞,诗句短小精悍,富有张力,尤其在意象选择和转换上,自然轻巧,不着痕迹,但又有深入广阔的内容开掘,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现代意味。他常常从突兀而起的日常场景和思绪的承接转换中,飞跃上升到一个人在完全的寂静和孤独中所感受到的对生命、空间的触摸和彻悟,这样的诗不见虚弱浮泛的吟唱,内在的支撑使诗句的每一个字都瘦骨如铜,铮铮作响。

  

  马占祥生活在“回民的黄土高原”,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必然地笼罩在宗教的光环下。但他袒露在诗歌里的除了一个信仰者的虔诚,还有一个作为思想者才能达到的现代的审视高度,这种内蕴的勇气和精神使我非常赞赏。《参加杨辉爷爷的葬礼》这首诗:“六月酷热,那个被杨辉称作爷爷的人走了……∕他在八十一年中一直达观而∕平民地活着。在最后仍保持着低调的∕作风。我仔细地再次端详了这个老人∕胡须花白。脸色平静。仿佛一块平静的∕石头。阿訇在他身边用《古兰经》的章节∕成全他。其实这个老人已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他没有亏欠什么……”

  

  我同样赞赏的还有《宁夏以南:写给高原的诗》,在这首诗里,诗人在“一再提及黄土高原,宁南山区,一座山,一条河和众多庄稼”,提及“山坡羊,苦菜花,阳光,蜜蜂”,提及“戴盖头的姐姐皲裂的脸颊”后,却低声地喟叹:“我的诉说高不过一座山”。与这句话相对应的是另一首《我将要到山上去》中的“我不能不到山上去,站在高处,看我生活其中的小城的渺小”。这两首诗两句话多么难得,它们交相辉映,写出了诗人马占祥难能可贵的两个方面:在山川河流、在自然万物、在沉默劳作的人们面前,永远保持着敬畏谦卑的态度,永远清醒地告诫自己:“我的诉说高不过一座山”。与这样的态度和胸襟相匹配的是,“我不能不到山上去,站在高处,看我生活其中的小城的渺小”的眼界和立场。作为一个诗人,马占祥做到了谦卑地低下去,低下去投身于渺小和苦难,从尘埃里唱出了神性的歌吟,与此同时,他又警醒着,他挣脱羁绊,完成着对自身对环境对生活的审视:站在高处,俯视渺小。正因为有了这两样最可宝贵的秉性和品质,马占祥正在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诗人。

  

  今夏,兰州多雨,黄河水涨潮,几度淹没了40里风情河堤。每日出门忧虑于一场场突降的狼狈时,心中总会蓦地想起马占祥。想起马占祥在北京的饭桌上,猛地扬起手机,无比欢喜地喊:宁夏的短信,那边下雨了!宁夏下雨了!他脸上的笑,他眼里的亮,像极了一个孩子在宣布:明天就过年了!——但这样的欢喜也是孤绝的,并没有太多的响应和共鸣。人们沉浸在自己的话题中,关于人类明天的走向,关于现代人今天的灵魂,关于后现代时期文学的处境。太多凌空高蹈的宏大思想,使许多人的脸上深刻着恰如其分的忧患,谁又分的出心去关注一片遥远天空下的一场小小的雨呢?谁又愿意从滔滔的热闹中抽身而出,安静地聆听马占祥诉说正在夜降喜雨的那个小城呢?那里,是他祖辈生活的地方,那里,自古以来,十年九旱,十种九不收,那里,年均降水量只有200毫米,蒸发量却是2300毫米,那里,清亮的水源总是离村庄太远,一位回族妇女行走在下沟上塬崎岖不平的挑水路上,桶里的水每洒一滴,她就“哎哟”一声……

  

  那么,现在,宁夏也下雨吗?半个城,它在下雨吗?我的城市里这不期而至的连绵不绝的恼人的雨,会不会是诗人马占祥身后那些苦焦的千沟万壑久盼的甘霖?那么,那些旱塬上的庄稼,那些坚挺在村口如同战士般的矮树,那些在崖畔上开出皱褶的花朵的马莲草,不会再遭遇一瘦再瘦的命运吧?

  

  太多的人说,诗歌是无力的。我不是不知道这个,在今天,诗歌的光芒微弱到不足以照亮一条手机短信撒播的短暂黑暗。但我仍相信,一首纯粹的高尚的诗歌,就是一场好雨。相信那个妇女溅洒出去的每一声疼痛的“哎哟”,都让马占祥用双手掬起,捧进了他的诗歌——那是生活对一个诗人所能赐予的最好的礼物:上天的雨水。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现为甘肃联合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此文刊发于《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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